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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飛力弟子憶先師:那一代美國漢學家,他培養的學生最多
“那一代美國漢學家,還有誰培養的學生比孔飛力(Philip Kuhn)更多呢?”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隨口提到幾個“孔門弟子”,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研究領域的一個華麗名單:“新清史”代表人物濮培德(Peter C. Perdue),“加州學派”的王國斌(R.Bin Wong),著名印度裔漢學家、芝加哥大學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臺灣“國史館”前館長林滿紅,哈佛大學前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還有他自己,劍橋大學第10任漢學教授、亞洲與中東學院院長。
他們共同的導師孔飛力,被認為是美國第三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孔飛力師從費正清(John Fairbank),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與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被稱為“漢學三杰”。

2016年2月11日,孔飛力在美國去世。消息傳出后引爆中文互聯網,悼念和討論沒有局限于學術圈,而是在媒體和大眾輿論中發酵。記者曾聯系方德萬采訪,幾周后收到回信,說他錯過了郵件,但即便有些晚了,仍愿意通過電話談談恩師。
在方德萬看來,孔飛力對于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貢獻,除了扎實而有創見的著作外,還有他為訓練新一代中國歷史研究者所付出的心血?!八悄欠N,你絕對不會想課后跟他一起去喝酒的老師。他很嚴格,說話直接,比如:‘我認為你做歷史研究沒有前途,去找工作吧?!@也是出于一種善意。他對待學術極為嚴肅、投入,同時,毫無疑問,他是一個愿意傾盡全力去培養學生的導師?!?/p>
1980年,方德萬從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系畢業,赴美深造;那一年,孔飛力剛從芝加哥大學回到哈佛,執掌費正清研究中心。彼時距中美建交不過1年多,整個美國的中國研究都還是“邊緣學科”,招生名額、院系經費、工作機會無一不是捉襟見肘??罪w力募集研究款項、推動出版青年學者著作,開啟了邀請中國學者到哈佛費正清中心訪問的先河。而方德萬也在孔飛力的幫助下得以訪問中國大陸、臺灣,為他后來寫成博士論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1920-1927)》奠定了基礎。
采訪中,方德萬一再提及四年前邀請孔飛力到劍橋演講的場景。“英國的學者、學生從各個地方趕來,聆聽大師演講。那時他的帕金森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但仍然堅持著做完報告,令人動容。他做了一場關于寧波商人的報告,并告訴人們理解傳統中國對于理解當代中國有多重要。在那場講演中,他還向聽眾傳遞了這樣一個信念:學術是嚴肅的,它不是一種謀生工具,而是一種深刻的追求?!?/p>

“他理解我們的叛逆”
澎湃新聞:您的印象中,作為導師的孔飛力是什么樣的?
方德萬:1980年初我到哈佛攻讀博士,孔飛力是我的導師。他對待學術專注且嚴肅,但是后來我發現其實他有他的幽默之處。如果要說從他身上學到什么的話,很重要的就是他讓我清楚地認識到,學術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你要百分之百地投入精力,殫精竭慮、全神貫注地面對它。
說實話,我們那一代學生非常叛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歐美青年都是反叛而激進的,但他對此始終給予尊重和理解。然而,他同時也在不斷地告誡我們,學術研究也需要一種榮譽感,有榮譽感才能做學術。

他的嚴格是出了名的。跟孔飛力學習是一件壓力山大的事,你得習慣于面對批評。因為他的嚴格,讀博的時光一點也不輕松,對有些人來說甚至是個噩夢。
但他始終支持和愛護他的學生,是一個非常愿意且有能力幫助學生的老師。他介紹我去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和“國史館”查資料。那時我初出茅廬,但張朋園、張玉法、李云漢、陳永發這些很有名望的學者,因為我是孔飛力的學生而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在中國大陸,也是因為他的介紹,我得以訪問北京大學歷史系、人民大學黨史系。那是1986年,不少材料是開放的,后來我寫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題的博士論文。
我還想起,在臺灣查資料時,突然得知我岳父被刺殺的消息(方德萬的岳父Malcolm H. Kerr是黎巴嫩裔中東問題研究專家,貝魯特美國大學校長,1984年1月在辦公室外被槍殺身亡)??捉淌隈R上打電話給我,問我需要什么幫助,并給我一些建議。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莫大的幫助。
另外,他作為一個導師很重要的貢獻,就是為了培養學生,樂于承擔一些非常繁重的工作。他會逐字逐句地閱讀學生的論文,巨細靡遺地修改、批閱,提出批評、建議和疑點。他這樣對待每一個學生的論文。這無疑是非常大的工作量。這也意味著,一旦過了他這一關,這篇論文就可以站住腳。
他就是這樣,勤勉、投入,不辭勞苦。我想不出他們那一代美國漢學家還有誰教出了像他一樣多的學生。
漢學研究要寫給中國人看
澎湃新聞:孔飛力先生去世的消息在中國引起了眾多媒體和大眾的關注,這種關注已經超出學術圈的范圍。我們也在網友的悼念和回憶中看到,《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一部具有普遍影響力的作品。您如何理解作為學者的孔飛力?
方德萬:《叫魂》當然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讓人想起蒲松齡的小說,故事環環相扣。它試圖分析政府和權力在中國是怎樣運作的,試著去理解“絕對權力”的風險所在。這本書在海外的學術界可能沒有它在中國那樣轟動,但我想他當然樂于見到這本書在中國有這樣的反響。他曾經說,這本書是為當代中國人而寫的。
關于他的研究,我認為有一點非常重要。很多所謂漢學家的書,是為非中國讀者所寫,有時候不過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在中國國內已經是常識的內容復述一遍而已。孔飛力最堅持的,就是希望他的作品對于中國人而言也具有獨創性和啟發性。他對他的學生也做這樣的要求。他希望我們的研究,對中國學者來說也有獨特的價值,而不是炒冷飯。

澎湃新聞:他一生惜墨如金,著述不多,大概也與這種態度有關?
方德萬:首先當然是哈佛大學的終身教授制度給了他空間,沒有所謂“考核”的壓力。
第二,其實他的著作不算少,很多人一輩子只有一本著作,他有四部。我想孔教授給人這種印象的原因是,他的第一本書(《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1970)出版后20年才有新作問世(即《叫魂》)。其實他還有很多重要的文章。
第三,他做研究從來不使用研究助手(Research Assistant)。他堅持自己閱讀一手史料檔案,并且要求他的學生也這樣做。他寫太平天國,寫叫魂,都是非常仔細且全面地閱讀過史料,對當時中國的情況理解得貼近和深入。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這也是產出不算多的原因。
他非常強調檔案閱讀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歷史研究,檔案很關鍵。
1984年他到中國訪問,并且從第一檔案館復印了一批清宮檔案帶回美國,那正是后來他寫作《叫魂》的基礎。但他回到美國以后發現有一批資料沒有收到。他說,他是通過外交郵政(diplomatic post)把檔案寄回美國的,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中有中國人,他們可能看到這些復制品上寫有“密”的字樣,也搞不清這些歷史文件究竟是不是涉及機密,就扣留了。這事我們后來聊起來覺得挺有趣。
“這個中文口語并不流利的美國人,寫出了《叫魂》”
澎湃新聞:通常我們說,費正清(John Fairbank)和他的學生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是美國第一、第二代漢學家,孔飛力、魏斐德、史景遷并稱“漢學三杰”,是第三代。您如何看待孔飛力在美國漢學界的角色?

方德萬:“第幾代漢學家”這個提法在我看來非常有趣,我們很少這樣說。當然我可以理解,在中國,看重師承和輩分,這樣說也沒錯??罪w力、史景遷、魏斐德當然都是很突出的,在這個領域里的地位都很高,不過三人各不相同,各有長處。
剛才提到在中國廣為流傳的《叫魂》,在我看來,這本書表現出孔飛力對史景遷的一種認可。很多人認為史景遷的書可讀性強、敘事性強,但學術性不夠,不以為然。我不這樣認為,我本人也佩服史景遷。我想,擅長講故事,能讓學術成果的影響力溢出學術圈,這是對的。
澎湃新聞:在孔飛力他們那一代漢學家之后,現在的歐美中國學研究似乎有一種“遍地開花”的現象,理論更前衛、視角更獨特,但早期那種膾炙人口的作品少了,分析問題也越來越專業和瑣碎。
方德萬:我覺得這是件好事,也應該這樣。
首先這說明中國學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受重視的領域,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研究中國。其次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待問題。第三,沒有一個“絕對權威”,恰恰說明這個學科正常了,成熟了。
澎湃新聞:現在的中國人還是喜歡讀費正清、孔飛力,是不是意味著后來的作品沒有同樣大的吸引力力呢?
方德萬:首先,費正清、孔飛力他們的關懷,主要還是關于中國現代化的議題。這其實是當代中國人仍然非常有興趣的話題。
其次,現在中國的青年學者,他們覺得中國歷史還是中國人比較了解,覺得外國人不能真正理解中國。我覺得這很自然,中國人當然更理解中國,中國學的中心應該在中國。我現在上課有很多中國來的學生跟我開玩笑說,你們老外寫的東西我們不看。他們認為我們是來學習你們的研究方法(method)。
不過,我認為歷史學沒有所謂“方法”,歷史學科沒有經濟學、社會學那樣的理論。盡管孔飛力教授強調理論學習,但我認為,這個重點是在于廣泛閱讀各個學科的經典,開闊視野,而不一定是要歷史學研究有什么理論。
我認為中國歷史研究有兩個重要的技巧,一是檔案(解讀),一是中文(能力)。對檔案重要性的強調,多少次都不為過,而語言,你當然要借此了解他們如何溝通、思考、表達。
澎湃新聞:說到語言,孔教授其實不怎么說中文,是嗎?
方德萬:是的,他的閱讀要比口語好得多。事實上我從沒聽過他說中文。對于他們那代人來說這很正常。相較而言,我們這一代人有更多機會與中國人互動,而他們那一代人很少很少。但是這個中文口語并不流利的美國人,寫出了《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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