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讀符杰祥的《文章與文事：魯迅辨考》（上海三聯，2015年），讀到《李世軍日記中的錢玄同師》一章中錢玄同關于歷史與小說關系的高論，尤多感觸。錢玄同的日記不是寫出來供人觀賞的，也可以用來發揚“疑古”先生的遺意，探究二十年代北京學界真相。

1924年2月底，楊蔭榆被教育部任命為國立北京女高師（后改稱女師大）校長，3月初正式上任，據錢玄同日記，辦理交接手續是在3月11日（1924年3月11日：“女師因今日楊蔭榆接印，放假。”《錢玄同日記》[整理本]，楊天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中冊，576頁）。楊蔭榆“接印”后，很想整飭紀律，改進校風，為女界贏得榮譽。在一個男權社會真正辦好一所女子大學，還有諸多想不到的困難。比如女師大還沒有獨立性可言，教學嚴重依賴來自外校尤其是北大的男性兼課教師，校方應該聘請更多專任教師，由他們開課，形成自己的教學特點。但是北京國立高校自從1919年秋季以來不斷爆發教師“索薪”、“發現”（給發現金）運動，有些教師領不到足額薪水，就想辦法到其他學校兼課，補貼家用，這是實實在在的“飯碗”問題。女師大想專聘理想的教師，也要防備兼課教師掣肘。假使后者在北京教育界經營多年，廣有培植，校方就不能有所作為了。楊蔭榆沒有黨派可以依靠，她潛在的對手不但強大，而且善于運動。她在性別歧視還極為嚴重的年代出任女師大校長，處境非常危險。

國家財力不濟，發不出教師薪金，固然不該，但是辛亥以來，不管由誰當政，都無法保證教育經費（甚至現在有的地方政府還欠教師工資）。借教員“索薪”之力推翻內閣的政客，自己組閣，依然欠薪。教師動輒維權停教，故意造成學生在校失學，以此為談判籌碼，在教育界內部也引起爭議。比如錢玄同私下對“索薪”很有意見。1923年1月18日，蔡元培以政府干涉羅文干案為由在《晨報》發表啟事和辭職呈文，錢玄同讀后大有感嘆：

這種表示是極應該有的，年來八校凡有對于政府的交涉，總是索薪問題，薪固該索，但大于索薪之事竟絕不聞對于政府有所交涉！蔡先生此舉，不僅保存了自己的人格，實在也保存了八校的人格。那麻木不仁[的]學生和利欲熏心的教職員，被這嗎啡針打了，或者可以稍稍轉機，使 “五四運動”之精神復活乎！（《錢玄同日記》，中冊，第500頁）

錢玄同用“麻木不仁”和“利欲熏心”來形容學生和教師，說明各校校風已經很不堪了。1月23日蔡元培的《關于不合作宣言》見報，此文“真意究屬何在”（《蔡元培年譜長編》，高平叔撰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卷，614頁至615頁），是當時報社記者死死追問的。宣言譴責的不只是彭允彝等“當局的壞人”，這是后來很多相關著作、論文失察的地方。蔡元培說，那些“胥吏式機械的學者”在做財政、外交和文化事業的裝飾品，只要“有飯吃，有錢拿”，什么都做得出來，“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他重復了自己一年前對教師罷課的態度：

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著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我那時候聲明我的意見，以為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為教課上進行障礙，或為個人生計困難，止須教員向校長辭職。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向政府辭職。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與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

……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氣里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早想脫離關系，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蔡元培年譜長編》，第2卷，612頁至613頁）

蔡元培不合作，辭職離京，也是挑戰“胥吏式機械的學者”：你們為什么不愿去別處高就？1917年年初以來，蔡元培一心創立一所致力于學術的大學，一再失望。在他不愿意見的人當中，難道就沒有極少數能爭善斗的北大教員嗎？蔡元培的行動引發了陳獨秀和胡適的爭論，顯然陳獨秀還不夠細心，胡適不怕干眾人之怒，他在《蔡元培和北京教育界》里說出了蔡元培想說的話：“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于敵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無用的。”（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大出版社，2013年，第11卷，103頁。原文有重點號）錢玄同則從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里辨析出針對知識階層的音調來，他在當天（1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中國的智識階級，是怎么樣的人！勸他實行不合作主義，不但是對牛彈琴，實在還是與虎謀皮。他們除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底下一句用不著）以外，還有什么人生觀！他們只會索薪罷了！要他們暫時犧牲高官厚祿，如何做得到！”（《錢玄同日記》，中冊，505頁）教師索薪，只為稻粱謀，錢玄同不以為然。可是當浙籍同事催他罷課，他未見得有勇氣說“不”。教師失態，學生看在眼里，更無心于學。他們學問舍得放棄，文憑和資格卻不愿犧牲。蔣夢麟筆下這類學生不限于北大：“學校里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于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準備揍人。”（蔣夢麟：《西潮》，香港學風出版社，無出版時間，134頁）校風失墜之際，教師和學生也會兩相利用。

教育經費不足，教師又賴在學校不走，他們一方面“索薪”罷教，同時又在教育市場上搶奪其他學校的兼任職位。既得利益者形成排他性的關系網，四出兼課，占盡優勢。錢玄同1924年4月24日的日記泄露了把持北大國文系的幾位浙籍教授的機密。那天下午，北京刮風，灰沙漫天：

鄭介石來柬，赴錢糧胡同之聚壽堂晚餐。初不知何事，比往，始知客人止有四人：玄同、尹默、兼士、幼漁是也，為商量保全女高師之飯碗問題，因擬先發制人，與楊為難，真是無聊之極。如此大風，叫人趕來嘗此苦！（《錢玄同日記》，中冊，582頁）

“楊”就是新任校長楊蔭榆。鄭介石（1896-1968）名奠，浙江諸暨人，是錢玄同、黃侃學生，1920年北大畢業，留預科任教，后在女高師兼課。鄭奠發柬聯絡北大師輩人物聚會，出主意的人未必就是他。“尹默、兼士”即沈氏三兄弟中的“二先生”、“三先生”，“幼漁”為多年擔任北大國文系主任的馬裕藻，這時他也兼任女高師國文系主任。四位客人都是北大國文系教授（沈兼士也是國學門主任），同在女高師兼課，同為浙籍。二沈一馬當時還是北大評議會成員（1923年秋至1924年秋，三沈中的老大沈士遠也入選）。二十年代的北京教育文化界，浙籍的三沈五馬二周勢力廣大，貢獻則因人而異。鄭奠在女師大國文系也是重要角色，繼馬裕藻當過主任，1925年5月26日為配合次日見報的七教授反楊宣言宣布辭職。1925年12月女師大復校，第二年年初各學科主任聘定，鄭奠依然是國文學科主任，而且躋身清一色男性的評議會。從來沒有人說，這是男權壓迫。集體無意識無遠弗屆。

這是筆者看到的最早的反對楊蔭榆的聚會，也是為時一年多的驅楊風潮的青萍之末。從此它將利用復雜的氣溫變化匯聚更大的能量“蹶石伐木，梢殺林莽”。從錢玄同的這則日記推斷，席上另四位北大同事擔心楊蔭榆另聘專任教員，故有此舉。發難的途徑不外是運動教員和學生，假借名義，攻訐揭發，損壞她的名譽，動搖她的地位。他們躲在暗處觀察，隨機應變。一旦楊蔭榆處境尷尬，自然不敢將他們解聘，甚至還會乞援。汲汲于維護兼職利益，不像正人君子，因此必須說自己講是非，要人格，對方只計“飯碗問題”。楊蔭榆從上任到辭職的這一年七個多月時間里，罪名繁多，歸根結底，她是“可惡的人”，要錢不要臉。大量聲討楊蔭榆的檄文都設定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的前提，著力描狀她死抱“飯碗”不放的丑態：“楊氏深為利祿所蒙，希圖戀棧”；“竟為利祿所蒙，置若罔聞，希圖在校，日延一日”；“個人飯碗之把持”；“自擁虛號，專戀脩金”（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274、273、277、281頁）。如果現在還有專家到這五位但求“保全女高師之飯碗”的學問家（或應將錢玄同排除在外）那里了解為什么女師大學生反對楊蔭榆，必定滿載而歸，復述那一大堆理由，也是很見“研究”功力的。

但是“先發制人”也必須看準時機和對象，順勢而為。蔣夢麟1919年7月作為蔡元培的個人代表到北大代理校務，以沈尹默為主腦的部分浙籍教授將蔣夢麟視為黃炎培和江蘇省教育會以及以該會為中心的中華職業教育社（1917）和中華教育改進社（1921）打入北大的楔子（蔣也是浙籍，留美歸國后為江蘇省教育會工作），派系意識更趨堅硬，與李石曾一系互助就在預料之中。蔡元培與江蘇（當時上海屬江蘇）文化教育界人士比較相投，也招來嫉恨。1923年年初，蔡元培辭職未獲準，南下不久竟與陳大齊、蔣夢麟發起籌建杭州大學，后遠游歐洲，名義上依然是北大校長，這段時期蔣夢麟第三次代蔡元培主持校務，非常艱難。楊蔭榆是江蘇無錫人，在哥倫比亞大學修教育學（蔡元培1921年6月2日訪問哥倫比亞大學，晚上出席紐約全體中國留學生歡迎會，3日晚留美北大同學會請朱經農、楊蔭榆和馮友蘭等人做報告介紹美國高等教育狀況，蔡元培出席報告會，并將報告書攜帶回國。留美北大同學會為報告會周密籌備，事先請多人分擔題目，從事調查，供蔡元培參考。見《蔡元培年譜長編》，第2卷，405頁），蔣夢麟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都是在該校讀同一專業獲博士學位。打擊楊蔭榆，其實也有向蔣夢麟和江蘇派示威之意。沈尹默長于機謀，綽號“鬼谷子”，錢玄同背地里說過，鬼谷子是陰謀大家，起這么一個諢名，豈不是自己去找罵（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止庵校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414頁至415頁）。聚會那晚各人的發言，尤其是沈尹默的分析和妙計，可惜失記了。錢玄同稱密謀“無聊之極”，心底里是厭惡的，但是與座上諸位同事多年，且留日時同為章太炎的門下（沈尹默并未從章太炎學，但也算是章門子弟），早已結成北大國文系的浙江幫，不便公開表示厭煩。他在魯迅逝世后特撰《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稱周氏兄弟在日本翻譯《域外小說集》，“以藥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等齷齪心理”（《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第2卷，1986年出版，519頁）。在自己和朋友身上，即使看到這些惡劣品質，也不敢發露，也只會用“叫人趕來嘗此苦”之類的文字馬虎過去。徐志摩希望自己公道，“從不以人為單位”。他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有這樣的意識，有助于形成“對事不對人”的正氣。幫派成員的是非以人我而定。

錢糧胡同的餐聚四天以后，即4月28日，女師大化學教授張澤垚（復校后的評議員）聯合其他十四位教師致書楊蔭榆，表示不能與她共事，并列舉她“剛愎背謬之點”。這背后應該有鄭奠的奔走協調之功。楊蔭榆的第一條罪狀是“藐視評議會”：

評議會議決，否認部派董事會，致函先生，請轉呈教部，即日取消。而先生置之不理，后經鄭介石先生當面質問，當時先生良心未能盡泯，亦允轉遞，迄今多日，未見呈部，究不知先生何意也？查評議會為學校立法機關，議決之事，校長豈能壓置不理，而先生竟公然謂已經置之抽屜，藐視評議會，如此尚復成何事體，其為不按章程，率意妄行之點一。（《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246頁）

原來兩個月前（2月23日）教育部公布《國立大學校條例》，規定校長可以聘任教授，而且國立大學必須設董事會，其職權要比校評議會更大。董事會由校長、部派董事、聘任董事（第一屆由教育總長直接聘任）組成[《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鳳凰出版社，2012年（1991年版重印），174頁]。教育部的本意是想主導國立高校的發展，在財務上加強管理與監督。女師大評議會拒絕承認教育部所派董事會，寫成文字，特請新任校長轉遞教育部，此舉毫無建設性，也缺少誠意，純屬刁難。鄭奠公開責問楊蔭榆，絲毫不顧她的體面。他資歷淺，站出來說話比較方便，楊蔭榆掂得出他身后那些浙籍教師的分量。這幾個招數都有策劃的痕跡。公開信的關鍵點是俄國庚款的分配，筆者已在《處事以公而轉毀之曰私》（《上海書評》2015年9月13日）一文論及。十五位教授與校長吵翻，立即拿學生當人質，開始罷教，又體現了蔡元培所說的“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的基本特點。公開信上并沒有四位在聚壽堂商議大事的浙籍北大教授的名字。楊蔭榆暑假后組織起新的校評議會，激起更大反彈，此處不論。

5月9日，錢玄同日記有“午后鄭介石至我家來訪”的記載。在這次先發制人的行動中，鄭奠是個重要的聯絡人員。5月13日的日記又出現鄭奠的名字：“鄭介石請在忠信堂吃晚飯，我因其必是商量女師事，故不往。”（《錢玄同日記》，中冊，584、585頁）這幾位浙籍兼職教員聚會數次，猶嫌不足，錢玄同心里不想參加。“必”字反映了他的情緒。

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發現，1924年5月21日晚，魯迅應邀赴女師大調停，可見他在大多數人的眼里是中立的，雙方均可接受。究竟是否中立，不得而知。魯迅與四位北大浙籍教授相熟已久，堪稱同門，與馬裕藻（以及他家人）的交情尤其深厚，聞知（或猜出）他們為兼職“飯碗”在背后“與楊為難”，也很正常。楊蔭榆居然度過這第一道難關，說明得到眾多同事的支持，但是她身邊的定時炸彈，總是要爆炸的。

那年暑假開始了。浙籍兼職教師保住了下一學年在女師大的飯碗，還不敢造次。7月11日：“午介石請在東華吃飯，為女師事也，同席有二沈一馬。”（《錢玄同日記》，中冊，594頁）席上的人物與4月下旬刮風沙的那天完全相同，看樣子“女師事”還未消歇。此后錢玄同日記里就沒有再記下這類招宴。也許他犯了好“嘮叨”的毛病，不大配合，那么鄭奠就不再麻煩他了。鄭奠的紀念文章《魯迅先生在女師大風潮中的斗爭》發表于1956年10月19日的《文匯報》，他一字不提自己如何先于魯迅參與醞釀風潮，風沙天里任勞任怨，也是發揚“事事謙退”（鄭奠形容魯迅復校后用語）的風格。他在1952年加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直至逝世。

女師大1924年秋冬再起的學潮未見于錢玄同日記。李石曾落選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首屆董事會江蘇人確實偏多），馮玉祥發動政變，溥儀出宮，易培基在黃郛臨時攝政內閣出任教育部總長，中俄庚款委員會人員確定，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馬裕藻、錢玄同等北大教授積極參與接收故宮，這一系列互相關聯的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這一時段。1925年1月中旬，學生自治會決定驅楊。上一年春季的風潮，由張澤垚等教師不與校長合作而起，這次學生上陣，也像有人幕后牽線（那屆學生自治會成員基本上來自國文系同一班級，詳見許廣平《校潮參與中我的經歷》）。環境變了，兼職飯碗不再是主因。春節后新的學生自治會繼續貫徹反楊方針。1925年2月1日（年初九），學生自治會在來今雨軒招待新聞界，張平江為會議主席，發表驅楊第二次宣言，在第四條罪狀（“援引私人排斥異己”）下，出現馬裕藻和鄭奠的名字：“楊氏因己無學，故特忌才，對于博學宿儒，如夏元瑮馬裕藻鄭奠等先生，則以異己排斥之，且誓云三數年內不招文理科，故夏馬等不屑與之伍，多相繼引去。”（《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279頁）夏元瑮為北大理科學長，也是浙籍（夏曾佑之子）。馬裕藻和鄭奠與楊蔭榆的對立已經趨于尖銳，但是他們留在女師大國文系教書，并沒有“相繼引去”，或許此時馬裕藻不再擔任國文系主任，由鄭奠接任。

下面是錢玄同1925年日記中與楊蔭榆和學潮相關的文字：

4月20日：“晚楊蔭榆請在西安飯店吃飯。”（《錢玄同日記》，中冊，634頁）錢玄同赴宴，一般都會列出同席者的名字，這日未記，說明楊蔭榆很可能只請了他一人。錢玄同不滿于鄭奠等人的暗中活動，或者已經有所流露，楊蔭榆是否想通過他來化解矛盾？兩人的對話消失在歷史的黑洞中了。

4月24日：“魯迅所辦之《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魯。據別人說，他近來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章士釗十天前以司法總長兼署教育總長，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招致很多批評，但是他的新舊調和一說，更接近實際情形，絕對的新和舊，就像不與過去相連接的現在，從來就沒有存在過。魯迅“鼓吹革命”，當有具體所指，這是他與沾染舊習很深的鬼谷子們不同的地方，讓人欽佩。錢玄同也以為新舊絕無調和余地，主張“東方文化連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盤承受”（《錢玄同日記》，中冊，580頁），故而日記中多有責難章士釗的文字。楊蔭榆只是強調現代教育所要求的紀律，似無反對白話和新文化運動的言論，女師大學生演話劇還是出了名的。

5月5日：“午至春華樓吃飯，晤幼漁。下午在舍，精神甚為頹唐。”此前錢玄同和馬裕藻數度約在春華樓吃飯（如1924年1月8日、9日，1925年1月6日），這次大概也不是偶遇。錢玄同精神頹唐，是女師大事嗎？李石曾和吳稚暉等人將在兩天后的女師大國恥紀念會上演講，楊蔭榆出席，被公開羞辱，遭暴力驅趕。李、吳等國民黨元老默允、鼓勵粗暴野蠻的一幕在眼前發生。抗議外侮的集會轉化為內部無情傾軋的平臺，國恥反而退居二線，這才是最大的恥辱。

5月9日：“女師因五七日開紀念會，楊蔭榆到場，學生不承認她為校長，令之退席，她大怒。次日開除學生六人，遂釀風潮。學生決心驅楊。今日下午三時有趙世蘭、孫覺民走訪，請問意見。”（《錢玄同日記》，中冊，637頁）錢玄同不在現場，聽人轉述。“令之退席”中的“令”字用得老實，不像七教授（聚壽堂晚宴的四位北大教授加周氏兄弟和李石曾一系的李泰棻）《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中的“勸”字（“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那么文明圓滑。

5月11日：“他[黎錦熙]說女師大昨晨已開大會驅逐楊蔭榆。現在學生把守大門，大門口貼有開除校長等布告。事已至此，調停亦無望。明日下午四時學生又需開大會，要請教員們到場表示意見，但這大可不必去，擬明日下午一時到女師大向自治會代表聲明意見可也。”請教員“表示意見”，無非是當場逼迫他們站隊。“大可不必去”五字道出了錢玄同不想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的心思。

5月12日：“一時至女師大，與劭西[黎錦熙]、逖先[朱希祖]及林礪儒四人請了自治會代表來，向她們說我們決不罷課，一定照常上課。此外暴力之來，老實說是無力抵御的。而四時大會竟不到了。”錢玄同與這三位教師約好一起向自治會代表表態，只說照常上課，僅此而已。他（們？）未出席大會，與積極支持被除名學生的教師保持了距離。學生封校長辦公室時已經對室內辦事人員使用暴力，故有“暴力之來”一說。魯迅那天下午與會。

5月13日：“下午至女師大，她們說今日三四時頃開評議會，恐怕楊蔭榆要來，非守門不可，故遂不上課。……本來今日國文系應于下午四時開會討論劭西所擬之《女師大國文學系四年學程草案》，因有此變故，故由幼漁提議改為討論國文教員對于學潮之辦法。到者只有六人：錢、馬、沈三、黎、魯、王璞也。又到了理科主任文范村元模來。商量結果，先由黎、文二人以主任資格去向楊蔭榆抗議開除學生之不當及違法因由評議會議決也。仍由該二人以友誼資格‘勸退’。”[《錢玄同日記》，中冊，638頁。根據教育部1919年《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第二十條，校長有權直接命學生退學。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172頁]學生防楊蔭榆進校，在校門里面守備，自行取消上課。馬裕藻提出動議，改變國文教員開會的性質。“沈三”即沈兼士，他一直是“飯碗問題”相關者。“魯”即魯迅，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校潮的語境中。魯迅兩個月前已經開始與許廣平通信，卷入學生自治會的驅楊倒章運動，錢玄同不知內情。當時女師大文、理兩科的主任是黎錦熙和文元模，由他們出面與楊蔭榆交涉，提出抗議并勸她退位，好像說得通，但是這六位國文教員都是兼職的，有何資格代表全體教師做出這個決定？女師大評議會不是非法機構，校長的去留，怎么可以完全避開評議會不顧？“以友誼資格‘勸退’”中的“友誼”一詞十分醒目，可愛、陰狠。

錢玄同是署名《宣言》的七位教授之一。《京報》發表《宣言》是在5月27日，星期三。日記中不見任何關于《宣言》的記載。他樂于讓老朋友借用自己的名字嗎？那天錢玄同在女師大有課，但是心里不踏實：“下午女師大，因怕麻煩，故仍未去。”（《錢玄同日記》，中冊，640頁）錢玄同卷入風潮，心里不大情愿。他發表過很多偏激言論，不是膽小怕事的人，這時猶豫、回避，主要還是自己清楚整個事件的緣起，心里不備道義的底氣。

8月1日，錢玄同從當天晚報讀到女師大消息：“楊蔭榆今日奉了章行嚴底命令，竟帶了武裝警察到女師大，解散自治會、開除三班生、封鎖寢室、斷絕飲食，荒謬至此，我何能再與她合作。擬明日在《京報》和《晨報》上登一啟事，以表明態度。”晚報使用的是煽動語言。李四光是楊蔭榆8月1日返校的目擊者，他留下的證言卻是：那些巡警是“卸除武裝的”，他們“張開大口換班打哈欠”。

次日午后他到《京報》和《晨報》登一聲明。“錢玄同聲明：從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我不再做被楊蔭榆聘請的女師大底教員。”（《錢玄同日記》，中冊，649頁）

錢玄同日記中沒有提到幾天之后楊蔭榆辭職。他在8月1日晚報上等候到了楊蔭榆舉措不當的消息，語氣頓時改變，心安理得地斥責她“荒謬至此”。以前他違心為“飯碗問題”參與煽動風潮，很不舒服，現在“利”升華為“義”，那點負罪感可以減輕了，就像甲無端陷害乙之后，聽說乙曾有劣跡，大舒一口氣。這就是心理學上的諉過機制的妙用。錢玄同帶著他自己將信將疑的正義感來為一年多的明爭暗斗作一了結。但是“飯碗問題”還在隱隱刺激他，女師大的兼職，他絕對不想要了，這樣向學生傾斜的姿態就未被自利的動機敗壞。他兩年后再回女師大（已改名）兼課。

8月22日：“今日閱晚報，知劉百昭竟率引警察、老媽子將女師大學生三十人拖出，拳打、腳踢，指掐，無惡不作，傷者甚多。一生本患病臥床（李桂生）亦被拖出挨打，竟日暈絕。”（《錢玄同日記》，中冊，652頁）錢玄同記下這段內容的時候，是非仿佛已經分明了。以巧妙手段挑動學生與校方對立，學生強占校園，逼迫校方清校，這時策劃者立刻占領輿論高地。

1925年8月18日，北大評議會以可疑的程序通過脫離教育部的議決，在北大教授8月26日的反對章士釗宣言上，列有錢玄同的名字。他8月28日的日記上寫道：“今日北大開評教聯席會議，脫離案仍未報行。聞幼漁對于適之幾致沖突云。”（《錢玄同日記》，中冊，652頁）錢玄同對胡適和顧頡剛的開新之學是很佩服的，與他們來往也多。他可以從女師大的糾葛中退出，但是他依然無法擺脫他所屬的派系。

錢玄同放棄女師大的兼職，談不上有什么損失。1925年暑假過后，他承擔了孔德學校更多的兼課時間，他甚至搬到地段極佳的東華門北河沿孔德宿舍，長期與該校教務主任馬廉（字隅卿，馬裕藻弟弟）同住一個小院（錢秉雄：《片段的回憶——憶父親錢玄同》，收入錢理群、嚴瑞芳主編《我的父輩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年，155頁至162頁）。魯迅1929年5月25日見到他，就是在孔德學校（《兩地書·一二六》：“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金立因”原信作錢玄同。《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1卷，第307頁。根據錢玄同回憶魯迅文章，見面的地方是在馬廉的辦公室，北大的兼課教師喜歡聚在那里聊天。孔德圖書館藏有豐富的戲曲和小說文獻）。這所私立學校素以教師報酬豐厚著稱，當時得法國退還庚款的資助，辦學是有卓越成績的。參與聚壽堂密議的四位北大浙籍教授都與孔德學校情誼極深，他們自己是兼職教師，孩子又在校中就讀。孔德學校和中法大學（也是錢玄同兼課的學校）是李石曾的權力基地，蔡元培掛名校長而已。管理部分法國庚款的中法教育基金會中方主席是李石曾，他將應該由國家支配的資金用于自己擔任董事長的私立學校，段祺瑞執政府竟毫無辦法。這么一個軟弱可欺的執政，還不該痛罵嗎？李石曾在“三一八”之后遭通緝，與孔德、中法兩校關系極深的沈尹默接任基金會主席。

第二年1月6日晚，錢玄同去看沈士遠，“三沈”中的老大。日記上有這么一句：“晚訪士遠，他近來有感于學界傾軋之風，擬閉門讀書，不問世事。我贊成他讀書，而不贊成他不問世事。”（《錢玄同日記》，中冊，666頁）此時易培基再度出任教育部總長，兩天前，以馬裕藻為首的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提議以該校教育維持會正主席易培基充任女師大校長。由于錢玄同已退出女師大教師行列，校務維持會的會議和復校后的教學他一直沒有參加。“學界傾軋之風”究竟如何，應該由他原原本本地道來。但是他說得也對，不熱心于社會，也不可取。如何關心社會，沒有固定答案，他還要用自己不很確定的良知和經驗來判斷。

除了學界傾軋和隱約中變化萬端的人性，女師大的學風也可從錢玄同的日記看出個大概。1924年6月17日，學年即將結束，他記道：“上午9-11師大國三試驗。下午本是女師試驗，學生要求不考，故遂不考云。”（《錢玄同日記》，中冊，590頁）考或不考，聽由學生決定。

1925年1月7日：“女師兩班學生均打麻煩，要免考。其實予豈好考哉？予不得已也。因與之約，如學校認為可免考，必免，否則只好考。聞國三幼漁、士遠不考。文預二，介石不考。然則有例可援，或可免考矣。國三學生忽要求不許講書，要閑談。原來伊們日前曾聞川島夫人說錢先生甚嚴厲，我們一響，他便瞪眼。此說由啟明轉告我。我說并不如此，學生有話盡可談天。川島告之，遂有此鬧。因之，向伊們胡說八道了一點鐘。”（《錢玄同日記》，中冊，第610頁）

錢玄同寫的是“或可免考”，是否真正免考，似難斷定。這時女師大風潮已起，再過一個多星期（即寒假前夕），學生自治會就要發布第一個驅楊公告了（筆者未曾見到）。看樣子錢玄同是準備將就著進行年終考試的，他肯定不知學校允許免考。“國三”指國文系三年級，學生中有許廣平。“川島夫人”則為章廷謙的夫人孫斐君，是許廣平同學。章廷謙是魯迅的同鄉忘年交，也是一位敢說敢做的謀略家。馬裕藻、沈士遠和鄭奠都主動免考學生，錢玄同就“有例可援”了（據張中行《紅樓點滴》，錢玄同“向來不判考卷”，學校只得在修課學生考卷上蓋一個“合格”章了事。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三聯書店，1998年，437頁）。周作人將孫斐君的話傳到，錢玄同不再“講書”，“胡說八道了一點鐘”。三天后，即1月10日，錢玄同下午“一時半至女師，聲明所教甚少，可以不考”。這諒必是他對學校教務處說的。“所教甚少”不是自謙，錢玄同上課請假或臨時取消較隨意，日記中可舉的例子很多。當時教師的責任心也與學生求學的熱情成比例。假使一位惡婆婆模樣的女校長干涉教師課堂上“閑談”，師生兩邊都得罪。就在這個學期的最后幾天，學生自治會驅楊的決心明朗化了。到了發布檄文問罪的時候，學生就變得非常好學了：“莘莘學子，向學情殷，風潮發生，弦歌輟響，寶貴光陰，喪于無形，精神學業，盡被犧牲，則損失之巨，豈可言喻？”（《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311頁）

胡適在1934年檢討教育的失敗，為《大公報》寫了《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他認為全國都對教育冷了心，大致有五個原因。第一就是教育界自毀信譽：“自從民八雙十節以后北京教育界抬出了‘索薪’的大旗來替代了‘造新文化’的運動，甚至于不恤教員罷課至一年以上以求達到索薪的目的，從此以后，我們真不能怪國人瞧不起教育界了。”（《胡適文集》，第5卷，390頁。其他幾個原因分別為教育政治化、商業化、高等教育機關發展過快、畢業生驟然增多）現代文學研究界不大愿意正視民國年間北京教育界自毀信譽、校風失墜的一面，標語口號或“鐵屋”之類表達憤激情緒的詞匯吸引了太多的關注，于是簡單化的善 / 惡（進步 / 反動）二元對立成為歷史敘述的基本特征。索薪運動留下的后遺癥就是教育界進一步分裂，兼職“飯碗”和庚款退還款的爭奪大大加劇，連國恥紀念、五卅慘案也被用來激蕩學潮，排擊異己。章士釗在1925年4月14日以司法總長兼署教育總長，著手整頓教育，既想規范兼課，又要嚴格大學考試制度（如1925年5月10日《時報》載有“教章主張試驗學生成績”的消息），在校風失墜之際，“禁止愛國”、“國賊”之類的罪名很快就落到他的頭上。楊蔭榆為五卅慘案捐款三百大洋，支持學生的愛國反帝游行，仍被冠以“媚帝國主義者”之名。師生之間的關系也發生奇妙的轉變（也許以前也是這樣），胡適這段話一針見血：

[學生]來學的多數是為熬資格而來，不是為求學問而來。因為要的是資格，所以只要學校肯給文憑便有學生。因為要的是資格，所以教員越不負責任，越受歡迎，而嚴格負責的訓練管理往往反可以引起風潮；學問是可以犧牲的，資格和文憑是不可以犧牲的。（《胡適文集》，第5卷，392頁）

回顧1925年寒假前，女師大國文系四位兼課教師放棄年終大考，討好了學生，也為自己儲備了打擊校長的資本。過了幾個月，被除名的學生絕對不接受處分，印證了“資格和文憑是不可以犧牲的”這一原則。保有自己的一份尊嚴，昂然離校，那是與“小人知進而不知退”相反的一種境界。學生中其實不乏不肯犧牲學問的人，如1925年3月22日《時報》上有一條該報20日發自北京的消息，講的是北京師大、女師大等校組織求學會，宗旨專心求學，不與外事。這樣的聲音，即使來自很多師生，也敲打不出轟轟雷鳴。但是為了國家的復興，欠下的讀書、研究的工夫，遲早要補足。拖欠得越久，無法追回的代價越大。蔣夢麟對學問的興趣也許不像蔡元培那樣純粹，他說過的一段實在話卻是讓空喊口號的人夢醒的：“有人謂讀書不忘救國，而我之主張，則為‘讀書可以救國’，……不知費盡幾許年月，方可發明一種器具，假使我國科學發達，工業發達，所有應用東西，國人都能自造，無須以金錢向外人購買，國家當然能夠強盛，外人何敢輕侮。”（轉引自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卷，3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