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畢業的那年夏天，我是在硚口到武勝路間的小河邊度過的。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武勝路江漢橋下靠近小河下游一側，挨著老長江食品廠，那個頂著紅五星的“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牌坊，就是漢正街的起點。至于另一側普愛醫院英式清水墻往上游是極擁擠又極安寧的尋常巷陌，我沒有想過那里也是漢正街，而且更原始。

那個夏天，我去漢中路義烈巷一帶別班同學家串門，他家有一臺當時罕見的CD機。我家有一臺黑膠唱機，但當時哪有新鮮的黑膠唱片呢。我在他家聽王靖雯的《為非作歹》《天空》（那時才剛改叫王菲），再聽剛從舊租界黃興路夜市上收來的打口CD，都是些不太容易在武勝路新華書店音像柜臺見到的東西：辛妮·奧康娜的《universal mother》、鮑勃·詹姆斯的《restless》……都是當年度剛在海外發行的。更激動人心的是唐朝樂隊和“魔巖三杰”的卡帶，比香港的Beyond還要帶勁。盡管我們所在的城市似乎總是老樣子，但我們能夠感覺到外面的世界在變，這種對外部的感知、興奮多少撫慰了少年寂寞。

那天中午，我在他家蹭飯，菜端上桌，我對他說：“你媽媽好高啊。”另一位同學接話道：”那叫亭亭玉立。“那天下午，我們玩“鐵人三項”：到街坊暗樓上叫醒更多同學，一行人先去小河里游泳，上岸之后騎自行車越過中山大道，順著京漢鐵路道口大坡俯沖而下，再到校園里踢球。現在，我知道那時我們是從15世紀末的河街出發，穿過17世紀初的堤街、19世紀中的城堡墻基、20世紀初的鐵道線，直達20世紀中建起的帶有古典拱門的蘇俄式教學樓前的操場上。20世紀末的夏日盛大，衣服從濕透到干透，脫下來才發現已經鹽漬斑斑，仿佛用藥水泡過才得以顯影的神秘地圖。

漢口硚口民居。硚口為古漢口長堤街、漢口城堡（中山大道）起點。  諶毅 圖

暑假快結束時，我高燒一場，迷糊中想起幾天前在小河游泳。我們在躉船、運沙船和亂流之間穿行。傳說有男生帶著女友坐著卡車內胎從江漢二橋一直漂流到硚口上岸。我試圖背著黑皮（我的成長中有過幾個叫“黑皮”的朋友）往前游，不到十米就難以為繼。工況惡劣的柴油機從身旁聒噪而過，我無法像童年時小舅馱著我一樣遨游小河，我看見碼頭岸線已經到了破敗的極限。初中時代就在這一念間宣告結束了，同時我意識到，小河一定早就失去了什么。

少年時我從沒把硚口路至武勝路、中山大道到沿河一帶當作“大漢口”的一部分，過了武勝路，城市氣氛就很快從烈火烹油過渡到尋常居家。我的直覺或許是正確的，多年來這一塊老漢口既沒有跟上19世紀開埠通商后的潮流，又沒有融入1980年代的漢正街市場復興，它隨小河岸線碼頭一同沒落，屬于“老華界”的一部分，留存了幾分明清漢口市鎮樣貌。

小河的“失去”首先是景觀意義上的：

羅威廉在《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中描述道：“無休止的嘈雜聲，明亮的燈光，豐富的商品，油漆的船只，街頭藝人，富麗堂皇的行業公所，東倒西歪的小屋，奇異的芳香，各種家畜，最重要的還有形形色色的人群，這一切的確使這個城市像一個歐洲人概括的那樣，‘是一場精彩的雜耍’。”這一切早已像水汽一樣蒸發。

 “五百年前一沙洲”“四大名鎮”“天下四聚”“駕乎津門直追滬上”“漢口乃東方芝加哥”“大漢口”……放下書本文獻，這些都是疏遠的虛名。回到以小河為源泉的現場，過期膠片般的街景才透露出夢境式的真實，而不是還原性的再現。

今年夏天，我重返初三暑假玩耍的硚口一帶。站在摩天樓頂俯瞰，整個漢口舊城區，似乎只有這里還保存著一小片中古街市的肌理，緊挨著平靜良久的小河，不知道哪一天就會消失。

走入其中，長堤街、漢正街的地址都是從二十幾號開始，早幾年月湖橋擴建占地，抹去了那些更靠前的門牌。古建筑所剩無幾，房屋街巷的位置關系還保留著古早格局。迎面一輛灰色轎車，以不可能的角度抹過窄街扭曲的咽喉，就像若干年前鯽魚般抹過同一個夾角的小船那樣，毫發無損。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兩百多年間，作為漢口靠內陸一側的界河，玉帶河曾繞過漢口連通小河、長江，它的余緒迷蹤也曾深入到城市的中街（今漢中路），留下令人費解的曲折，供剛才那位老司機炫技。

這一帶的街巷密度至今冠絕武漢，道路切割出來的區塊最小只能放下一間民居。即便是“大漢口”時代下游比照京都大阪“一戶建”尺度建成的舊日租界部分區域，也沒有達到同等程度。

而當你站在古漢口的正街（今漢正街）某個難得的稍顯開闊的街口，小河就在一步之遙的防水墻外，瘋跑的小兒子伢還來不及加速到腎上腺素沖擊心臟，就會被身后追趕的小伙伴一把抓住后背心。此刻他們眼中仿佛永遠鉆不完的重重街巷，終將在青春期的某個瞬間變得一眼就能看到盡頭，一抬腳就可以走出、離開。

漢口古居仁坊一帶小巷。  諶毅 圖

觀念中的漢口有多宏大，眼前的漢口就有多狹小。大在小中，后者是前者的容器。很多早期外國訪客僅憑直觀就判定漢口是一座大城市，那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這個有限的容器有多么盈滿。

“只有倫敦和江戶才能與漢口相比。”英國學者S·羅爾斯·威廉姆斯于1850年寫道：“中國再也沒有另一個在同樣的面積里居住著同樣多人口的地方了。”而當時在小河和玉帶河的港口船只上，擁擠程度甚至超過岸上的街區。“船只首尾相接，看上去似乎是固定的一大片；當后面運河里的水位漲高也允許船只停泊在那里時，漢口就似乎完全被船只包圍了。”一棟吊腳樓倒下，就可能造成泊在樓下的幾家船戶翻沉，死傷逾百。（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下同）

“在居住模式、街道和建筑物的集中方面，漢口的擁擠在中國城市中達到了獨一無二的水平。”直到20世紀張公堤建成之前，漢口都是一座沒有郊區的城市，一座通體城市化的城市，狹小孤立的洲島形態使得堤防以內幾乎所有的土地都被開發了，或直接用于商業，或為商業提供服務。老漢口窮盡了前高層建筑時代的城市密度極限。五百年來，漢口一直是多層的，正如我在硚口的古巷中看到的那樣，這是一個可以追溯到中古漢正街臨街商鋪的久遠傳統：21世紀商品房普及之前，不管住平房樓房，漢口人依然保持著把家中一層空間隔成兩層的習慣，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一個暗樓，大到接近正常房間，小到甚至坐不直上半身。舊時代暗樓里睡著守店的伙計掌柜，上世紀末暗樓里窩著半大的兒子和各種雜物。

中古漢口街市在地面上小而密集，當代都會CBD往高空層層疊加，它們以異曲同工的方式實現了高聚集度帶來的效率與便利，擠在一起的人們以服務彼此為生，他們組成的整體則以服務遠方為生。

哪怕是不再全民皆商的今天，居住在狹小破舊的漢口老城區依然意味著，步行十分鐘范圍內就能滿足一個俗人絕大部分的生之欲望，這是失去增量的老漢口留給后人的遺澤之一，一種小確幸的內卷。

總之，“如果按照蕭公權的說法，建筑密度是衡量中華帝國晚期城市‘都市化’程度的最客觀尺度的話，那么，漢口應當屬于中國都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

漢口長堤街崇仁路口，長堤街到此被工地切斷，不復連續。長堤街即河街、后街、后堤街，1864年以前的漢口邊界。  諶毅 圖

“漢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清《漢口叢談》）19世紀中葉的浙江鹽商范鍇如是說，他往來漢口經商居住，“如此生活三十年”，經歷過太平軍侵掠的“大廈崩塌”，經歷過亂后漢口鹽政“廢綱行票”的“一鯨落萬物生”，他是那個年代吃到小河紅利的新漢口人，認同感驅使他闡釋漢口。他援引明人唐裔潢《風水論》來分析“漢口漸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賈可以泊船，故今為天下名區”。

開埠之前，小河就是雕刻漢口的米開朗基羅。范鍇強調“然小河之水，實賴兩岸夾住，旋繞入江”，也就是說，15世紀后期“成化改道”，漢水自己對自己裁彎取直，把主流、主入江口固定在了今天的漢口與漢陽之間，形成了穩定的岸線和航道，成為兩岸人親切的“小河”。在此之前，漢水自潛江以下千頭萬緒恣意漫流過今天的漢陽漢口一帶，擁有多個水路和江口，卻沒有一個能穩定保證大船航行、停泊。那是漢水匯入長江諸口小港林立莫衷一是的“列國時代”。漢水改道后，“口內水度頗深，即大船巨舶亦可容之”（《漢口小志》，著者為民初漢口警察局長徐煥斗），小河就像一根韌勁十足的長桿，漢口港憑借小河來了一個撐桿跳，超越地方湖汊毛細血管的束縛，一躍而心生野望，漸養成某種“內陸的海洋性格”。

從小河上游來的客人帶來了“漢口”這個名字。漢水改道后，遙遠的西北山陜商幫得以不受季節限制往返于漢水上下游，一首民謠在他們中間傳唱開來：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錢備小舟，順著漢水往下走，生意興隆算漢口。漢水那個毋庸置疑的出口，就叫它“漢口”吧。

16世紀初，漢口擊敗長沙，成為湖廣唯一漕糧交兌儲運中心，17世紀末民謠中的“湖廣熟”，實際上要經過“走漢口”才能轉化為“天下足”。17世紀初，漢口擊敗堤岸塌陷的武昌金沙洲，成為淮鹽銷往廣大內地的壟斷性“專岸”集散中心，兩百多年后曾國藩、胡林翼仍然要靠改革漢口鹽政，降低壟斷程度擴大稅源榨取更多收入，來維持取代滿蒙武士成為朝廷支柱的湘淮軍。19世紀中葉，中國銷往俄羅斯茶葉中的95%通過漢口沿小河而上，再轉陸路經恰克圖運往歐洲家庭的餐桌。開埠前，作為帝國晚期實物稅、間接稅、出口稅三條命脈節點，依傍著小河的漢口港盡管級別很低、地方很小，已然茲事體大。

懷擁小河的漢口港大獲成功，使得鄰近港口只能成為配角（如19世紀的塘角即建國后國棉六廠一帶），或者轉投漢口港不太會去從事的本地區內部交易。漢口港是為那時候跨區域航行的大船準備的。比較小的本地區貨船既不適合停入漢口港，也付不起針對大船定價的港口服務收費，只能去周邊的蔡店、索河、沌口、新灘、黃州等港。如果說漢口有什么地方性，那更多是遠道而來的華洋客商氣味雜糅之后的反客為主。更地道更鄉土的江漢風情，可能反而要“禮失求諸野”，到周邊鄉村的市鎮上找尋，薩滿式的元宵“僵獅子”要去黃陂，端午“送龍舟”要去黃石西塞山……武漢人把煨藕湯視作“鄉愁的味道”，認定正宗煨法是用煤爐子文火加熱砂銚子，直到在鄉里目睹鄉親居然把砂銚子埋入灶底余燼中一夜，這才驚覺什么是“煨”的原教旨。大部分武漢人認定“五芳齋”是理所當然的武漢土產，卻對魚面很陌生，然而前者來自千里之外的浙江，后者才是地道的江漢風味。

漢口漢正街。漢正街即古漢口正街、官街，駐有巡檢司衙門。  諶毅 圖

源于小河、后來又被長江和鐵路放大的“撐桿跳”效應，讓漢口首先跟“世界”而不是“地方”緊緊聯系在一起，這終使漢口人乃至后來的武漢人在認同上“燈下黑”，在外自介慣于脫口而出“武漢的”而不是“湖北的”，類似的事情常發生在沿海，如大連之于遼寧、青島之于山東、甚至上海之于浙江，而武漢深居內陸。

僅僅憑借三桅木帆船是無法在無遮無攔的長江風浪中停靠的，但在緊鄰長江的小河里可以。在漢水改道漢口成港之前，武昌、漢陽那些興旺一時的大港都要靠劉公洲、鸚鵡洲、金沙洲、白沙洲這些沙洲來擋住江上風浪，把港口設在背江的支汊而不是面對大江的主泓邊。近代上海港避開長江而取黃浦江口內，近代香港背對南海擁抱維多利亞灣，19世紀末之前漢口港重心在上首沿河（早期下首沿江的碼頭實際上依托的是連通漢水長江的玉帶河口），以上三地理出一門，內河、沿海少有例外。港口選址以小謀大、以枝馭干，是20世紀以前航運繞開技術瓶頸的常規路徑。

小河是早期漢口的主要港灣，這個港灣以整個漢陽為防波堤。港口城市持續繁榮首先需要防波堤穩定可靠。泥沙沖積而成的沙洲型防波堤會不斷被江流沖垮或淤積，港口隨之在武與漢之間擊鼓傳花：古鸚鵡洲沉沒引發武昌南市向更南的金沙洲遷移；白沙洲沉沒引發金沙洲崩塌淤塞，后者拱手把鹽、漕口岸讓給漢口獨占。坐擁龜山的漢陽卻永不沉陷，不大會讓長江水越過龜山腳尖狹長的南岸嘴，直沖小河身后的漢口。

小河擁有漢口、漢陽兩條岸線，漢陽岸線后來支撐著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的重工業專用碼頭（部分碼頭設施現在還在），說明漢陽港口條件理應不比漢口差。而且漢口地勢更低，又不像漢陽有官軍和城墻保證安全，初期人口也比漢陽少。但是小河沿線的港市卻很快往漢口集中發展，漢陽岸線成了附庸。這并不奇怪。古漢陽自己的南市也是在城墻外的，明漢陽城甚至把原本在唐漢陽城內的西大街鬧市也隔在了鳳山門外（今北城巷、南城巷交接處），竹木貿易輻射多省的鸚鵡洲離城墻就更遠了。江南武昌的南市一開始也在城外，明朝時城墻越過蛇山把南市部分圍入城中，結果接下來南市的重心再次南移到新城墻外的金沙洲上，留在城內的老街市即今解放路司門口一帶，很快變成城市內部需求主導的商業區。

“大樹底下好乘涼”只是日常生活經驗，“大樹底下難長草”“官進民退”“城進市退”才是帝制時代官、商地緣的真實面相。禮法城池的內部空間本來就傾向于把商業控制在內部供給限度上，超出這個限度的外部性市場，自然而然會向城外溢出。

中古漢口鎮屬于漢陽縣，是漢陽府城的遠郊，小河實際上放大了漢口鎮與漢陽城的威權之間的距離。幾乎每天朝九晚五跨越小河通勤漢口、漢陽的我需要努力理解，哪怕到20世紀初，從漢陽城內縣衙送一封信到漢口仍難以確保一天內往返，這種兩地直線距離通常不超過五公里的“跋涉”遠遠要比今天武漢市域內最漫長的通勤痛苦（如漢口常青花園到武昌以東光谷新區）。當年漢口的巡檢司只是九品小官，是重在維持市場秩序的派出機構，禮智司落腳在民房中，仁義司寄身于教堂內（劉剴《武漢三鎮形態演變研究》），它們沒有衙門應有的形制和派頭，跟那些外地客商富麗堂皇的會館沒法比。在早年的漢口，各路商人反倒更像是幕后“看不見的手”，官府看上去始終跟不上城市膨脹的速度，長期處在臨時措置的狀態，不得不把更多的地方事務交給民間自理。沒有城墻保護雖然導致安全擔憂，但“山高皇帝遠”更利于早期漢口成長為面向外部世界的商埠。

漢口港市超脫于本地和周邊市場，因而漢口對周邊地方意味著“外面的世界”或“近處的遠方 ”，這種源于經貿屬性的異質感也滲入周邊居民的生活方式。直到上世紀末，武昌人茶余飯后購物娛樂一般在城內司門口就近解決，而過江去漢口逛街就要隆重許多，用撒貝寧在網綜《十三億分貝》上的話說，那時“住在江南的人買重要的東西都要‘過漢口’”，“過漢口”性質形同過節，對應武昌市民生活中的重大節點或重大消費。

“過漢口”之外，還有“下漢口”。“下漢口”屬于小河上游漢水沿線各地，從近處蔡甸、漢川到天門、沔陽乃至四百里外的沙洋都流傳著一首大同小異的童謠：“搖擺手，家家（指外婆）的走，坐洋船，下漢口”。這首童謠常被媽媽們用來安慰哭鬧的幼兒，似乎“坐著輪船到下游漢口玩”的誘惑力堪比當今迪士尼樂園。故事設定外婆家在漢口，也暗示著媽媽對漢口娘家的想念。不同于村鎮湖汊通行坐小船劃子，下漢口需要搭乘鳴笛冒煙的大“洋船”（輪船），這也頗具“壯游”（Grand Tour）意味。在漢水流域中游以下，無論是對兒童還是成年人來說，“下漢口”都是一件不尋常的歡欣大事，過去經常發生在經典的沙洋到漢口龍王廟航線上。“過漢口”和“下漢口”都是周邊居民一種超出了日常性和本地性的非常行為，它不是必需，而是偶爾試圖超出常規生活局限的都會幻夢，假設漢口沒有在上世紀后期逐步走弱，這個幻夢的最終形態將是“漢口夢”。這樣的假設當然沒有發生，隨著“過漢口”“下漢口”的最終目的地在漢口內部從最早的漢正街移到六渡橋再到江漢路，一路遷動，最后落地到當代解放大道奢侈品商圈，這個過程中漢口商業相較于自身一直在不斷升級，但漢口商業在外部世界中的總體地位于越過頂點后一路下滑，到今天“過漢口”“下漢口”的說法本身也式微到聊勝于無了。

月湖橋下逆流游泳的人。  諶毅 圖

回首往事，故事的前一半大概就是漢口沿著小河一路走來。明清帝國晚期，眾口歸一的漢水暨小河釋放出長江側翼的單一航道和良港，也釋放出商用土地增量（漢口始終成功免于帝國城墻外土地應盡的農耕義務），從日漸裂解的鄉村社會中逸出的流民（他們逃避封建義務不再被束縛于土地）來到這里成為自由勞力，管治衰弱財政窘迫的帝制國家一方面被動地在這個小小的新世界上釋放出地方自為空間，一方面也不得不寬容甚至“勸業”各路商團在此經營以促進稅收（在王朝早期“勸業”通常意味著勸農抑商）。在輪船、鐵路、海關、租界從天而降之前，漢口已經以小河而成大觀，頗具模樣了。漢口不像后來的武漢那樣產生于宏圖大略與風云激蕩，而是一連串因緣際會偶發疊加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隨機磕碰出來的漢口人往往顯得既不太順民又不夠蠻族，而是大體上呈現出略顯激進的“市民性格”。漢口就像一棵生在大路邊卻居然結滿多汁果實的蘋果樹，即將砸中一個又一個像牛頓思考萬有引力那樣籌謀現實大走向的大腦，這遠遠超出了蘋果樹的想象力。

我的頭上沒有掉落蘋果。那天我順著平行于小河的街巷，走到崇仁路口，眼前一塊工地切斷了背后那片老漢口的肌理，這里的漢正街口退化為一扇僅可步行進出的小區便門。

半個小時前我拿起手機，向遠在上海的少年時代的玩伴直播這次故地重游。他記得小河邊我們一起瘋玩的那個暑假，但記不起自家舊居的街道名字、門牌號碼。電話那頭，他剛在上海新買了房，正在外面跑手續。

然而這終究也沒什么。和絕大多數漢口人家一樣，他們家既是本埠土著也是外來移民，長輩來自上海。某種意義上，現在他才是回歸了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