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抗戰史學術期刊《抗日戰爭研究》邀請國內外知名抗戰史學者就“如何推進抗日戰爭研究”發表見解，一口氣推出了15篇筆談文章。王建朗、步平、楊奎松、李晨、吳景平、羅志田、茅海建、桑兵、章百家、黃道炫、臧運祜、入江昭、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裴京漢等學者參與筆談，討論抗戰史研究的視野、方法和熱點議題。澎湃新聞經授權選刊部分文章與讀者分享。

本文作者系日本信州大學人文學部教授久保亨，原標題為《關于日中戰爭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對于日中戰爭史研究，本人最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日中兩國歷史學者應該注意到，兩國人民的歷史認識有很大的差異。

日中戰爭的戰場在中國，而不在日本。因為日本軍隊來到中國，荼毒中國的城市和農村，殺傷中國人民，掠奪物資，所以中國人民當然有強烈的受害者意識。

與此相反，日本人民的加害者意識不強。發生這樣的情況并非沒有理由：1.因為戰場不在日本國內，所以一般日本人幾乎沒有機會目睹日本軍隊對于中國的加害行為。2.因為日本政府與軍部對戰時報道的控制非常嚴密，大部分的日本人，在戰爭終結以前對此并不了解，對侵略實情缺乏認識。例如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日本國內完全沒有報道。3.因為戰后中國處于混亂之中，戰爭結束后并沒有馬上公布戰爭受害的全貌（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4.冷戰開始以后，美國基于它的世界戰略，優先復興日本，日本的對華戰后賠償中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5.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的時候，本來應該討論中國的戰爭被害和日本的戰后賠償問題，但是因為那時日中兩國各有復雜的內情，有關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處理（20世紀70年代）。在以上諸種歷史因素影響之下，日本人的加害者意識一直不強。

兩國歷史學者必須注意，日中人民對這場戰爭的歷史認識，有不容易克服的差異，應該通過今后的歷史研究，一步一步努力消除這些差異。

與此同時，應該考慮的課題是，從民族主義的束縛中把日中戰爭史研究解放出來。民族主義的束縛是什么？這種束縛就是，把日中戰爭簡單地看作是民族之間的對立，有把日中戰爭描繪成日本民族和中華民族的戰爭的傾向。當然，對于中國來說，日中戰爭不言而喻帶有民族解放斗爭的因素，而且正是在日中戰爭時期，在學術上和社會上明確界定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但是，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整個日本民族都是侵略者，也并不意味中華民族都是抵抗者。事實上，在日本和中國，都有各種各樣的勢力。在日本，當然有鼓吹侵略戰爭的勢力，但同時也有想要避免戰爭的勢力。在中國，當然有推動抗戰的勢力，同時也有嘗試做另外選擇的勢力。而且，日中戰爭，是在日中兩國與歐美、蘇聯等的復雜關系中，作為全球歷史的一環展開的，不綜合全面把握這些復雜關系,就不能歷史地深入理解日中戰爭。

最近比較普遍地把日中戰爭定位為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環，意義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明確地帶有盟國團結在一起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反法西斯勢力的戰爭，可以從這個角度以寬廣的視野來定位中國的抗日戰爭。不過，反法西斯戰爭這一概念本身也是 歷史地形成的，也并不能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特征。如果我們只是根據反法西斯戰爭的概念來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就很難認清它同時帶有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另一面。反法西斯勢力建立的法國人民戰線政府沒有放棄對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印度支那民族解放斗爭也應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只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反法西斯戰爭，就不能解釋類似現象。

最后要注意的一點是，過分地強調革命的意義，會帶來負面影響。誠然，對于理解中國近現代史來說，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1949年革命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過于強調這些革命的意義，會出現全面否認被革命打倒的舊體制歷史作用的傾向。事實上，回頭來看，不論是被辛亥革命打倒的清朝政府，還是被國民革命打倒的北洋政府，歷史上它們都在恢復主權和推動社會經濟近代化上，發揮過各種各樣的作用。1949年被革命打倒的國民黨政權也是一樣的。最近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的作戰逐漸得到了客觀評價，這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對國民政府在日中戰爭中發揮作用的研究，還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如何理解中日戰爭，依然是重大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