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次州議會選舉以來，一個惡魔糾纏著德國，而這惡魔先前早已讓其他歐洲國家煩擾不堪，它便是右翼民粹主義。

起初，這個惡魔并沒有讓許多德國人感到特別可怕。原因在于，如今大放異彩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AfD）在其發展初期展現了其溫和的一面。

AfD的前世今生

該黨最初由一位名叫柏恩德·盧克（Bernd Lucke）的經濟學教授領導，他是一名自由保守派、樸實的加爾文主義者，將自己化成經濟理性的呼聲，他創立該黨旨在反對共同貨幣歐元，抵抗歐元區經濟危機下利用公共資金拯救銀行和負債歐元國的行動。

媒體中則相應迅速地興起“教授黨”一說。這絕非僅僅是正面報道，但它也暗示著，該黨綱領由可靠的學者們主導，他們主張德國秩序自由主義下的社會市場經濟。

德國選擇黨的這一最初定位如今所留甚少，在與黨內民族保守派、右翼民粹主義派的權力競爭中，柏恩德·盧克慘遭敗北。如今，這一派別主要由弗勞克?佩特里代言，主宰了輿論中德國選擇黨的形象。她提出了諸如“伊斯蘭不屬于德國”的口號，并且放言緊急情況下必須在邊境使用射擊武器制止難民，此言論引起軒然大波。

德國選擇黨在媒體上的一大重要策略，是借助領導層挑唆性的言論，有目的地打破禁忌。他們主要反對難民涌入，阻止“政治階層”威脅其“美好家園”以及“基督教德國”文化。德國選擇黨的核心要求包括廢除避難的基本權利，重塑多子女的傳統家庭，以及效仿瑞士讓公民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決策。

目前德國已經多地盛傳，政壇風云將發生改變。影響力深遠的《明鏡周刊》將德國選擇黨的崛起稱為“憤怒公民的起義”，并且指出部分公民已經不再信任精英階層。

德國選擇黨的民調數據同樣顯示了政局變化，如今它在德國全國范圍的民調中獲得了13%的支持率，可以借此進入聯邦議院。

新媒體和變化中的德國社會：AfD壯大的土壤

德國選擇黨當下如此受歡迎不僅與難民危機下的政局有關，還有其深層原因。在近期州議會選舉中，德國選擇黨的許多選民投票的主要動機是借此表達對政局的普遍不滿。他們想要給主流政黨敲響警鐘，而不僅僅只是為了對難民和移民政策表示抗議。

那么，我們怎樣解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的成功？這在政治上意味著什么？讓我們先來談談促進其壯大的一些媒體、社會文化和政治條件。

首先，在德國選擇黨煽動挑唆的政治戰略面前，許多大眾媒體易受其影響。它們酷愛爆炸性的新聞標題和丑聞，因此德國選擇黨得以持續受到媒體關注。

此外，諸如臉譜、推特這樣的新媒體，給予了右翼民粹政黨過去不曾有過的平臺和機會。盡管大眾媒體先前也經常報道右翼民粹人士的挑唆言論，但是它們同時也發揮了篩選作用，并且往往使用負面口吻。德國選擇黨如今可以憑借新媒體與大眾媒體的過濾功能稍作抗衡。

其次，德國的社會結構變化很多，因此導致了許多抗議選民傾向把選票投給右翼民粹人士。

盡管德國的經濟局面相對穩定，但是部分中產階層依舊害怕經濟衰退。這一衰退論在部分程度上被看做與短期不穩定工作崗位的增加，工資相對下降以及經濟的有限增長相關。但是同時，當涉及到中產階層中的富裕人群時，這一說法部分程度上又是不成立的。

然而這種恐懼所代表的政治意義并未因此改變。社會底層的不少人則陷入沮喪之中。他們中許多人不再參與投票，因為他們無法繼續信任現有執政黨。德國將自己描述為“績效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社會市場經濟”會社會道德層面上德國經歷著時代精神的轉變。輿論顯示，“政治正確性” 越來越強，性別關系愈加平等和多元文化生活方式更豐富。此外令不少人頗為不安的是性別認同的瓦解（比如“同性戀者”和“變性人”的出現），這也在以增加“多樣性”的中小學性知識課自由化過程中體現出來。雖然不少民眾對此表示擔憂，但是沒有一個現有政黨明確表示反對這些變化。一些特別保守的民眾害怕自己的孩子受到“性政治改造”。

再次，德國主流政黨的政治綱領日益受限。曾經的保守政黨基民盟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社民黨在其綱領以及推行的政策上向彼此靠攏。

對于在社會政策上持保守態度的公民來說，聯盟黨至今為止一直是其歸屬，但在默克爾的領導下聯盟黨更加自由化，且拋棄了若干條以前的保守政綱。

另外，較長時間以來，德國都是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執政。因此，政黨政治上的反對勢力相對較弱，無足輕重。最終，主流政黨在許多問題上相互靠攏。如今在德國的政黨體系中沒有什么其他的政黨可供選擇。

此外，現有主流政黨的政治風格相對樸實，符合技術專家治國主義。但有些選民，特別是抗議選民卻追求激情昂揚的政治，來傳達他們的情感。德國選擇黨一些領導人士激情澎湃和極端化的出場表現，也與默克爾一直強調簡樸的領導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些進程和發展態勢都導致人們追尋其他的可選方案，因為只有存在政策選項時，或者至少在輿論中象征性地出現這些選項時，民主才能發揮作用。

而默克爾很長時間以來卻秉持T.I.N.A.說辭（“T.I.N.A.”是英語“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縮寫，意為“別無他選”）。她用這套說辭為自己的政策辯護，稱其是“沒有選擇”。

總的來說，這些變化使得德國不少民眾變得冷漠沮喪、憤怒，擔心社會衰退。他們因為德國社會文化的變化而不再有“身處自家”的感覺，害怕文化變遷帶來更多伊斯蘭國家移民，造成性和性別多樣化，從而威脅傳統家庭模式。這類民眾中許多人都感覺自己被主流政黨遺忘了。

德國選擇黨則成功觸及許多這類選民。它通過自己的名稱表明政黨政治上的他選方案是存在的。該黨名稱“德國選擇黨”暗示著，盡管執政黨宣稱現行政策別無他選，但事實上確實存在著其他可能。

兩次“民粹主義時刻”助推AfD發展

這當然不是德國選擇黨能獲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另有兩次“民粹主義時刻”為該黨成功助上了一臂之力。

右翼民粹人士通過其言論和鼓動將人民描述成一個優質可靠的群體，它受到來自腐敗的精英和外來人士兩方面的威脅。而右翼民粹主義者將自己化身成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的代言人，同時與統治階層精英和危險的外來人士劃清界限。但是他們還需要一個契機，來至少讓一部分民眾與他們產生共鳴，并且讓該黨傳遞的信息顯得真實可信。歷史學家勞倫斯·古德溫將這些契機稱作“民粹主義時刻”。它們主要發生在危機時刻和社會問題情況下，彼時民粹主義的煽動大起作用。

第一個“民粹主義時刻”是2010年開始的“歐債危機”。在歐債危機中，銀行系統面臨破產，一些歐盟國家的支付能力受到挑戰，經濟趨向衰退，歐盟面臨破裂。為了阻止這樣的危機，德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國家回購不良貸款、為危機銀行和國家注入公共資金的措施令德國部分民眾激憤不已。

因為媒體的扭曲報道，德國的部分民眾認為，德國政府揮霍著“德國人”的錢來保障“外來”國家的利益。此外，德國政府的相應措施為歐盟服務，而歐盟過于脫離民眾。

德國選擇黨得以利用由此產生的憤怒情緒，將歐洲一體化、歐元以及救市政策演變成政治問題。他們成功地將自己定位為對抗歐元的政黨，歐元被他們描述為自負的精英工程，不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

第二個“民粹主義時刻”便是所謂的“難民危機”。早先難民和移民的涌入在德國激發了積極的共鳴，關鍵詞“歡迎文化”為人們津津樂道。電視上播放著感人的場面，其中包括默克爾和剛剛抵達的難民舉起相機自拍等等。這里還有必要提及，這其中也有溺水而亡的難民照片，它們激起了德國人民的同情。

然而，有關難民來德的積極報道不知不覺中變了調。持續不斷的難民流愈加頻繁地被描述成是對國內安全和文化認同的威脅，輿論關鍵詞變成了“承受極限”。

電視上播放的場景是擁擠不堪的難民營和德國主管機構前混亂的景象。對于許多人來說，國家顯得沒有行動力，這尤其令人擔憂。難民人數及其未來增長數量不明，許多政府機構也不堪重負。

這場媒體爭論的轉折點是2015年除夕夜在科隆發生的事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機構無法有效阻止這些事件。媒體上因此掀起了針對難民危害國內安全的爭論。

德國選擇黨在這一背景下成功地將難民和移民話題演變成政治問題，并且占據了這一話題。他們將自己化身成所謂受到威脅的德國民眾的代言人，在他們口中，德國民眾被“難民利益團體”以及不聽從民意的統治層精英所背叛。

這個話題為右翼民粹主義鼓動提供了契機，因為在難民危機過程中，確實許多來自其他文化的“外來人士”來到了“本國”土地。

此外，這個話題可以和政治精英的舉措聯系起來，他們沒有致力于德國民眾利益而采取行動。在最近幾次州議會選舉中，這一戰略愈演愈烈，主要體現在德國選擇黨選民的動機不僅僅是對主流政黨的普遍抗議，還有對難民政策不滿。

對抗AfD的戰略效果不佳

那么，受到民粹主義者挑戰的政治精英采取了哪些防御戰略來對抗德國選擇黨呢？簡單來說有五大戰略，總的來說，它們的效果都不盡人意。

第一大戰略是對該黨采取無視的態度。首先嘗試不去關注這個政黨、其領導及其訴求，這樣它也就不會引起關注。這一戰略從一開始就不成功。僅憑德國選擇黨持續的挑唆煽動行為，它的領導層人士便頻繁出現在媒體上，人們根本無法無視他們。

第二大戰略是侮辱該黨。人們嘗試將這個政黨打上極右以及反民主性質的標簽。在德國很長時間以來，該戰略都是一個可以成功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的妙計。因為到目前為止，右傾、甚至極右總是會使得一個政黨迅速消失在合法輿論范圍內。

但是在對付德國選擇黨時，這種戰略也沒有奏效，因為它相對成功地抵抗住了極右及反民主的特征。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德國選擇黨的歷史，它原先是一個擁有學術外表的自由保守派政黨，其領導層可以集聚一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如前所述，德國選擇黨在初期披著“教授黨”的外衣，因此足夠使其與極右主義特征撇清關系。

第三大戰略是討論該黨的道德問題。德國選擇黨的擁護者、成員和一些挑唆性的領導層人士被打上不道德，不正直的標簽，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錯誤”標簽。然而這一戰略也沒能取得進展。相反，它甚至被德國選擇黨利用轉變成了一種優勢。他們得以將自己策劃成被壓迫的民意，而精英階層想要通過“政治正確性”來使得這種民意保持緘默。

第四大戰略旨在通過辯論來抨擊德國選擇黨的定位。這一策略只能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為理性的政治辯論，特別是在選舉期內，只能發揮有限的作用。未來扣人心弦的問題是，德國選擇黨的新議員們，其中還有毫無經驗的州議會新議員，他們將如何在議會正常運作中經受考驗。如果他們大多數人表現得毫不專業，該黨會因此持續受挫。

最后一個對抗右翼民粹人士的戰略是與其在言論表達上劃清界限，同時在內容上向之靠攏。現有政黨通過在言論上與德國選擇黨彼此區分，但同時在內容上向之靠近，以此來將右翼民粹人士的潛在選民轉變成自身選民。這個戰略也沒有得到施展，反而使得問題愈加嚴重。

這一戰略還使得德國的外國人法發生了改變。比如，避難申請者的福利減少，其家人隨后移民德國的難度增大，有犯罪行為、被拒以及患有疾病的避難申請者如今更容易被遣送。修訂該法律旨在促使媒體以醒目的大標題報道“避難法限制加強”，人們會感受到，政府終于針對這些社會問題采取了一些措施。

的確，許多媒體都在報道大聯合政府帶來的“避難法限制加強”。然而這一策略的問題在于，德國選擇黨現在可以坦然地聲稱，是他們最終推動了政局變化。

總的來說，上述所有戰略都不是很成功。德國選擇黨是不是能作為新黨派扎根于德國政黨體系中還有待觀察。這是因為許多德國選擇黨的選民是抗議選民，他們選擇該黨不是因為認同該黨內容，而是特別想要給聯邦政府遞上一張警告的紙條。

然而，德國選擇黨如今在德國政黨體系中擁有其他政黨沒有占據的位置，并且擁有一定數量的潛在選民。但是一旦當選民認識到，該黨的核心訴求包含削弱社會福利國家等內容（促進家庭除外），德國選擇黨還能否長勝，這還是一個問號。  

（法伊特·賽爾克博士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他是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人員。翻譯：吳靜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