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真正走向一個可以內部運轉的城市，始于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通車，成于2012年地鐵2號線穿過長江。只要穿越長江漢水的大運量通勤工具還沒有密集到如履平地的程度，武與漢之間的故事就不會到達終點。

上下分層的武漢長江大橋，其自身的三重結構就是“大武漢”復合運轉的精辟圖示：上層是“武與漢之間”的城市內部汽車道，分單雙號限行，主要承擔市內通勤；不順號的外地車往往要走到橋頭無法折返才發現有限行，只能硬著頭皮過橋認罰，更多外地車則是事后收到罰款通知才知道。下層是通過“大武漢”跨越天塹銜接南北的國家大動脈京廣鐵路，在上層站崗的持槍衛兵顯然作用重在以震懾效果保衛下層鐵路。再往下，則是在“武與漢之間”來回搖擺的長江航道，假如孫中山構想的中國“溝通大洋之頂水點”一直固定在武漢，那么穿橋而過的海輪主桅就不能超過大橋限高22米。

武漢之“大”，從來沒有如此具象而集中地出現于一個場景，以至于我們不得不一再回到其中。“大武漢”首先大在城市對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由此形成城市相應的形態與體量，以及其他諸方面與“大”相關聯的觀感。武漢誕生于建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大武漢”的城市愿景則是現代國家的大國愿景的一個環節。在現代國家自上而下介入整合之前，三鎮鼎立維持了近五百年，兩岸分治延續了約一千七百年，傳統中國任何一次改朝換代推倒重來都沒有改變這一點。假如沒有最終把全球都卷入其中的現代民族國家競爭洪流，武昌、漢口、漢陽合并為一個城市就不必然會發生。這是武漢明顯不同于那些較早確定基本形態和傳統腹地的城市之處（如成都、南京等）。

武漢的老式輪渡，新式輪渡除二層小露臺已為全封閉設計。  諶毅 圖  

誠然，城市就是自給自足的反面，任何城市都要通過向外部輸出某些服務、產品等，來換取維系自身存續發展所需的資源，然而，假如一個大城市的輸出并沒有換回相匹配的回報，或者這種輸出的程度遠遠超出了換回城市福祉所需，那么，毋庸諱言，這就是一座主要不為自身而存在的大城市。

較少以自身為目的的城市通常為功能較為單一的城市，特定功能的超級集中度當然地意味著它不是為本地及鄰近區域而存在的，其中：單一資源型城市往往不具備超大規模；制造業獨大的城市雖可能長成巨無霸，但也容易落入“銹帶”陷阱；最后，交通樞紐型城市雖上下游兩頭在外，但由于流通便利大多會自然滋生出發達的商貿，商業及其服務業天然更利于市民社會生長，并為之帶來生計回報和生活便利，從而使樞紐型城市成長為形態復合、多元富足的大城市，因此，民生乏力、活力不足的局面出現在交通樞紐型大城市總是令人意外的，例如以下幾種情形：

樞紐型城市失去了其交通便利所依托的重要物理條件。有時是因為自然條件變化，如港口淤塞。有時是因為交通技術條件發生變化，如現代輪船難以抵達17世紀以來荷蘭帆船上溯哈德遜河的最遠頂水點紐約州奧爾巴尼，轉而停靠下游河口的紐約港；20世紀中葉以來，長江航道無法滿足主流海輪日益增長的吃水深度，使得上溯到武漢的大宗水運不再經濟，傳統的最大中轉港退為重度依賴鐵路。

樞紐型城市的商貿功能受到某種阻滯，如20世紀中后期，武漢在計劃經濟中失去了漢口的市場繁榮，因國際環境變化失去了漢口的外貿地位，城市轉而偏重工業。

樞紐型城市所處的外部世界變動過于劇烈莫測，使得市面失去可預期和信心，如19世紀中太平軍幾進幾出漢口，市面崩潰人口減半。

樞紐型城市的相當部分居民從城市的輸出中獲得的機會不足。2021年，巨無霸央企三峽集團總部遷到武漢落腳漢口濱江，江岸區政府為之遷址騰地。對此，本埠少數聲音表示武漢一直不乏央企、大國企，除了指標好看，并沒有讓武漢人得到多少實惠云云。這種看法當然有待商榷，但論大多數人就業所在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武漢不如沿海城市，這也是事實。

搜狐城市據官方公開數據統計，2019年，武漢GDP排名全國第8，人均收入排名全國第27。遭受重創的2020年，武漢GDP排名全國第9，人均收入排名全國第26。這兩年人均收入25名開外的城市中只有武漢和成都的GDP排名進入了全國前10。2020年武漢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36.16%，該項比值與武漢相當的多是“蘇錫常”這類純制造業強市，其他無論是全面均衡的一線城市如上海（47.96%）、民營經濟發達的沿海富裕中等城市如溫州（85.92%）、相對武漢較為后進的內陸大城市如蘭州（52.75%）均明顯高于武漢。武漢人的收入與城市所創造的財富、與武漢的城市量級是明顯倒掛的。

2020年10月，武漢的CBD仍然是工地狀態。  諶毅 圖

武漢可能對外部世界產生遠遠超乎本埠居民日常感知和想象力的重大影響，這種輸出有時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有時則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有時城市還會遭遇這種外部效應的強大反作用力。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對于城市外部世界的主體來說，假如他們未能獲知也無從參與發生在武漢的某些看上去屬于城市內部的事務，他們也很可能因此而意外：有時是意外的收益，有時是意外的成本。本文并非意在為武漢哭窮叫屈，下面不妨從外部為武漢付出的額外成本說起。

每到洪水兵臨城下的危急關頭，武漢人，尤其是三鎮中地勢最低的漢口人，一方面以命相搏死守堤防，另一方面私底下又不那么擔心洪水破防——這并非是由于盲目樂觀或者沒有教訓，實際上正是1931年的大水促使漢口痛定思痛，真正把防汛作為立城之本——而是由于，漢口人內心認定，在城市上游荊江段存在著一個泄洪區，一旦洪水超出漢口堤防所能抵擋，為了保住“大武漢”，將炸開攔淤堤，啟動進洪閘，由上游泄洪區容納洪水。

年紀稍長的武漢人很多都記得，1998年大水危急時刻，荊江大堤對岸，炸藥已經埋好，打開進洪閘保住大武漢的程序已經走到了臨門一腳倒數一步，最后關頭是守在荊江一線的首長咬牙選擇放棄分洪扛到底，幸運守到洪峰退卻水位下降，得以兩全。而在1954年抗洪期間，抗戰時期“保衛大武漢”的口號被再度祭出，緊要關頭決定荊江是否分洪的會議正是在漢口德明飯店（TerminusHotel，今江漢飯店）召開，防汛總指揮由時任武漢市委書記擔任，最后經最高層拍板荊江分洪。一百多億方的洪水隨之灌滿了長江枝江段到鄂城、漢水襄陽到東西湖的二十多個分洪區，成功延遲了洪峰到達武漢的時間。

當時武漢對分洪區的“回報”之一是，市政府號召市民多買災區打來的魚，每買一斤魚就獎勵油票。反日常的淡水魚供應從此在武漢人心中留下了特別的記憶關聯。分洪區居民的巨大犧牲顯然也不是多賣幾斤魚可以補償。另外亦可見，不管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保衛大武漢”的要義之一，恰恰是盡可能在武漢外圍解決問題，避免武漢真的成為“戰場”。城市受到外部危險威脅而最終成功幸免是崇高的，反之則是悲情的。后一種情況下，“保衛大武漢”就不再是最合適的口號。

傳統上，武漢被視為大城市也與其文教地位有關系。今天，武漢號稱“大學之城”，每年城中都有百萬大學生在校，與此同時，武漢卻長期苦于“孔雀東南飛”，城市拿出巨大資源培養的優質人才主要流向珠三角等發達地區。打開地圖就不難發現，在湖泊眾多陸地破碎、建設用地極其寶貴的江南，各大高校校園卻能大片占地，比如僅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區面積就達到了3000畝，相當于舊漢口五國租界面積總和，而華中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等校面積還要超出武大很多。然而一些武漢企業甚至會在招錄實習生時有意避開武大、華科等重點大學，經驗證明，來自這些學校的實習生最終極少會留在武漢。

2021年6月5日，畢業生在武漢大學校園內留影。人民視覺 圖

當年我們班（武大）有四十多人，本科畢業時留在武漢就業僅一人。不可否認，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首先是發達地區更有吸引力，但也要看到，不管是晚清民國還是共和國，武漢高等教育本來就定位于服務全國，而不是本省，更不是武漢本埠。

以武漢大學為例，這座門牌上自左向右寫著“學大漢武立國”的校名，在立校時就經過了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時任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挫敗了湖北省教育廳將新立大學辦成省立大學的主張，使武漢大學以“全國五所國立大學之一”的規格建校，定位在“全國高深學術之總樞”，排斥地域性。多年以后，在我進校時，聽外地同學說他們那里填報志愿望文生義，誤以為湖北大學比武漢大學高一個檔次，一看錄取線才知道弄反了，以“武漢”為名的反而比以“湖北”為名的名頭更大。

武漢大學等非地方高校事實上也是不同于武漢市地方的利益主體，在涉及地方事務時不乏與武漢市有所沖突。或許可以說，武大、華科這樣行政級別上與武漢市等量齊觀的在漢單位，屬于外部性、全局性的“大武漢”，但不屬于在地的那個“武漢”。

2021年2月2日，武漢市，寶武集團武鋼的工人師傅在工具柜取件。人民視覺 圖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企業層面，其中最典型的要屬武鋼。各界公認的是，建國后武漢在全國的重要地位與武鋼有很大關系。武鋼在武漢城市版圖中的存在感比前述那些大學還要高出幾個層級，武漢主城區里江南三區之一的青山區最初就是為了武鋼而設立的。武鋼不僅“兩頭在外”，本位在外，圍繞服務武鋼而生的青山區在武漢也曾長期是一個巨大的異質性存在。過去“企業辦社會”的經歷使得青山始終在武漢各大主城區中自成一格，保留了較強的封閉性，具備獨特的自我認同。例如，青山人上一代大量是為援建武鋼而來的東北等地移民，于是后來青山人日常普遍就講“青普”或者青山特色的武漢話（如冇、冇得、冇有不分）。

從樓市到商業等方方面面，青山也都自成一塊，其他區的武漢居民幾乎不會到青山買房、逛街，青山人也一度買房不出青山。這幾年，隨著武鋼衰落、青山自身定位轉型、城建逐漸融入武漢城市體系，青山和武漢其他區市民之間才開始熱絡起來。年輕人周末跑到青山江灘打卡網紅景點，去恩施街吃青山炸炸，就當是周邊短程旅游，還帶著游客般的獵奇心。

好在武漢始終有很強的包容性，尤其是對新移民，這多少形成了對外部性不利影響的某種代償。武漢人以漢口居民最為典型的“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的傳統構成，至少前一句得以延續至今。

外部性與不確定性突發疊加會引發對武漢的反作用力，使城市受到暫時限制。2020年，春運接近高峰時，疫情突襲，武漢作為交通樞紐的巨大吞吐能力和人員輻射能力使得外界被波及的風險急劇放大，隨后，武漢不得不在極其缺乏準備的情況下倉促封城，擔起“守城保國”的挑戰。這段苦難與英勇并行的時間注定會長久留在城市的記憶深處。對于這個生來就以服務外部世界安身立命的城市來說，歷史上每一次與世隔絕的經歷都是刻骨銘心的。

如上所述，作為身負“大武漢”愿景的大城市，武漢幾乎遭遇了交通樞紐城市和制造業城市能夠碰到的所有外部性問題，“城運”隨之起起落落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武漢長江大橋 人民視覺 圖

自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通車后，這座城市花了38年才在上世紀90年代等來第二座跨江大橋。武漢人記憶猶新的低谷時期也正是在90年代到新世紀城建起速之間，那時武漢被稱為“大縣城”。我曾經以為這是一個貼切的自嘲，后來才知道它更可能來自于領導的觀感。當“大縣城”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說法時，表達的是市民對于城市生活停滯退化的不滿與自嘲。當“大縣城”是一句自上而下的評價時，指向的則應是城市沒有達到身為“大武漢”一貫錨定的外部輸出能級。

從最直觀的城市空間體量來看，武漢一直不算小，但也沒有大到需要強調的程度。武漢市行政區劃八千多平方公里，相當于北京一半。至于更適合用來衡量城市規模的主城區連片建成面積，武漢與成渝相當，不如京滬廣深，更夠不上孫中山期待的“略如紐約倫敦之大”。隨著城建提速，武漢的“大”成了一個越來越大的敘事泡沫，最后在媒體筆下甚至相當于“8個香港4個東京11個紐約80個巴黎”，窮盡了雙重標準，拿武漢包含巨大鄉村區域的行政區劃面積去比較它城單一建制內的城區建成面積。與其習慣性認定“政策塑造城市”不如正視“城市超越政區”，當代發達城市文明早就自然生長聚合，跨區跨市跨縣甚至跨州（省）連成一片。不用說國外，廣州佛山連片城區或深圳東莞連片城區，無論面積、人口、經濟體量都堪比京滬。一個人經歷長久沉淪之后初顯生氣，多少會有點范進中舉式的應激反應，換作城市大概也是如此。

普通市民的個人日常是無以言大的，個人并不能有效應對他所面對的“大武漢”。面對本位在外的城市利維坦，以充分重視個體權益為前提的城市共同體意識可能才是有效的主體。顯而易見，只有在相信自己不會成為多數人名義下被犧牲的對象時，我們才會放心地把自己置身于這樣的城市共同體之中。在通俗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城市共同體意識稱為“武漢人”意識。“武漢人”意識的主體可以設定為包括居民、企業、機構、社團及其他有在地利益或在地認同的主體在內，它可以是形成中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假如它尚未存在，降臨在這個城市之上的命運的結構中也會預留出它的位置。沒有成員之間的基本互信和對城市的基本認同，沒有城市共同體意識的看守，這樣的城市不足以成為家園。

在個體、地方、國家和世界性構成的復雜海洋中，“武漢人”是一艘你一旦醒覺就發現自己早已站在甲板上的神秘航船。任何初來乍到武漢的異鄉人都會對“武漢人”而不僅是某個具體的人印象深刻，武漢人的主體性強烈體現于他與武漢城市中其他人的關系上，體現于他對城市繁雜環境不假思索的高度適應，就好像那些早期碼頭上的先民一樣，僅僅憑借本能就能當即對任何隨機出現的狀況做出反應，其中包括且不限于判斷形勢、權衡利害、辨別親疏、選擇姿態。另一方面，獨自在外的武漢人又會表現為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世界公民，一個來自大城市的標準市民，通常不熱衷于拉幫結派，也沒有咄咄逼人的沖動，而是自我消失于規則之內。此外，在武漢江南地區（即廣義的武昌），很多日常講普通話的居民會把自己與“武漢人”區別開，但當他們出差旅行或對外聯絡時，又會意識到自己無可避免地被外界視為“武漢人”，并不會因為講普通話或服務于非地方機構而得到區分。這時候，置身于城市共同體一致的外部境遇的事實，就會將當事人反身推入到城市共同體的內部協商中去。

強調對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使得大城市們處于競爭關系之中。重要性是相對而言的，這就意味著比較、排序，只有更重要更大的城市才會得到更多的資源，盡管這些資源未必都會用于提升城市福祉。城市對外部世界越重要，城市的規模就會越大，亦即用更大的建成面積、更強勁的產能、更多的勞動人口、更高的GDP……來支撐對外部世界的輸出。倘若沒有外部性的強刺激，城市規模的自然擴張就不是沒有止境的。城市為居民提供福祉，但城市的擴張并不一定以此為目的，反倒一定與城市對外部世界的輸出或承擔有關。在這種格局中，假如一個城市沒有另一個等級接近的城市重要，該城市共同體也會本能地傾向于去努力接近后者，甚至超過后者，變成比后者更大、對世界更重要的城市。

 “大”不必然會給城市帶來更大的收益，也可能意味著更大且不可預期的風險。一個人篤定自己不會成為代價是荒謬的，城市亦然。城市社會與個體對“大”的足夠審慎和對“小”的充分把握都會對自身有所幫助，畢竟自助者天助。但總的來說，由于資源的愈發向上集中，求大以自重、求全局盡可能向作為局部的自身形成路徑依賴，這場競賽已經不可逆轉，即便不一定會跑贏，也必須先投入其中。這是一場“城市間的內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