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三杰”是怎么流行起來的

4月14日澎湃新聞刊發《孔飛力弟子憶先師：那一代美國漢學家，他培養的學生最多》，次日北大歷史系教授陸揚（@雲中上師）在微博上轉發此文時評論道：“漢學三杰純粹是個當代中國外行書評人創造的概念，卻成了普遍流行的概念，比竹林七賢還有名，值得用來寫篇學士論文討論下中國對西方漢學的民間想象。”

隨后，另一位網友（@乾隆皇帝專屬微博）補充道：“歐立德當年給Wakeman寫的悼文中，已隱然提到了魏孔史漢學三杰之說，他當時用的詞語是trio。這算是國產概念外銷到北美學界后的沖擊回應嗎？”

這里說的漢學三杰是指魏斐德、孔飛力和史景遷。那么，這個說法是怎么在中國大陸流行起來的呢？

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發現，劉東在《讀書》2004年第6期發表的《舞蛇者說》中已經有“三杰”的提法。當時，劉東這篇文章是對魏斐德的《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進行點評，由此牽引出了“三杰”的對比：

對于這類歷史哲學問題，大家當然只能見仁見智了。甚至在我看來，就連一些行家里手，包括在費正清之后并稱“三杰”的美國漢學界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三位頂尖“講故事”高手——哈佛的孔飛力（Philip Kuhn）、耶魯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和伯克利的魏斐德，也同樣在這方面見仁見智。史景遷似乎更沉迷于“故事”本身，一門心思要把它描摹得娓娓動聽，往往一涉筆便能擠進暢銷排行榜。不過這種豐富的文學魅力也有代價，那就是往往從中見不到作者本人的研究過程，因而也往往難被納入歷史學的知識增長之中。與之相反，孔飛力看來更關注“講”本身，對于敘述者的主體性具有強烈而深刻的自我意識，即使不能借著這種講述來說明自己對整個人生的理解，也要費盡思量找到一個故事來說明自己對這個知識領域的理解。由此寫下的歷史學著作，其妙處在于往往能夠開風氣之先，以一個的經典案例開出一種可供師法的范式；然則其短處也恰好在于，一旦要給往事壓上如此重大的負載，那么能夠講出的故事必然寥寥，而且一旦自家的范式被后起的規范所取代，早先那種問題意識過強的歷史分析，也可能同時被范式更新所牽累。所以，相形之下可以發現，在作為“行吟詩人”的史家和作為“先知”的史家這兩種角色定位之間，本書作者魏斐德的選擇似乎更其循著儒家“執兩用中”的智慧：他總是盡可能多地向人們談論往事，認定了惟有這件任務才是歷史學家的首要使命；但與此同時，他也非常職業化地意識到了，不管你把故事講得多么周詳完備，事實上它也絕不會當真周詳完備了，而只能屬于一個不斷延續的研究過程，由此他講出的故事又總有點間離效果，因為他總不忘詳盡提供自己的研究線索，以便把進行此種敘述的理性根據交代給來者。

同一年，許知遠在10月20日的《商務周刊》上發表《劇烈變革時代的巨蟒》，也是評點魏斐德的《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其中寫道：

在超過10年的時間里，柏克萊大學教授魏斐德不懈地將精力投在對戴笠的研究上，最終這位與史景遷、孔飛力并稱美國漢學三杰的歷史學家發現，只有這種恐怖而神秘的生物才能作比他的主人公。

由此可見，美國漢學三杰的提法，在2004年已經有了一定的市場。2005年初，莊秋水在《新京報·書評周刊》發表《史景遷的“歷史偵察學”》，是這樣評價史景遷的：“他今天是美國漢學界中大師級的人物，和孔飛力、魏斐德一道被稱為費正清之后的‘三杰’?！?/p>

其后，顧思齊在2005年5月23日的《南方都市報》上發表《本土視野的美國“漢學三杰”》（以下簡稱顧文），使這一提法更多地進入了大家的視野。同一年，戴軼塵的《文化認同問題：史景遷視野中的清朝文字獄》（《社會觀察》第9期）提到“漢學三杰”：“史景遷是當代美國的‘漢學三杰’之一，素以下筆如揮聞名，著作等身?！逼渲小跋鹿P如揮”四個字，顧思齊文中也有。但戴文沒有說明其他“兩杰”是誰。2006年5月5日，劉東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演講，題目是《北大課堂上的魏斐德》，其中談到美國漢學界的“清史三杰”，也引用了顧思齊的文章（《中國學術》總第二十四輯，商務印書館2007年出版）。2007年，馬金生發表《試論史景遷的著史風格》（《史學理論研究》第4期），在文章注釋中提到了顧文。2013年，王平的博士論文《魏斐德與他的中國學研究》（華東師范大學）提到“三杰”時給出了注釋，即顧文。

在此期間，美國漢學三杰的說法，在著作、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史學期刊和報紙上多次出現。一般情況下，大家都是默認使用“漢學三杰”這個稱號，并不會給出具體出處。比如在《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2005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4月”的第3條即是“史景遷系列論著在中國出版”，其中說道：“繼漢學大師費正清之后，美國漢學界有‘三杰’之譽，史景遷便是其中之—，與孔飛力、魏斐德齊名?！蓖瑫r，該段介紹還給史景遷加了一個“中國學研究領域的畢加索”稱號。

那么關鍵問題來了：顧思齊是誰？

通過讀秀可查到，《本土視野的美國“漢學三杰”》一文收在胡文輝的《洛城論學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文末注明：原刊《南方都市報》2005年5月23日，署“顧思齊”。可見，顧思齊即是胡文輝。他在文中有幾段對“漢學三杰”的總結性評價：

事實上，在歐陸傳統漢學已趨式微的現時代，似乎只有兩大領域，即北美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及英倫(劍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比之中國本土仍具學術優勢。因此，人稱“漢學三杰”的史景遷、孔飛力及魏斐德，作為費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漢學家典范，就不僅是當今美國漢學的代表，亦可視為西方漢學的標志了。

我個人對“三杰”的總體印象，大致是：史景遷以敘事和文筆見長，孔飛力以方法和視角見長，而魏斐德以選題和史料見長；相對說來，我更認同魏斐德。從專業角度看，史景遷花拳繡腿，孔飛力偏鋒取勝，而魏斐德更接近名門正派，看似平淡，勝在平實。

綜上所述，美國漢學三杰應該是21世紀初開始在中國大陸學界流行起來的。不過，顧文中使用的是“人稱‘漢學三杰’”，可見，應該還有更早的提法。

經朋友提醒，臺灣學界其實更早地將這三位漢學家放在一起討論了?？禑o為（Harold Kahn）在1993年出版的《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中提到：

我要討論的三位史家是柏克萊的魏斐德、哈佛的孔復禮和耶魯的史景遷。我選擇他們是相當武斷的，如果勉強說有什么理由，那是因為我喜歡他們三個人的作品。對他們的作品，我雖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但讀來仍覺是一大享受。在中國史研究這個領域中，我不相信他們比其他史家更重要，也不曉得他們的作品是否禁得起時間的考驗，而為后代子孫所閱讀，盡管他們是很有影響力的作者和史學教授。從史學史角度看，我也不認為他們三位屬于任何學派。他們所代表的可以說是比較傳統的歷史學風，認為廣義的政治史才是歷史學者所應致力的志業。他們主要關懷的課題是權力、權威、特權、法源、組織、系統、有血有肉的皇帝以及政治運作中的官紳。當然，他們的作品中也會出現一些例外。（《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

此外，孔飛力先生的學生方德萬教授也表示，在他上學時，孔飛力、魏斐德、史景遷就被認為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三位中國歷史研究者，而且這種看法在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出版前就有了，不過柯文這書確實增強了孔飛力和魏斐德的地位；但“漢學三杰”這個具體稱號他并沒有聽過，但覺得肯定是中國人提出來的（感謝澎湃新聞記者彭珊珊提供方德萬教授的看法）?？挛牡摹对谥袊l現歷史》出版于1984年，可見，將孔飛力、魏斐德、史景遷三人并提的看法，應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

所以，必須要予以說明的是，筆者的所見所聞有限，搜索工具所收錄的文獻也是不完全的，所以，以上內容只是目力所及之處，更早或者更全的說法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其他國家的“漢學三杰”

其實，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國漢學三杰外，其他國家也有三杰的說法，而且有的出現得更早。

比如俄國，李明濱在《世紀初俄國漢學三杰》（《國際漢學》2003年第1期）中就明確說道：

恰恰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蘇聯漢學進入了輝煌時期?！c此相適應,蘇聯從事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領域,也成長出一批名家。他們大體同時在20世紀50～60年代步入成熟期,取得豐碩的成果。有三位漢學家可作為實例,2000年在北京、莫斯科和彼得堡分別為他們隆重舉行了“誕辰百周年紀念”。這三位學者就是翻譯和研究章回小說的羅高壽、研究漢語的龍果夫和編纂漢俄大辭典的鄂山蔭。他們不但聞名于蘇聯,而且在國際漢學界也享有聲譽。三人恰好同于1900年出生,我想,可以稱之為“世紀初俄國漢學三杰”。

法國也是漢學重鎮。陳友冰在《法國“漢學三杰”之戴密微》（國學網）中指出，三杰是指20世紀以前的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20世紀上半葉的沙畹（Chavannes Edouard）和20世紀下半葉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其中，以儒蓮名字命名的儒蓮獎是由法蘭西文學院頒發的漢學獎項，于1872年創立，1875年起每年頒發一次，被稱之為漢學界的諾貝爾獎。我國語言學家王靜如、哲學家馮友蘭、國學大師饒宗頤、敦煌學家潘重規、史學家廖伯源、北大史學教授楊保筠等人都曾獲過儒蓮獎。

關于德國，陳友冰在《終生推崇中國文化，推動中德文化交流——德國“漢學三杰”之一傅吾康》（國學網）中提到：德國則是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馬漢茂（Helmut Martin）。不過，關于德國漢學三杰的人選，許寬華在《聯邦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漢學教研室》（《德國研究》1999年第1期）中認為其中之一是威廉·碩特，但該文沒有說其他兩位是誰。

英國的漢學三杰，暫時只在趙慈愛的《英漢互譯中的Faux Amis(“假朋友”)——以“封建”與“feudal”、“feudalism”w為例》（《英語學習》2009年第4期）中看到其中之一是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其他兩位未見作者提及。

除了歐洲，還有澳洲漢學三杰。管永前、孫雪梅在《麥克法夸爾與<中國季刊>的創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 年第 2 期）的注釋中提到：“C.P.Fitzgerald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教授,是澳洲‘漢學三杰’之一。1946－1950年曾生活在北京,隨后于1956年、1958年又兩次重訪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簡史》、《中國革命》、《中國高潮》。”網上有文章提到澳洲漢學三杰之一還有費約翰：澳大利亞拉特羅布大學教授，代表作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至于還有一位澳洲三杰是誰，暫時不得而知了。

以上即是筆者所見的一些關于“漢學三杰”的論述。其實，在我們的歷史和現實中常常也可以看到各種三大某某、四大某某、八大某某等等的排位和稱號，或許，國人是比較迷戀帶數字的稱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