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7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如果戰爭爆發，我們在土耳其附近，而你們（譯者注：美國）不在。只要槍聲一響，火箭就會起飛，到那時候悔之晚矣。”赫魯曉夫所說的戰爭，是指土耳其在西方的支持下對敘利亞動武。應槍聲而起的火箭自然是對土耳其的威脅，要知道當時正好距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升空不到兩個月。為什么當時土耳其可能要對敘利亞動武？為什么可能爆發的敘土戰爭會引起赫魯曉夫的強烈關注，甚至以武力相威脅？

“三戰”的邊緣？

談到今天的敘利亞內戰，人們普遍會從博弈的視角看待俄羅斯對阿薩德政府的支撐。其實就莫斯科在敘利亞的影響力而言，1957年的大馬士革政壇就足以令西方和親西方的地區國家焦慮不安了。而且與今天不同的是，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博弈還充斥著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此次危機的直接導火索也正是對所謂“共產黨接管”敘利亞的擔憂。

自1950年代中期，華盛頓就愈發擔憂敘利亞的“激進化”傾向。對內，敘利亞左翼力量強大。對外，敘利亞和埃及一樣，與蘇聯保持緊密的關系，接受其軍事援助。而且兩國都于1956年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開阿拉伯世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之先河。當然也門王國在1956年也同中國建交，但外交關系只是公使級。

1957年8月6日，蘇聯和敘利亞簽訂了貿易協定，以幫助左翼力量應對惡化的經濟形勢。蘇敘協定甚至令作為左翼力量的復興黨以及埃及總統納賽爾都為之不安，更遑論西方。但接下來的事態只會令華盛頓更為沮喪。12日，敘利亞官方宣布美國大使館官員參與顛覆陰謀，尤其是二等秘書斯通(Howard E. Stone)等人，并于次日責其24小時內離境。對此，美國方面則驅逐敘利亞駐美大使，以示報復。15日，被美國一些官員懷疑為共產黨或“共產黨同情者”的比茲里被任命為敘利亞總參謀長。對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敘利亞的局勢已經讓人“完全不可接受”，并準備以必要手段防止“共產黨接管”。

和美國一樣，敘利亞的鄰國也普遍警惕敘利亞的政治走向，其中反應最為強烈的就是土耳其。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支持下，土耳其向本來就很敏感的土敘邊境增兵，土敘兩國關系異常緊張，互相指責對方威脅自己的安全。到了10月，兩國已經發生交火事件。赫魯曉夫對土耳其的火箭威脅就是以此為背景的。

對于赫魯曉夫的強硬態度，本來就暗中向土耳其和約旦運輸軍備的艾森豪威爾政府自然以同樣強硬的態度予以回應。10月25日，艾森豪威爾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發表聯合聲明，視蘇聯對土耳其的威脅為對整個北約的威脅。按照北約的集體安全原則，這就是暗示美國不惜以戰爭保護土耳其。但姿態畢竟只是姿態，雖然此時的美蘇關系因為此前一年的匈牙利危機再次惡化，但避免與蘇聯的直接對抗是最起碼的底線。14日，副國務卿赫脫(Christian A. Herter)在給杜勒斯的備忘錄中就表示，如果土敘開戰，蘇聯出于信譽考慮就必須援助敘利亞，如此就會把兩個超級大國帶入戰爭邊緣。同樣，蘇聯的姿態也只是姿態。所以在美蘇的斡旋下，敘利亞駐聯合國代表撤銷了對土耳其的指控。11月，在蘇聯的壓力下，土軍從敘利亞邊境撤出，歷時3個月的危機收場。

的確，這場危機讓美國看到了與蘇聯直接發生軍事對抗的危險，但危險畢竟遠沒有成為現實。有的學者認為與古巴導彈危機相比，這場危機普遍被通史類的冷戰史著作所忽視。而這種忽視或許也反映出美蘇兩國對危機的克制和謹慎。而且，敘利亞問題在兩國關系上遠沒有五年后的古巴問題那樣敏感。所以，1957年敘利亞危機的意義或許也不應該過分與“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性相聯系。而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地頭蛇”和美蘇這兩條“強龍”的關系在這場危機中表現得相當微妙。

埃及的“東征”傳統與西方

在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劍拔弩張之時，援助敘利亞的埃及軍隊于10月13日在拉塔基亞登陸。1957年的敘利亞危機如同今天一樣，博弈的棋手不僅僅是莫斯科和華盛頓，還有地區強勢國家。而今天對敘利亞內戰無暇顧及的埃及在當時恰恰就是最為引人注目的地區棋手。憑借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贏得的威望，埃及總統納賽爾已經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標志，為當時無數阿拉伯熱血青年所景仰。

歷史上，埃及（或是定都于今天埃及境內的國家）向地中海東部地區進行的軍事征服之盛，堪稱傳統。早在上古時代，埃及的法老就多次興兵東征，其中最著名的或許莫過于新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與赫梯王國在亞洲的爭霸政治。后來的卡迭什之戰迫使雙方罷兵言和。到了中世紀，埃及由東羅馬帝國的行省變為阿拉伯帝國的一部分。但隨著阿拉伯帝國的衰落，埃及逐漸獨立化，盡管名義上還尊奉巴格達的哈里發。到了公元10世紀，什葉派的法蒂瑪王朝在埃及建立，其統治者自稱哈里發，挑戰巴格達遜尼派哈里發的地位，并舉兵東進。但出身于今天提克里特（也就是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的故鄉）的薩拉丁推翻了法蒂瑪王朝，建立了阿尤布王朝，重新尊奉巴格達的哈里發。但阿尤布王朝也積極經營自己在地中海東部的地盤。后來把持埃及的馬穆魯克（指奴隸出身的軍事領袖）還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一帶打退了蒙古人的進攻。16世紀，奧斯曼帝國征服了埃及，但馬穆魯克對埃及依然有強大的控制力。1798年，波拿巴（也就是拿破侖）率領法軍試圖占領埃及。雖然這次征服沒有達到目的，但卻給埃及的未來帶了巨大影響。出身于阿爾巴尼亞的奧斯曼官員穆罕默德·阿里通過高超的政治手腕，縱橫捭闔，借力打力，成為埃及的實際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也曾出動海軍幫助過宗主國奧斯曼，但隨著野心的膨脹，埃及軍隊揮兵東進，在敘利亞一帶屢敗奧斯曼軍隊，甚至一度威脅奧斯曼帝國的生存。當然，在英國的主導下，英國和奧地利海軍威脅埃及，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像放棄敘利亞等地，屈辱就范。

無論穆罕默德·阿里對奧斯曼帝國的戰爭是否能為中東伊斯蘭世界整合出一個朝氣磅礴的嶄新強國，這個進程已經被西方列強無情阻斷了。這就說明最晚到19世紀中葉的時候，歐洲強國已經成為影響中東政治格局走向的參與者，甚至還是最直接的塑造者。到了冷戰時代，互相競爭、排擠的美蘇兩國同樣影響著當時中東的政治格局。而高舉阿拉伯統一旗幟的納賽爾，也同樣擴展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如此，一盤既熟悉又些許陌生的棋局擺在了開羅決策者的面前。

勢成鼎立：兩極格局與地區“霸權”的遭遇

無論納賽爾的本意如何，一部分美國官員認為其阿拉伯統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西起卡薩布蘭卡，東及波斯灣的帝國。杜勒斯等人甚至多次將納賽爾比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開羅在美國人心中的“野心”甚至還曾來源于埃及人自己。

1958年1月10日，埃軍駐敘利亞的一位中校軍官在宴請美國駐阿勒頗副領事時表示，埃及抵制蘇聯和共產黨在中東的影響力，因為“我們自己想要外約旦、黎巴嫩、敘利亞等，這是我們成為大國的唯一途徑”。如此露骨的表達，筆者目前還只見過這一次。不知道這位中校的表達是否經過上級授權，但這反映了此時關系緊密的蘇埃關系在中東地區也同樣存在競爭關系，就如同兩者分別同西方的那種競爭。而且要知道，一年前提出的“艾森豪威爾主義”所說的“受國際共產主義控制的國家”在很多人來看就是影射埃及。國際政治中敵友關系之無常，可見一斑。

納賽爾親蘇的同時，也擔憂敘利亞與蘇聯走得太近，甚至試探性地與美國有所溝通。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此是有所認識的，這也為日后雙方權宜性的合作奠定了一部分基礎，但這并不意味納賽爾對敘利亞的所作所為就會是美國喜聞樂見的。如果說約旦和黎巴嫩等親西方國家的動蕩反映了華盛頓和開羅之間的斗爭，那敘利亞問題反映的則是華盛頓、開羅和莫斯科的三方角逐。盡管開羅方面頗為靈活，親蘇之時，又時而親美，但三方的矛盾卻是難以從根本上調和的。

艾森豪威爾曾說，如果沒有以色列問題，那么局面肯定要比當前“三方角逐”(three-cornered struggle)的狀況要好。雖然這個詞是艾森豪威爾后來就阿以問題提出的，但用在敘利亞問題上也非常恰當。艾森豪威爾政府意識到蘇埃之間在敘利亞的糾紛，也收到了埃及方面的橄欖枝，但并沒有立即對納賽爾投桃報李，而是依然對其采取猜忌、觀望的態度。在埃及軍隊抵達拉塔基亞兩日后，美國近東司官員在與加拿大官員會談時認為納賽爾出兵敘利亞會增加地區緊張，無助于美埃關系的改善。11月4日，負責近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里特朗(William M. Rountree)在給杜勒斯的備忘中表示，不要讓納賽爾以為美國會欣賞他在敘利亞的所作所為。

到了1958年初，在敘利亞軍方的推動下，埃及和敘利亞宣布合并，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納賽爾把解散敘利亞一切政黨作為接受合并的條件，進而壓制敘利亞共產黨，限制了蘇聯在敘利亞的影響力。出于遏制蘇聯的全局性目標，艾森豪威爾政府自然接受了阿聯成立的事實。但其決策者也同樣把阿聯的成立視作納賽爾對敘利亞的統治，認為就長期而言，納賽爾對敘利亞的控制也是有背于西方利益的。畢竟，伊拉克的石油需要通過敘利亞境內的石油管道輸送。所以，即便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末期，出于抵制蘇聯的共同利益，華盛頓與開羅的關系走向權宜性的合作，但美國仍然希望敘利亞能逐漸擺脫開羅的控制。

半個多世紀前的這場敘利亞糾紛和今天的敘利亞內戰有一個共同點，即博弈并不僅僅是外部大國之間的游戲，也不單單是地區大國之間的爭斗，而是一盤由地區內外棋手共同參與、恩怨交錯的棋局。筆者并不能斷定納賽爾的本意是什么，但開羅在地區的強大影響力以及因此與美蘇產生的糾紛卻是真實存在的。

在敘利亞危機期間，表面上埃及與蘇聯站在一起，對抗西方和土耳其，呈現出涇渭分明的“極化” (polarization)格局。但危機背后所折射出的蘇埃矛盾和美埃矛盾說明這場博弈很難用這種表象或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種簡單思維予以解讀。要是真如杜勒斯所言，納賽爾欲漁利于美蘇之間的互斗(play one power off against another)，那就很容易用現實主義政治中唯利是圖的思維去理解華盛頓－開羅－莫斯科三方關系的不穩定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