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耶路撒冷大學歷史系教授、《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的邀請，在清華大學發表了一場題為“新的不平等：21世紀會是歷史上最不平等的時期嗎”的演講。清華大學貝淡寧（Daniel A.Bell）教授擔任主持人，汪暉教授與崔之元教授作為評議人出席。

演講伊始，赫拉利先對人類歷史做了一番回顧。他指出，不平等可謂人類社會的常態，自從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以來，幾乎所有文明、所有社會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等級制：階級維度的、種族維度的、性別維度的等級制。甚至是家庭內部，在丈夫與妻子、在家長與孩子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等級制。

直到20世紀，平等才成為最受推崇的價值之一。當然，并不是世界各地的社會都變得完全平等了，但縱觀20世紀的歷史，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在這個歷史時段獲得了很大程度的彌合：在全球范圍，不同地域、國家之間的差距縮減了；而在一個社會內部，不同階級、種族、性別之間的鴻溝也變小了。平等成為最重要的價值理念，縮小不平等成為政治、社會、文化過程的核心。

緊接著，赫拉利對未來進行了展望。在他看來，平等化的潮流在21世紀有可能發生反轉，在20世紀得以縮小的鴻溝有可能在21世紀重新擴大，甚至21世紀的不平等程度有可能會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赫拉利對比了19世紀和21世紀的國際不平等。在19世紀的工業革命期間，人們曾見證世界上的不同國家之間產生巨大的鴻溝。當時，人類掌握了新的能源，掌握了蒸汽機、石油、電力、無線電，這賦予人們新的技術和工業力量，使得人們能夠更便捷、更豐富、更有效率地從事生產。但這種新的力量并非為所有國家平等地共享，事實上，只有極少數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德國，然后是日本和美國，它們引領了工業革命的浪潮，并憑借新的力量征服和主導了未工業化的國家。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并沒有及時地跟上工業革命的節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花費了大約一百年的時間來彌合這道在19世紀撕開的鴻溝；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非洲，直到今天也仍然沒能彌合這一鴻溝。

而如果我們展望未來的幾十年，會發現新的工業革命正在到來。人類再一次掌握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它比蒸汽機、石油、電力還要更強大，那就是生物技術和計算機技術。這種力量不只是用來生產紡織品、食物、交通工具、武器，它們的主要產品將是軀體、大腦和心智。幾千年來，人類學會了如何改變周邊的環境、馴服動物、培育植物，人類學會了如何改變經濟、社會、政治的結構，可有一樣卻始終未變，那就是人類自身——人類今日的軀體、大腦、心智與古代中國甚至石器時代的人類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而即將到來的科技革命將改變人類自身，人們將學會如何設計、加工、制造軀體、大腦和心智。與19世紀的情形相似，21世紀的工業革命所掌握的新力量很可能仍然不會由所有國家平等地共享，而是由少數幾個國家引領風潮。赫拉利認為，由此產生的鴻溝可能會比19世紀更大，這一次，那些被歷史甩在后頭的國家可能再也不會擁有迎頭趕上的機會。

與此同時，我們也很可能看到鴻溝在社會內部產生，原因正在于上述的科技革命，尤其是生物學革命。過往的貧富差距、國王和農民的差距，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法律學意義上的、政治學意義上的，但從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在歷史上，某些社會文化的確曾讓人們想象，特權階層擁有更優越、更高貴的“血統”。——但那并不是真實的，依據我們現有的生物學知識，在國王和農民之間，基本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是相同的，彼此之間的差別僅僅是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差別。但在21世紀，新技術將賦予人們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窮人之間有可能產生生物學意義上的鴻溝：富有的精英將能夠設計他們自身或者他們的后代，使其成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為高等的“超人”，人類將因此分裂為不同的生物階層，先前的社會經濟階層系統可能會轉化為生物階層系統。

赫拉利提出，甚至是死亡的社會位置也將因為生物學革命而發生改變。在人類歷史上，死亡一直行使著令眾人得以平等的偉大功能。即便是一個社會里最具權勢的那位要人——國王、皇帝、教皇，他們也終有一死。死亡被視作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被視作神的指令：我們會死，因為神就是這樣創造我們的，我們對此無能為力——這是絕大多數文化、文明共有的前提。

但在今天，人們對死亡有了新的理解，越來越多科技、商業精英正在重新思考死亡，他們將死亡視作技術問題。在這種視角下，人之所以會死，并非神的旨意，并非自然的規律，而是因為技術性的失敗：你死了，因為你的心臟停止供血，因為癌細胞擴散進你的肝臟，因為病菌侵蝕了你的肺部。而每一種技術問題在理論上都會有技術性的解決方案，也許你還不知道解決方案是什么，但只要有足夠多的時間和金錢，所有的技術難題都會獲得解決。赫拉利強調，這并不是幼稚的幻想，世界上一些最具權勢的精英和機構正在非常嚴肅地嘗試處理這個問題，例如，谷歌就在近年成立了一家名為“卡利科”（Calico）的新公司，其任務便是尋找方法來克服死亡和衰老問題。

赫拉利指出，死亡由人類宿命向技術問題的轉變，也意味著死亡將不再充當人類社會最偉大的“平衡裝置”（equalizer）。因為，頂尖機構正試圖研發的技術將會極端昂貴，絕非全世界七八十億人皆可購得的，很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只有極少數精英才負擔得起這項技術。在20世紀，無論是億萬富翁還是貧苦的窮人，都因醫學進步而延長了壽命，然而，在21世紀，貧富之間的鴻溝正重新張裂，富人的長壽程度將遠遠超過窮人。在未來的幾十年，富有的精英也許并不能做到“永生不死”——他們可能被車撞死，可能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是，只要付出足夠多的金錢，接受足夠優良的治療，他們就可以持續不斷地延長自己的壽命。而當死亡僅僅成為窮人的問題，窮人將會前所未有地憤怒，因為連死亡都不再是平等的了。富人則會前所未有地焦慮：過去，當你知道自己難逃一死，你在面對死亡的風險時會更為豁達，因為那并不意味著失去上千年的生命；而如果你認為自己有機會實現永生，就會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可能導致死亡的風險，很少有人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對于這樣一種未來的可能性——醫學的進步并不是彌合而是制造了巨大的階級鴻溝，典型的回應是：這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我們擁有20世紀的經驗。在20世紀，絕大多數的醫學進步一開始都只應用于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但它們逐漸都能惠及全人類，例如，抗生素和疫苗如今都已普及到南美洲和非洲最貧窮的人群。

但赫拉利提醒聽眾，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20世紀所發生的這一切將在21世紀重演，因為，醫學的目的正在發生關鍵性的變化：在過往的數百年甚至數千年間，醫學的主要目的是治療病人（Healing the sick），而現在，醫學正變得越來越關乎“升級健康”（Upgrading the healthy）。前者意味著，你設想存在一個與人類的自然生理結構相關的普遍標準，生病即低于這個標準，醫療是要幫助生病者回到那個標準；后者則是追求凌駕于這個標準，是為了讓某些特定的人獲得大多數人所不具備的能力，如果某種升級變得廉價而資源充足，以至于大家都能實現升級，那么就會產生新的普遍標準，也就會有人試圖獲取超越這個新標準的新優勢。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是在于，之所以20世紀的醫學進步能產生惠及大眾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是因為20世紀的現代國家普遍建立了面向公眾的醫療服務系統。這并非源于政治領袖的善良，而是因為現代國家的運轉需要大眾的人口。即便是暴君統治如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也為德國公民建立了普遍適用的醫療服務，因為納粹的政治精英知道，如果他們想要贏得戰爭，想要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他們就需要健康而龐大的人口。因為20世紀是大眾的世紀，軍隊需要大量的健康軍人，工廠也需要大量的健康工人。這是20世紀醫療服務公共化的深層邏輯。

但赫拉利繼而指出，21世紀可能不再是大眾的世紀。在軍事領域，由于軍事科技的飛速發展，軍隊的強大已不再依賴于士兵基數的龐大，而是仰仗于越來越少的高度專業化的軍人及其越來越先進的技術優勢。未來戰爭中的職業軍人將越來越像科幻電影里的超級英雄，擁有超級裝備和超級能力，而大多數的普通人則將不再具有“軍事價值”。

赫拉利由此引入了一個嚴峻的問題：人們會不會失去他們的“經濟價值”？赫拉利指出，我們可以觀察到的趨勢是，越來越智能的計算機和機器人正在將人類從工作崗位上排擠出去。

赫拉利舉了司機和醫生的情況作為例子。10年前，還有很多專家聲稱，城市道路的交通狀況充滿不確定因素，應對此類狀況的車輛駕駛技術對于計算機來說太復雜，汽車駕駛員是一項必須由人類來擔任的工作。但今天，已有不少專家預測，到2025年的時候，一些城市就將出現自動駕駛的車輛。在未來，某些城市甚至會禁止人類開車，因為人類會違章、酒駕、疲勞；而完善的人工智能是沒有這些缺陷的，人工智能還可以通過網絡互相連接，迎面駕駛的人類無法知道彼此的想法，人工智能駕駛員卻能夠信息共享，從而避免車禍的發生。——而在今天，車禍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各種暴力殺人都多。由此推測，成千上萬的出租車司機、公交車司機將失去工作，人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與此類似，人類醫生也有可能會消失。人類醫生只能依據快速進行的幾個問題和測試來做出診斷，他無法掌握全世界所有的相似病例，也并不知曉病人及其親屬的完整疾病史和DNA，人類醫生還會疲勞、生病和生氣；與人類相比，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好。赫拉利介紹了IBM正在研發的Watson項目，能夠收集全世界的病例，不斷更新其龐大的數據庫，它能夠獲取使用者及其親朋好友的疾病史和DNA數據，并通過精密的數據分析做出診斷和治療方案。使用者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回答Watson的問題、無時限地進行各種測試；Watson還可以通過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序或者可穿戴設備隨時隨地陪伴使用者，關注其健康狀況，監測其血壓和心跳，給出及時的健康建議。當然，這樣的人工智能醫生還有一些技術和法律的問題有待解決，因而不會明天就取代人類醫生，但Watson項目的優勢在于，訓練一位人類醫生，需要花費10年的時間，而且一次只能培養出一名；而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只要集中攻克一道技術難關，其成果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復制到無數終端，從而創造出不可限量的價值。

對此，常見的質疑是：人工智能或許能夠勝任智力勞動，但能否勝任情感勞動？如果你患上了癌癥那樣的可怕疾病，你是想從冰冷的機器那里還是從熱心腸的人類醫生那里獲得治療呢？但赫拉利認為，這個表面上的二選題其實還有第三個選項：暖心的人工智能。對于人工智能來說，人類的情感也不過是一種生物-化學過程，它們可以通過表情和聲音來識別并回應你內心的情緒變化。現在，一些市場營銷的公司就已經在利用類似的技術手段來判斷通話者的心理狀態。計算機程序能夠接收你的聲音，分析你的語調和措辭，基于龐大的數據庫來判斷你目前的情緒狀況和你的人格類型，進而結合這兩方面的分析結果來為你匹配適當的服務。在這方面，人工智能似乎也可以比人類做得更好，它們自身沒有感情，卻能夠識別并回應你的感情。

赫拉利向聽眾提出了一個令人驚悚的問題：人類會不會變得百無一用？樂觀的論調認為，即便機器在很多崗位上取代人類，也依然會有新的工作涌現，人類會轉移到新的崗位，特別是服務行業，因而不大可能被完全驅趕出勞動力市場。但赫拉利指出，人類的兩種基本能力是生理能力和認知-心理能力，19到20世紀，機器大規模地承擔了那些要求生理能力的工作，比如農業，而人類轉移到那些需要認知能力的崗位上；而如今，機器也開始具備認知能力，并在相關崗位上取代人類。我們并不知道人類是不是還擁有第三種能力——機器所不具備的能力，所以我們并不能想當然地認為，21世紀就會簡單地重復20世紀的歷史。

赫拉利最后再一次對比19世紀和21世紀。19世紀的工業革命產生出工人階級，當時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希望都集中在這個嶄新的階級；而21世紀的新工業革命也可能會產生出一個新的大眾階級——失業者階級。新的問題和挑戰可能在于，這些沒有工作的失業者、這些經濟學意義上的無用之人，他們將何去何從？赫拉利描繪了一幅帶有惡托邦色彩的未來畫面：新的不平等可能將社會分裂為兩個截然對立的部分：一邊是新的“經過升級的精英”（upgraded elite），一邊是新的“百無一用的普羅大眾”（useless proletariat）。

評議人崔之元指出，赫拉利的著作《人類簡史》的英文標題是《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而在中文譯本中，“sapiens”（智人）被副標題“從動物到上帝”取代，這個表述暗示，這本書不是科幻，而是以幽默曉暢的語言呈現的深度哲學反思。自詡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經由生物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學科證實，不過是六種人屬動物之一而已。在全書最后一章，赫拉利暗示，在未來，這種“動物”中很少的一部分會變成“上帝”，其余大眾則將成為無用的智人，而生物階級、生物階級斗爭將隨之出現。

崔之元同意，20世紀的平等進步并不會想當然地重現于21世紀，但他也依據書中的邏輯指出，生物階級斗爭并不必然會成為新世紀的主導。赫拉利已經論證，相比于其他動物，智人在歷史上表現出的最大優勢是合作，圍繞合作有一系列的制度發明，例如“法律擬制”（law fiction）——將團體法人視為單獨個體。崔之元樂觀地認為，合作的優勢能力在21世紀不會終止，更樂觀的可能是：每個人都分享“上帝”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少數人成為全能的“上帝”。十三世紀的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就提出，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分享他的屬性；美國思想家愛默生（Emerson）也說過，每一個人都是屋檐下的上帝。不平等和種種局限使得“神樣”（god-like）的人無法完全發揮其潛能。但即便在美國，器官移植這樣資源稀缺的生物改進也通過立法形成了隨機對象選擇，而不是被富人壟斷。崔之元設想，人類對于“好社會”的想象或許會繼續決定新的科技條件下世界的走向。

另一位評議人汪暉回顧起，哲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討論過“什么的平等”，今天赫拉利又討論了“什么的不平等”：技術、生物技術等方面的不平等。汪暉的評論立足于對這兩種視域的比較。他指出，在新澤西的實驗室，人類的大規模復制和模擬妊娠在技術上已經不成問題，然而，法律、倫理傳統的約束阻止了這些技術成為現實。社會政治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技術發展的方向。作為形成于19世紀的最重要的一種思想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性觀念——“社會關系”，仍然可以轉化為“什么的平等”與“什么的不平等”的交織，近幾十年來，平等觀念發生了轉變和進步，但人們仍舊需要某種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來幫助人們改變社會關系。新澤西實驗室的例子暗示，或許社會公正、法律框架仍然有能力介入新的平等問題。

阿瑪蒂亞·森用“能動性（capability）的平等”來反駁“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平等”中缺乏活力的商品化、物化傾向。恰當的社會政治安排應當使人們都有能力獲得發展和完善，乃至享受個人的能力。在“能動性”的意義上，汪暉認為，赫拉利關于不平等的討論，其實也辯證地提供了新的平等可能。他舉例說明，在更傳統的價值中，提升能力并不指向權力與等級差別：雖然西醫普及的目標是醫治病人，但中醫的目標一直都是提升身體素質，這并未影響中醫的普及和公平。或許可以使21世紀的醫學發展遵循與中醫相類似的邏輯，只不過不僅是以身體、而且還以心智作為其改善的領域。

汪暉補充說，除了通常的主體間性層面，更系統的考量至少還要包括三個維度：第一，人與自然的關系——無論智能如何進化，只要仍將自然視為可以濫加開發的客體，人類仍會面臨災難；第二，我們和未來人類的關系，當下的法律、社會道德建設應該將未來人類的情形納入考慮；第三，我們和過去文化記憶的聯系，技術可以與文化精神遺產的保存進行結合。總之，擺在人類面前的挑戰是多樣的，可能性也是多元的。

作為對兩位評議人的回應，赫拉利闡明了他的觀點的思想背景。在漫長的關于平等問題的討論中，人們習慣于將“人是智力最發達的生物”、“人的身體和智力是不變的”等前提作為理所當然的基礎，因此不會引入其他動物。當這些前提呈現出相對性的面貌，人類就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智慧”等問題，并將物種間的平等納入考慮。目前關于平等的綱領性文件，如美國《獨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都以生物層面的平等作為核心論據，而在新的條件下，平等將需要新的支持體系。

赫拉利強調，他并不是技術決定論者。同樣的技術基礎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社會后果，正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都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產物；而技術發達的未來世界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也會是倫理學、法學、哲學有意識的討論的結果。他描繪出最“聳人聽聞”的前景，更多是希望引起人文學界的注意——畢竟，如果僅將設計未來的任務留給生物科學家和工程學家，人類就真正陷入危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