不同時代，對于博物館的認識也不一致。作為一種舶來的事物和觀念，西方近代公共博物館和博物展示的興起，與博物學及國民教育普及化密切相關。同時代的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思想資源作為準備，所以第一批走出國門，受邀參觀西人博物館的中國讀書人，也就以各自的經驗與理解，來感受這一新興事物。

鼎與博物館：傳統與現代的初會

王韜作為口岸知識分子的典型，與西來傳教士有密切接觸。不過甫至泰西，他似乎還未能弄清“博物院”和“穆西黎”，只是museum這一物的兩種翻譯方法，就已經發現巴黎的眾多博物館中最有名的是“魯哇博物院”（即盧浮宮）。

王韜在參觀中已經體會到了近代博物館的一大特點，那就是不僅無物不備，務求齊全，而且館中陳列安排“分門區種，各以類從，匯置一屋，不相肴雜”。

由法至英，王韜對于博物館服務大眾教育的功能已了然于胸，他認為西方各國有此設施，其目的并非僅僅是“炫奇好異，悅目怡情”，而是因為：

人限于方域，阻于時代，足跡不能遍歷五洲，見聞不能追及千古。雖讀書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綜括萬匯，悉備一廬，于禮拜一、三、五日啟門，縱令士庶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用意不亦深哉。

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在中國史籍中并無先例，不過王氏所謂“遇之于目”而不知名的困境及其解決方法，卻是傳統中已有之物?！蹲髠鳌酚涊d，大禹之時，曾鑄造大鼎，上有百物之形象，公之于眾，供人觀摩。故而剛剛踏上西國土地的國人，就有將博物館和鼎聯系在一起的。出使美、西、秘三國的崔國因認為“博物院如禹之鑄鼎象物”，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廣人之識見耳目也”。

關于博物館，王韜所發議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終究只把博物展示作為“佐讀書之不逮”的手段之一，可見最為看重“讀書”二字，此觀念深植于心。

與之相類似的還有晚清首次正式的駐外使臣郭嵩燾，他在日記中誤將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稱作“布利來斯妙西阿姆書館”，他用了幾千字的篇幅描繪了其中各類館藏，并說有相當部分內容是《爾雅》所未載的。在博物館中，“博聞稽古之士”，可于所藏各種古器物，“考知其年代遠近，與其物流傳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

與之相仿，劉錫鴻也將大英博物館視作“大書院”。參觀之后，他才發現除了書籍之外，館中還有“凡天地間所有之鳥獸、鱗介、草木、谷果，山川之精英，淵叢之怪異”，這些陳列在以前所見的《博物志》之類的著作中全無記載。

龍鳳未必虛構：博物館打開的腦洞

正如郭、劉二使之言，初觀博物館，帶來的最大沖擊，其實是對于傳統博物類書籍所載內容的突破。

相對于草木、谷果，珍禽異獸之陳列則更能吸引中國使臣的目光。當然，圍觀禽獸的最佳處所，并非博物館而是動物園，畢竟活靈活現。

不過動物園有兩處不及博物館，其一是受到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動物未必陣容齊整，盡出而供人觀摩。

比如張蔭桓曾數次前往動物園參觀，有一次園中三獅一虎，估計是百無聊賴，也不給公使面子，“方熟睡”，則觀看效果尚不如博物館的靜態標本。又有一次，張蔭桓發現園中“禽鳥頗稀”，詢問方知因為天氣太冷，所以鳥類都被移往別處。

據日記記載，略悻悻的張蔭桓，在動物園兩次未得償所愿后，隨即前往博物館參觀，作為彌補。

博物館相比動物園的第二個好處，在于有些已經滅絕的動物，在博物展示中，也能一睹其標本。

晚清在海外參觀博物館的國人，就多次記載了各種古有今無，骨架奇大的禽獸。其中有一則記載頗值得玩味，李圭在大英博物館中發現有專門收藏鳥獸標本的陳列室。有一鳥名“都都”（即渡渡鳥），乃“六百年前尚有”，而“今無此鳥”者。

李圭竟由此生發出一大段議論，說西人多嘲笑中國古籍記載的龍、鳳、麒麟等，皆為向壁虛造，但既然有那么多“古有今無”的生物，何以確定龍鳳麟等皆從未存在呢，“都都”鳥說不定就是鳳凰啊。

由博物館所見古生物，而有此類說辭者，并非李圭一人?？涤袨橐哺鶕绹~約和黃石公園博物院中有長數十丈的“龍骨”保存，得出結論說龍鳳等靈物，在三代已經很少，但確實存在。

尷尬：博物館中的“威烈槍”

參觀珍禽異獸，對于遠在海外的出使人員來說，既是增廣見聞，又有工作之余的放松功能。不過有時候，參觀博物館，非但不輕松，而且其經歷讓人并不愉快。

張德彝初次出洋時，前往法國一處公開展覽的“白骨園”參觀，登上“人骨樓”之后，發現陳列著諸多人骨，甚至有胎死腹中的胎兒之骨骼標本。又有各種臟腑畢現的解剖標本，或“腦髓一一外露”，或“無皮無肉”，只有筋脈血管。張德彝咋見之下，“發豎沖冠，肌體生粟”，估計被嚇得不輕。

另一種不愉快則來自于在海外博物館，瞧見中華之物時的尷尬。照理說，他鄉遇故物雖不及他鄉遇故知的喜悅程度，但也應該是頗為欣喜的，但實際情況往往并非如此。

黎庶昌曾隨郭嵩燾前往參觀拿破侖墓園中的“軍器庫”，館中就有數件中國槍炮。首先是進門處放置著僧格林沁督造的萬斤大炮兩尊，入內參觀后，發現還有本屬清廷大內所藏的乾隆朝“御用虎神槍”和嘉慶所用的“威烈槍”等等。

對于這些物件的來歷，黎庶昌雖未明言，但想必心知肚明，乃是庚申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圓明園之劫中，法國的“戰利品”。

“文明與野蠻”：博物館帶來的危機感

與他鄉遇見“戰利品”的尷尬不同，同行的郭嵩燾所感嘆的，并非與館藏具體器物相關，而是著眼與博物館的布置，他注意到館內各國士兵裝束的模型展示，“中國五人”竟然雜廁于非、美“土番”之間，不由“對之浩嘆”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博物館，在包羅萬象之外，還有時間線索以及分門別類的考慮，以此強調進化之線索以及自我與他者、文明與野蠻的區隔。

王韜也是在參觀了拿破侖墓附近的兵器博物館之后，意識到“閱其所陳戰具，亦可悉古今沿革之源流，而行兵強弱之殊矣”。 這里他點出了博物展示所體現出來的一種作為時間上的標示。

這種標示在王韜心目中可能還是類似于中國傳統的沿革或者考源之學，而在西方線性歷史和進步史觀的視野之中則非常明顯地帶有將各國、各民族及各文明放置于歷史前進的線條上加以排列前后和區別文野的意味。

在整個晚清的歷史中，西方列強不斷地以精利的戰具、發達的物質和學問，“逼使”中國人承認他們所劃定的這種文野先后。這些關于先進和落后的觀念，一旦進入內心深處，便會生發出我不如人的感慨。

戴鴻慈總論各國博物院，“大都以搜羅古物為最多，固凡歷史上有關系之器物、文字，與夫野蠻時代飲食日用之具，皆寶貴庋藏之”。同時他也意識到了收集展出的目的，就在于可以知“工藝進步之跡”，考察各地、各時代人民的“生活之程度”，正是為了“覘人民進化之程度”。博物館所體現的將人類歷史進行劃分的階段論，配以陳設中某地、某族仍停留在某階段的展示，自然震撼人心。

而此類滿篇“進步”、“進化”的文字，從清廷高官筆下寫出，實在可以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其心中的危機意識，因為就他看來，中國人無疑已經在這樣一場時間的長跑中落后了一大截。

進化線條上的先后，又引出文野區隔上的門類，當自認為有數千年文明史的國人，發現西方博物展示中，突出了中國鄙陋的一面，又或者將中華的位置，列于一班“蠻夷”之中，則首先是心有不甘的震怒。

張蔭桓在美國參觀博物院，贊嘆各國人的雕像“眉目如生”，但看到所陳華人男女各像則甚為不悅，直斥其“冠服失度”，比送殯用的紙人還不如。雕像“鄙陋”，館藏的中國器物也“絕無佳品”，其中竟然還有鴉片煙具，可謂“瑣屑之極”。

如郭嵩燾一樣，康有為參觀英、德殖民地博物館，見到赫然陳列的中國物品，不禁大怒，認為是“輕賤我”與“諸野蠻相等”。不甘之余，回望祖國，貧弱之勢，班班在目，則又由怒而懼。正如梁啟超所謂：君子目睹如此“酷烈”的優勝劣汰，怎能不生“膚粟股栗”之感。

光緒初年，郭嵩燾在海外已經提出希望，要籌建中國自己的博物館。忙于練兵制器的李鴻章，顯然不認為這是當務之急，回復稱雖是“好事”，但“非綿力所能獨斷”?！陡裰聟R編》上也有人建言可在上海格致書院設立博物館。

至甲午戰爭以后，人心思變，建立博物館一事成為了變法議論中的命題。張之洞雖仍用《周禮》“觀新物”來解說博物館之義，但顯然認為其乃新法新政的題中應有之義。言論先行，而國人自己的博物館建設則要待到20世紀以后了。但是，要使博物館的陳設分門別類、條分縷析，使得藏品靈動而有聯系，條理分明，重現場景，講述變遷，則又是一件路漫漫其修遠兮的事了。

盡管如此，國人有一項大概是絕不落人后的，那就是“吃”，今年的世界博物館日，似乎各處都在推薦“舌尖上的博物館”。動眼和動耳之余，或許還需動口，眼耳口福俱備，豈不快哉。

于此，前人也不遑多讓，張德彝在倫敦時，聽說有一大鯨魚，運至“阿奎良木”（即水族館，Aquarium），但是不久后死去，他的第一反應竟然是“究不知其肉可食否”。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瀛寰新譚”是一個中外交流史專欄，旨在從各個維度和面相羅掘、解讀舊文獻，以啟發新外交。逢周末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