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界，岡田英弘（Okada Hidehiro）以其東洋史與蒙古學研究蜚聲學界。現為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與東洋文庫專任研究員。他因參與神田信夫與松村潤等人主持的《滿文老檔》譯注工作，而以二十六歲青年學者之姿榮獲日本學士院獎，是僅次于日本文化勛章的榮譽。然而在中國他被引介的作品多半是與滿學與蒙古學相關的學術論文，其數量與其專著相比實為九牛一毛。

去年4月23日，王岐山同志在中南海會見美籍日裔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一行人時，特地提及他對岡田英弘歷史著作的欣賞。不久后，坊間的報刊雜志開始刊登關于岡田英弘的介紹文章，其中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孔令偉為“澎湃新聞”撰寫的“王岐山說的岡田英弘是誰？”一文為代表。不少出版社也開始著手譯介其作品。而本書《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的文明意義》可以算是這波風潮下的首部成果。廣大的中國讀者群也得以一窺這位日本史家對于世界史的另類思考與觀點。

東西方兩種歷史觀

本書的日文原名為“世界史の誕生─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統”。日文初版于1992年發行，1999年再版。最早于2013年由臺灣的廣場出版社首先發行繁體中文版《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由陳心慧翻譯，而校訂新版則轉由八旗文化于2016年發行。而本書的簡體中文版則據繁體中文版為底本，并經中央民族大學講師袁劍審校后，由北京出版社于2016年發行。與正體中文版相較，簡體中文版刪略了部分內容與所有地圖，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書風貌。雖然從現今的角度來看，本書內容已略嫌陳舊，但仍可從中一窺岡田史學之大略。

作者主張由于蒙古帝國的出現而使世界史變得可能。因為在古代文明中，書寫歷史是作為一種文化出現的。而最早擁有歷史文化的僅有兩種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與東方的中國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歷史文化，但后來受到前述兩大文明影響而產生書寫歷史的文化。而東西方的歷史文化觀則分別以源自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希羅多德《歷史》，和源于東方中國文明的司馬遷《史記》兩書為代表。

地中海型歷史觀以希羅多德的《歷史》為代表。該書研究的對象并非希臘世界，而是橫跨亞非的波斯帝國，所描述的是尚未統一的弱小希臘如何戰勝亞洲強國波斯的故事。而這種希臘系文化的歷史敘事與另一支后來透過基督教進入羅馬帝國之猶太系歷史文化（以《圣經·啟示錄》為代表）中的善惡對決世界觀相重合的結果，確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歐洲戰勝邪惡亞洲為歷史宿命”為代表的對決歷史觀，以變化為主題。后世的西歐人身為受到基督教影響的羅馬帝國后裔，其歷史觀則在希臘系與猶太系兩種文化之間擺蕩。

而中國型歷史觀則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代表。該書記載的是中國帝制的歷史，討論的是皇權的起源與轉移的過程。而皇權之所以轉移，是天命轉移的結果。而天命傳承的順序被稱為正統。而天命的正統萬一出現了變化，皇帝的權力將無法維持。因此中國型的歷史觀選擇忽略現實世界的變化。而在這種以正統遞嬗為主軸的歷史觀下寫出的歷史，基本上是一種停滯不變的歷史。其歷史舞臺主要局限于中國內地，無法將中央歐亞地區的歷史反映出來，例如《元史》僅是蒙古帝國中元朝部分的正史。

蒙古帝國成立后才有真正的世界史？

第六章為全書重心所在。作者主張前述兩種歷史文化都是從自身所處的區域來看世界，兩大文明各自認為自己的區域才值得被稱為世界，且這兩種不同的歷史模式也無法兼容。然而十三世紀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出現，使得這兩大歷史文化透過“草原之道”結合在一起，為世界史的出現搭設了舞臺。本書作者主張，由于蒙古帝國統合了歐亞大陸，并重新劃分其政治邊界，因此可以說后來的中國、俄國與土耳其等民族國家的出現也是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遺產。他更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其實首先誕生于華北，在蒙古帝國統治下經由歐亞草原傳入地中海世界與西歐，加上海上貿易發達，因而揭開了現代的序幕。而且蒙古帝國獨占了歐亞的陸路貿易，以至于處在外圍的日本與西歐被迫轉向海路貿易，遂開啟了海洋帝國的時代。

作者認為在蒙古帝國治下，整個世界可以被視為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可以說蒙古帝國成立之前的時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時代，十三世紀后才出現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十四世紀初期供職于伊利汗國合贊汗廷的拉施特（Rashid al-Din，本書譯為拉希德?。┧幹摹妒芳窞榇怼Ｔ摃鴱拿晒湃思捌渌文敛孔宓臍v史寫起，然后述說了蒙古大汗的歷史以及蒙古以外各國人民的歷史，包括自《舊約圣經》中的亞當以降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繼承者的阿拉伯帝國、波斯、賽爾柱、花剌子模、中國、法蘭克（包括羅馬皇帝與教皇）及印度等地的歷史，規模遠超過以往的歷史著作（194-196頁）。

雖然哈佛大學中國與內亞史教授傅禮初（Joseph Fletcher）認為在十六世紀以前不可能有所謂早期現代（1500-1800年）的全球整體史（integrative history），因為直到十五世紀末，美洲新大陸的文明仍舊與亞、非、歐洲隔絕，而且學界對該地區的早期歷史仍舊缺乏了解。其論點確實也有理有據。不過如果我們將岡田英弘的論點做些修正，稱《史集》這部以成吉思汗黃金氏族為中心的歐亞史，在規模上堪稱最接近現代意義的前現代世界史作品，也許爭議會更小，且能更適切地描述其意義。

當時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這種歐亞世界一體的想象不僅反映在史學的時間概念上，也反映在制圖學的地理概念中。日本京都大學東洋史與蒙古史教授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在《顛覆世界史的蒙古》一書中就曾經比較過當時分別成于歐亞大陸兩端的兩幅世界地圖：一是由猶太人亞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Cresques）繪制，現庋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加泰羅尼亞地圖》（Catalan Atlas，也譯為《卡塔蘭地圖》），成圖時間約為元朝失去對中原控制不久后的1375年。另一幅圖則是朝鮮王朝繪制于1402年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前者由八張長幅圖組成，西起大西洋、不列顛島，經北非、中東與印度，東達中國。里面的許多地名明顯受到《馬可·波羅行紀》的影響。而后者應當是以元代流傳的《聲教廣被圖》和《混一疆理圖》兩種底圖繪成，圖中記載的諸多行政區名稱為元代稱呼。該圖東起日本、朝鮮半島與中國，并包括阿拉伯半島在內的歐亞大陸與非洲，西至歐洲邊際。這兩幅世界地圖對距離本文化越遠之地區的記載粗略程度不一，但呈現出歐亞一體的意識和視野則是它們的共同特征。如同《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中的“混一”所表示的，蒙元不僅終結了中國史上三個半世紀宋遼金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也是華夷的混一，其范圍約相當于當時的歐亞世界。

作者認為明朝是蒙古的繼承者，理由是明朝實行帶有元朝色彩的軍戶制與封建制等（166-167頁），而這些確實都有蒙古統治的成分在內。但是到了明代中葉，雖然封建制仍舊存在，軍戶制卻已日益廢弛，并逐漸改為募兵制。關于明朝繼承元朝制度的問題，學界也有了更為細致的理解。在西方中國史學界，近年來風行的宋元明轉折論就強調元朝在這段時期中的關鍵角色。而在中國學界，南開大學教授李治安近來則提出兩個南北朝的理論，即第一個南北朝與后來的宋遼夏金第二個南北朝，而唐宋變革則是兩個南北朝之間的過渡時期。而在中國歷史與制度發展上，也存在著南朝與北朝兩條發展方向。元明之間的繼承關系在這個理論中，則可以視為由遼夏金元朝代表的軍戶制、戶役法與封建制等北朝傳統在明初被繼承，但明中葉以后如募兵制、一條鞭法與民營納稅等近似中唐兩宋為代表的南朝制度逐漸復蘇。因此后來形成南北兩種體制并行的情況。這種分析其實要比作者岡田英弘僅以明初的情況下結論要來得更加全面，也更能描述即便明承元緒，但其后來的發展軌跡卻是逐漸偏離元朝傳統的情況。

定居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

作者對地中海型與中國型歷史的詮釋作了過度概括，故出現將兩者本質化而無法互通的情形。但就筆者看來，地中海型與中國型歷史中其實也有互通之處，即都強調定居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例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中，確實存在如作者所言希臘與波斯兩大定居文明間的對抗，但是作者忽略了該書的另一個主題，即定居波斯文明與游牧斯基泰（Scythian）文明之間的和戰。至于作者所謂停滯的中國式史觀，從本書著重分析的《史記》來看，北方游牧匈奴民族與南方定居漢朝的對抗也是一個重要主題，而且這種對抗是出自于兩種文化間不可化約的差異。如同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在《在古典中國里作為哲學問題的草原游牧民族》（Steppe Nomads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in Classical China）一文中所提到的，古典中國哲學中原先認為所有人類的本質相同，只是存在文化習俗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在圣賢的教化下是可以被改變的。但到了《史記·匈奴列傳》，司馬遷所記載之中行說與漢朝使節間的對話，正表明了漢文化習慣不見得適合所有人（如匈奴），并承認即便是教化亦有其界限。

反觀其他受蒙古帝國影響下編纂的史書，也并非都如《史集》一般具有廣闊的世界視野。以據信出于蒙古史家之手的《蒙古秘史》為例，其內容也是詳于蒙古本部與黃金氏族的歷史，而在述及其他定居文明時，也同樣存在著記載粗疏與年代不清的情形。因此《史集》的出現，其實某種程度上算是一種特例。

也就是說，地中海型、中國型以及后來的蒙古型（或中央歐亞型）這三種歷史觀之間的差異可能并不像作者所說的如此水火不容，而定居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則是三者之間共有的主題。因此我們在思考前現代歐亞世界史的寫作模式時，如果能從定居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出發，那么前述的這三種歷史模式其實都能作為吾人撰寫前現代世界史的思想資源。

另外在第七章“從東洋史與西洋史到世界史”中，作者對日本史學界歷史分期的反思也值得我們思考。岡田英弘認為傳統日本史學界的日本史、東洋史與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標準，因此無法從中為新的世界史發展出一個適當的研究架構。例如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中將皇帝專制視為中國走向“近世”（即近代）的指標之一，但是在西方，專制主義主要的發展僅僅限于法國，并不能作為整個西方的發展代表，因此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指標。這個批評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史與世界史分期的分期問題，而本書主張以蒙古帝國成立為世界史分期的標準也值得納入考慮。

簡言之，筆者同意本書主張以蒙古帝國成立為分期的中央歐亞視角有潛力成為未來世界史學界的典范，但這并不需要以貶抑其他文明的史觀為代價。反之，吾人實可以從這些不同的史觀中持續汲取養分，以便創造出更具解釋力的世界史典范。

最后針對本書存有疑義與校訂未盡之處作一補充，書中正文第1頁，將闊闊出視為鐵木真的堂兄弟，是因為闊闊出之父蒙力克曾對鐵木真有恩，故鐵木真尊稱他為“蒙力克父親”，但實際上鐵木真與闊闊出應無真正的血親關系。第72頁，回鶻汗國的“吉爾吉斯人”，歷史上稱其為“黠戛斯”。第161頁，“伊兒汗國”為舊譯名，現多譯為“伊利汗國”。第199頁，《蒙古源流》一書偶誤作《蒙古流源》。同頁“布兒罕合。勒敦山”中之句號為手民之誤，應去之。第215頁，“滿州語”應作“滿洲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