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對于蘇聯解體后西方中心的現代性進程無疑是沉重一擊，對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啟了漫長的反恐戰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周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二十年后的當下，在令人失語的痛苦中重溫那場知識界的震蕩，有多少批判和反思還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嘗試回溯國際知識界對襲擊事件及其后美國與盟友發動的“反恐戰爭”的思考軌跡。專題收錄的文章和訪談既包含對襲擊事件的緊迫、即時回應，也納入了事件后各不同歷史階段的回望和反思。

鑒于二十年時間跨度之長，專題很難全面覆蓋知識界的回應，我們所“考古”的思想軌跡大致按照幾條線索展開：將襲擊事件置于美國自身暴行和制造災難的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中理解，追問襲擊產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國家權力的危險擴張——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名拓展監控手段、中止憲法權利、犧牲公民自由、鎮壓政治異見；反思“反恐戰爭”這場打著懲治邪惡、維護正義旗號的主權者對非主權者的“戰爭”；指出“文明沖突論”解釋框架的缺陷，駁斥西方對所謂“伊斯蘭文化”的刻板呈現，揭示西方對穆斯林世界復雜歷史現實的無知帶來的惡果……

這些線索之間既不界線分明也不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交織纏繞，學者們的具體分析因而往往同時勾連多條線索。盡管視角不一，但知識分子的根本關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構想世界以避免戰爭和沖突、找尋與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襲擊引發的哀痛、驚愕、恐懼的民眾情緒被民族主義話語裹挾，繼而匯集成洶涌的戰斗呼號和暴力狂熱之際，知識分子嚴守異議與爭辯的空間，“不合時宜”地履行批判和質疑的職責，在絕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們盡可能為專題涵蓋的每一篇文章邀約相關譯者/研究者撰寫導讀，介紹思想家在9·11前后的問題意識脈絡并補充具體的歷史語境。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更新，如有遺漏的重要視角，歡迎讀者投稿補充。專題由實習編輯毛超予協助共同策劃。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譯者導讀】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美國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著有《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征性為的敘事》、《后現代主義與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等。詹明信批判了后現代的相對主義，在他看來，歷史是理解文化現象的“絕對視域”，這不是一種把文化直接還原到經濟基礎的決定論，而是對二者交融的更詳盡的分析；對文化的分析假如足夠深入，便不可避免會觸及到經濟和歷史現實。

本文寫于9·11事件發生的一年之后。恐怖襲擊直接爆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大本營，打亂冷戰時期西方發達國家內部較為和平的表象。突然的暴力仿佛撕裂了后現代主義去本質化、認為不存在絕對真實、一切都是敘事的話語。學者紛紛撰文從不同角度分析這一事件的起因，揣測它的意味。9·11是否意味著后現代狀態的終結？然而，把9·11理解為超出敘事的“實在”的闖入的思路，也暗合了媒體通過傳播手段把9·11塑造為集體創傷的做法，后者又為美國進攻伊拉克提供了借口。詹明信在這篇文章中，討論了美國媒體在9·11后的災難敘事如何制造了一種集體情緒，進而從歷史角度分析了9·11的暴力與美國對外政策一貫的暴力之間的辯證關系。

首先，詹明信指出9·11事件帶給美國人的集體創傷并非既定事實，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媒體制造出來、反哺給公眾的。通過對悲痛和同情的反復強調、對持不同感受的人的威脅和恐嚇，媒體操作把真實事件構建成了一個景觀。被過分強調的震驚、悲痛情緒，之后又間接準許了布什政府的稅收和軍備政策。媒體早已失去了它的“純真”。

媒體著重于即時的情緒。在分析媒體之后，詹明信開始從歷史角度分析9·11事件本身，尤其是美國政府的做法如何制造了本·拉登：美國政府曾經為了在阿富汗代理戰爭中打擊蘇聯而支持激進穆斯林團體；對左翼人士的殺害又使原教旨主義成為反抗政治的唯一選項。給富人減稅的畸形稅收政策使資本高度累積在個人手中，讓一些人獲得了一定的政治乃至軍事自主權，而本·拉登就是“金錢在私人個體手中積累的原型”。

“恐怖行動”也是一種絕望的對媒體表態的方式。“恐怖主義”對西方國家絕望的、攻擊性的表態又進一步激發了另一方的暴力。這個“每一方都強化著另一方”辯證關系，究竟會通向“整個社會的革命性重建”，還是雙方的共同毀滅？

詹明信：災難的辯證法

本文最初于2002年發表于《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后收錄于《來自本土的異見：9·11文集》（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Essays after September 11）

回顧9月11日的事件，會顯示出一種感性的分裂。一方面，我們記得一些不現實的景象，飛機撞上高聳龐大的建筑物的特效或者電腦圖像；另一方面，我們也回憶起一種媒體情緒和情感的融合物——稱其為歇斯底里是不準確的，因為即使是這種歇斯底里，從一開始也讓我們許多人感到完全不真誠。人們覺得要想認識真實的歷史事件本身，就必須剝離對它的一切情感反應。但即使是為了獲得一種情感反應，人們也得小心繞過媒體的交響樂與放大。人們并不喜歡對他們的情感做理論討論——你是在質疑我感覺的真誠性嗎？我想回答一定是，不，但不是你的感覺不真誠，而是所有的感覺都不真誠。普魯斯特的小說中有一個著名的時刻：敘述者試圖加強他對祖母去世的悲傷，卻突然發現他什么也感覺不到：這是著名的“心靈的間歇”，存在主義者曾就此戲劇地斷言說，無論是什么樣的感覺（憤怒還是悲傷，愛還是恨），我們的感覺永遠不會夠；情緒永遠都不夠充足，它來了又去。

因此，媒體的大肆宣傳以及隨后的媒體愛國主義——人們無疑可以稱之為淫蕩（obscene）而不用太擔心陷入矛盾——是基于內心的某種缺失。媒體，無疑是個有自己特殊的生物學需求的有機體，它要抓住這樣一個故事，竭力地從中汲取養料，希望之后（就像這次一樣）能把它揚棄進一個有同樣豐富的發展可能的新故事里。人類個體（播音員、新聞記者、脫口秀主持人等等）都是這個集體有機體的部分，他們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積極合作，滿足它的需求。

但關于公眾的反應，我們還有一些需要討論的。在我看來一種有益的做法是，先抽身出去，拒絕承認這種看法是自然和不言自明的，即“大眾會因為一場沒有讓他們失去認識的人、也并不發生在一個他們有特殊紐帶的地方的災難感到悲痛”。國籍對于人，或者甚至是對社會存在來說真的是如此自然的功能嗎？更進一步說，憐憫和同情真的是人類體質中如此內在的特征嗎？歷史對這兩個假設都提出了質疑。同時，我們也可以想想一個心理上痛苦的個體有時如何固著于遙遠地方或國家的新聞故事（比如堪薩斯的某次離奇事故，或者中國的一場古怪的家庭悲劇），這個痛苦的個體無法忘記這件事，各種強烈、困擾的情感都凝結在這里，即使其他人可能對此毫無興趣。這兩種情況的唯一區別，是不是媒體對集體的一致性、對相同回應的巨大浪潮的某種確證？盡管媒體在恐嚇，還把那些不愛國不哀悼的人當做替罪羊，不過現在人們已經可以討論這些事了，因為就連失去了親人的家庭也開始公開譴責一些做法的“病態恐怖”，比如最近在雙子塔上建的“觀景臺”。

這種集體譫妄的機制，以及我們可以專門稱為集體幻想（但不是說它是假的）的東西并不是特別難理解。亞里士多德就已經描述過它，他解釋了他那個時代的一種獨特的集體景觀的特殊效果【1】。同情和恐懼：恐懼來源于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想象著大火的恐怖和窗外難以設想的高度；然后當我們想起自己是安全的，而那些人不是的時候，同情就產生了。再加上病態的好奇心，以及形塑了我們許多個人經歷的肥皂劇結構，就有了一個制造情感的有力工具。就此而言，我們很難判斷它從哪一刻起不再是自發的，而是開始被系統地用于公眾。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人們是不是可以說一個真實事件已經被潛移默化地變成了一個（居伊·德波意義上的）景觀，甚至是（鮑德里亞意義上的）擬像（simulacrum）？這無疑是另一種對人們的真誠性的無禮“質疑”。但是，一旦一種無名的自發反應被命名和歸類，而且被公共領域的所有行為者如此執著地一次次命名，再加上幾乎不加掩飾的威脅和恐嚇，這個名字就在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思想與感受之間插入了一種刻板印象；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話（從薩特的序列體概念【2】來理解），可以說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其他人的，事實上假如我們相信媒體，我們感到的就是所有其他人的（everybody else's）感受。這種新的非本真性無疑對所有最近非常流行的哀悼和創傷理論（它們的口號在報道中隨處可見）造成了不小的質疑。人們可能更喜歡普魯斯特，而不是這些對哀悼和創傷的強制性呼吁，這些呼吁被深深地吸納進災難新聞中，甚至讓人覺得他們標榜能提供的心理描述和診斷，是不是已經被轉變為一種新的治療本身了。治療，當然是美國的一種悠久傳統，我還清晰記得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在廣播中的建議：不僅幸存者需要治療，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接受治療！或許治療不會比喬治·布什的減稅政策更加代價高昂，但無論如何，治療師現在已經可以放心了。如今所有的美國人都在接受一場被稱為戰爭的治療（用官方的話說是“反恐戰爭”）。

人們不必陷入多疑妄想，就可以稱贊這些事件如何及時地拯救了布什的顧問所說的“這屆任期”。我對媒體已經說了許多不敬之詞，不過我必須承認媒體試圖讓我們吸取的重要教訓，甚至要進一步去懷疑這個教訓：即美國在9月11日永遠地改變了，美國失去了它的純真，事情再也不會和以前一樣了，等等。超級大國的歷史和其他任何國家的歷史一樣血腥；這些關于清白和經驗的觀察（它們在“水門事件”期間再次被確認）涉及的更多是媒體的清白，而不是某種個人的清白；它更像是公共暴力和色情的廣泛傳播，而不是自人類歷史早期就存在的個人的憤世嫉俗。令人震驚的不是被傳播的信息本身，而是人們可以公開談論這件事。

如果說有什么東西真的永遠改變了之類的，那就是正如人們普遍觀察到的：少數總統【3】被合法化了。他令人憤慨的財政任務被順從地接受了；他滑稽的（也是代價高昂的）武裝提案，以及更邪惡的監控國家的擴展，都以愛國主義的普遍復興的名義進行宣傳、并由我們前面討論的普遍震驚、悲痛、哀悼和由此產生的憤慨感受準許了。

我還想再補充一點關于這種集體感受的所謂普遍性的觀察，因為它對應著現代關于交流的最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幻想之一，而且它更可能是在左翼而非傳統右翼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就是基于新聞媒體的承諾和潛力的普遍主體間性的概念。我認為它隱含在溝通的概念本身中，被看做是兩個孤立的個體主體性之間的通道或聯系（比如體現在哈貝馬斯很有影響力的哲學中）。如果你能設想最初在事實上分開的兩個單子可以以某種方式重新統一起來，為什么不繼續假設有一個集體網絡，把多樣的它們都統一起來呢？（這個烏托邦式的幻想立刻辯證地翻轉為原型共產主義式的昆蟲聚落異托邦，或者沒有個體性的集體心靈的蟻丘。）即使這樣的情況有可能，我覺得它也只能被消極地想象；積極的版本，比如電影《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善良的外星人的到來，是令人煩膩且缺乏說服力的。正如薩特經常說的，一個集體只有在面臨外部威脅、危險和敵人時才會統一起來，現在我們見到的顯然就是這種情況。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這種時刻——即媒體研究中處處強調的媒體的烏托邦潛力：從哈貝馬斯到對互聯網的幻想、從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4】到左派對大眾民主的猜測——在肯尼迪遇刺后的一兩天內將會顯露出來【5】；回過頭來看（在加上現在的事件帶來的后見之明），這種情況似乎也是由于媒體應對這類事情時相對缺乏經驗，由于他們的笨拙，以及試圖應對這種情況時在技術上的天真；那么在這里，我們也可以修正一下公認的智慧——不是美國，而是它的媒體，肯定已經不再清白無罪了。

至于襲擊本身，我們需要記住歷史事件從來都不是完全準時的（盡管這次的襲擊事件、其暴力的突然性看起來如此）而是延伸進歷史時間的前前后后，它逐漸地展開，顯露出事件歷史性的各個維度。必須指出的一點無疑是，是美國人自己在巴基斯坦秘密警察的幫助下，在我們秘密參與蘇聯對阿富汗戰爭期間制造了本·拉登。而他隨后轉而反對他的創造者，這似乎為辯證法的倒轉提供了一個教科書式的例子（而我們之后會看到，辯證法的教訓比這里提及的還要相關）。

然而，“9·11事件”的種子埋藏得比這更深，它表明我們需要修正目前對宗教在當今社會中的作用的高估。與其說這是否定當今世界各地的宗教復興，不如說是指出，今天被稱為宗教的東西（各種形式的、從左翼到右翼的宗教）其實是另一種名義的政治。（事實上，宗教或許一直是這樣。）而所謂的宗教原教旨主義也是一種政治選擇，當其他的政治選擇，尤其是整個伊斯蘭世界（如果不是整個世界的話）的左翼政治和共產主義政黨都被封閉的時候，它就會被選中。蘇聯的倒臺無疑損害了官方共產黨的名譽乃至社會主義本身，但在西方，我們不該把主要的意識形態作用賦予這一事件（蘇聯資助和技術援助的停滯對更早的左翼運動的打擊要大得多）。相反，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歷史視野，把美國人系統地鼓勵和指揮的對左翼大屠殺也算在內，這其實可以追溯到冷戰之初。我們已經知道美國合謀參與了拉丁美洲的許多場鎮壓，但要到后來，我們才逐漸意識到美國在非洲的牽連（拉烏爾·派克[Raoul Peck]的新電影《盧蒙巴》[Lumumba]【6】對許多人來說是很及時的），在亞洲那邊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對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肉體殲滅，盡管現在其實已被遺忘了，也是和當代所有的種族滅絕一樣令人憎惡的罪行。在這些事例中，暗殺和大規模謀殺敵對方在短期內可以非常成功，但從歷史來看，意料之外的后果則要模糊得多。傳統左翼很可能仍然因這創傷而麻痹，比如在“后獨裁”的智利。這只意味著民眾抵抗和反抗的左翼選項已經關閉，于是，所謂的原教旨主義宗教選項就成了對抗政治的唯一手段和唯一可用的政治形式；本·拉登運動顯然就是這種情況，盡管它可能僅限于知識分子和活動家。

但這場運動和國家的關系是什么樣的？用美國政府最喜愛的術語來說，它是由誰“贊助”的嗎？一群富商對另一群富商質疑的審視里，顯然帶有一種深深的諷刺。我們要記住，過去半個世紀間沒有大規模戰爭：兩次“越南戰爭”——美國和蘇聯的戰爭——都是局部戰爭，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持續更久的駭人的兩伊戰爭也不是“世界”級沖突。人們不用贊同黑格爾惡名昭著的評論——即戰爭對社會的精神健康來說是必要的——就能從舊設備和庫存的保留以及主要市場的持續飽和中，看出大規模物理破壞的缺少如何會給資本主義造成一定的問題。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健康，這些未使用的龐大庫存需要經常被銷毀，才能讓哪怕是資本主義生產力本身以避免金融資本沖銷的方式發展。同時，旨在消滅福利國家的里根/撒切爾稅收革命，特定的政治策略是大幅削減富人和企業的稅收，布什新政權則以經濟衰退為借口，報復性地重新開始了這種做法。更矛盾的是私人手中的金融累積體系（西奧多·羅斯福稱之為“巨大財富的罪犯”）造成的有害影響：這比過去偶爾出現的百萬強盜大亨還要戲劇性。如今的這些巨大財富——幾乎沒有因后里根時代的稅收而受損失，也沒有被極微弱的遺產稅影響——成了對一度被贊許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以及后來被更虛偽地被吹捧為股東民主的東西）的嘲諷。關于競選財政改革的謹慎辯論，只揭開了私人掌握的巨大財政權力的面紗一角，這種權力讓個體可以成為類似于國中之國的存在，賦予他們一定的政治乃至軍事自主權。

關鍵是要記住，本·拉登就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個體。拋開異國差異的掩飾，本·拉登就是金錢在私人個體手中積累的原型，也是這一過程的毒果：如果不加控制，就會讓各類行動獲得超乎想象的自主性。還有陰謀論的問題，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電影《塘鵝暗殺令》（Pelican Brief）【7】講的不是既定商業和政府機構中的慣常做法，而是任人唯親的偏袒。這種難以遏制的偏私的發展也體現在基地組織中，基地組織與其說是全球化的新世界中的一種新穎奇特的政黨組織形式，不如說是富人的私人愛好。

同時，9·11這一具體的突擊式行動象征性地襲擊了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的一個罕見的中心。它反西方的特點已經非常清楚了，它體現在穆斯林的端莊禮儀和家庭價值觀中，后者是拒絕不道德的西方放縱和消費文化的標志。反全球化政治的對手們肯定很快會把本·拉登的政策與一般意義上的反全球化運動聯系起來，把“恐怖主義”視為一種與晚期資本主義及其世界市場邏輯做誤導性對抗的可怕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拉登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挫敗了西方新生的左翼反對派。然而，與恐怖主義撇清關系的沖動并不意味著要放棄對全球化的根本的理論批判，而是說這種批判要把對本·拉登運動炫耀地利用的偽穆斯林立場的倫理政治批判也包括在內。政治不是倫理：這個說法不是說它是非道德、非倫理的（相反，它是集體的，超出了個人倫理的問題），而是相反，政治旨在解釋為什么政治極端主義常常是由倫理純潔性的范疇驅動的。

可憐的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德國作曲家、音樂理論家），在一陣突發的巴塔耶式死亡狂熱中，他把世貿大廈的毀滅敬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美學姿態，這讓他立刻被社會遺棄。然而，斯托克豪森堅稱的這一行為本質上的美學性質并沒有錯，它從任何意義上說都并不真正的是政治的。他突然的表態表明，我們還要從這另一個美學及“圖像社會導向”的維度，來加強對恐怖主義行動的倫理批判與標準的戰略性描述——它是一種對媒體發話甚至征用媒體的絕望之舉。

至于“恐怖主義”——如果有這種東西，它也是個含義復雜而含糊的詞——它的“前歷史”即通過行動進行宣傳的做法，植根于19世紀晚期無政府主義的失敗，以及1960年代激進主義的“成功”，后者的計劃呼吁人們迫使國家顯露出它真正的壓迫性和“法西斯”本性（然而該計劃的第二部分，即人們大規模起義反抗這個法西斯國家，卻耽擱了）。

事實上，這也正是本·拉登行動的辯證成功所在：它在全世界激發和促使了國家及其監視能力顯著的再軍事化，促使它們在國外發動新的致命干預，這同樣可能激發和助長新形式的廣泛仇恨和反西方的抵抗。

然而在這個辯證法中，對立的每一方都強化著另一方，卻不一定會有合題（synthesis）的出現。馬克思本人提到，世界歷史的沖突有兩種終結方式，“要么終于整個社會的革命性重建，要么終于相互斗爭的階級的共同毀滅”。現在，我們有必要對這個共同毀滅的前景感到不安。

【1】譯注：即悲劇。

【2】譯注：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指個體的集合，每個成員除了他們目前在做的事情之外沒有其他共性（比如排隊等著進電影院的人）。序列體中的個體不同于群體中的個體，是彼此異化的。參考Oxford Reference。

【3】譯注：指獲得了更多的選舉人團選票，但選民投票結果的票數低于對手的總統。選民在投票時需要選出代表各州的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投票選總統。大多數州都規定選舉人將把全部選舉人票投給該州獲得相對多數選民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因此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和選民的實際投票結果可能不同。

【4】譯注：約翰·菲斯克，美國媒體研究學者，對大眾文化持正面態度，認為大眾在文化消費中具有創造性。

【5】譯注：肯尼迪遇刺時，媒體對于如何播報大型突發事件尚缺乏經驗，這次的處理方式也形成了之后播報其他突發事件（如9·11）的范本。媒體在幾天內根據片段的信息不斷猜測真實情況，其中也摻雜了大量不實消息。報紙暫停其他新聞，整版面只報道這一件事，剛剛普及的電視則第一次把悲劇事件變成了隨處可見的圖像。

【6】譯注：一部關于非洲殖民史的電影，展現了盧蒙巴從領導剛果獨立運動到遇害的過程。

【7】譯注：由同名小說改編的懸疑電影，講述兩名做高法院法官被石油大亨謀殺后，法律系學生和記者聯合探案的故事，其中涉及到私人利益和總統選舉的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