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8年（1929年），上海市政府曾提出條理清晰的城市建設計劃草案，稱之為“大上海計劃”。開埠之后，中國貿易中心北移，上海已是第一大商埠和最大的貿易港口，據《申報》1928年7月7日內容：“貿易之總額，廣州一億萬元，天津一億五千萬元，上海六億三千萬元……從知上海貿易之消長，即可知中國前途之盛衰，亦可知上海為中國經濟地位最重要者矣。”

十里洋場表面風光，繁華地區卻主要集中在擁有特權的租界。在城市布局上，華界租界分治，市政設施互不相通，土地市價差距巨大：最貴的外灘地段價格可達每畝地20多萬元，是寶山地價的40倍不止，而那時的江灣一帶，一畝地更是連5000元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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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繁盛之區，不過租界彈丸之地耳”。租界橫亙于城中心，隔離了滬南和閘北。此種情況之下，上海市政府為了與租界抗衡、連結華界各區域，在1929年7月通過了《大上海計劃》，決定另辟市政中心，把江灣一帶約7000畝土地劃為市中心區域。《道路月刊》1931年第33卷第1期里指出了遷移到江灣的諸多好處，如地勢平坦、位置優越、足以成為水陸樞紐，且免去了收回租界后改造舊市區的麻煩。

上圖中，可看到江灣五角場地塊的道路規劃已在紙上，四周仍是一片曠野。這個立意革新的計劃自然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從1928年11月15日的《申報》上，還能讀到當時籌款的焦急之心：“上海自改設特別市以來，市政當局，從銳備整頓，不遺余力。然種種建設計劃，非以缺乏人才而不能實現，實為經費所厄，未易發展，殊為一大憾事。”同時呼吁中央政府和市民的援助：“深望中央鑒于上海地位之重要，予以充分援助，并盼市民，對于市政府各項市財政整理計劃，加以協助，而不事阻撓，俾大上海計劃得次第實現。”

為了籌集經費，市政府發行了第一期市政公債300萬元，以市府名義集體收購土地，并把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按等級出售。饒是如此，依然免不了時局之拘，財力之囿。民國19年（1930年），各項工程開始建造。按照計劃，未來市中心采用中軸對稱的嚴整布局，總體上呈十字形，正南北方向，外圍的住宅區、工業區也有劃分。

“大上海計劃”以政府建筑為中心向四周環狀輻射，有序齊整的道路密布其中：紅色路段為寬度在25米以上的主干道，黃色路段為寬度25米以下的支路，黑色單線為鄉道。中軸呈十字垂直相交，方格路網對稱工整，至五角場區域以其為中心向外放射，連通閘北等地。

據《上海地名志》資料，新市區的路名有系統完整的規劃。東西向主干道以三民路、五權路命名，南北向主干道以世界路、大同路命名，反映孫中山三民主義、五權分治、世界大同的政治主張。四條路在市政府大樓處（今上海體育學院）相交，將市區劃分為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四個區域，并分別用“中、華、民、國”作為首字命名各個區域內的縱向道路，以“上、海、市、政”為首字命名橫向道路，以“府”為首字命名市政府大樓附近的道路。當時共有規劃路名130多條，至民國21年（1932年）已筑路近40條。

與外界相連的干道多使用辛亥革命黨要人的名字命名，如中山路、其美路、黃興路等。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后，日軍制訂《新上海都市計劃》，在路名方面將國民政府擬定的“中、華、民、國、上、海、市、政、府”作首字的路名規劃，改成“中、日、協、同、建、立、新、東、亞”。

“大上海計劃”中的建筑也很有特色，幾乎都由第一代“海歸”建筑師董大酉主持設計，他不一味追求西方風格，也沒有完全采用中國傳統建筑構造，而是兼具實用與美觀的新古典主義。這一系列建筑，梁思成在其所著的《中國建筑史》上評論“能呈現雄偉之氣概”。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后，上海成立了中國航空協會，其會所交由董大酉設計、寄托強國夢想。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董大酉采取簡潔的設計風格，落成后整座小樓如同一架雙翼飛機，“飛機樓”也是他在“大上海計劃”中的最后一個作品。文化大革命中，董大酉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迫害。

如果“大上海計劃”能夠執行下去，632米高的最新地標——上海中心可能就不會在陸家嘴，而是落戶江灣了。當時的國民政府當然預料不到浦東的今日發展，但對它卻不是毫無計劃。1931年的《道路月刊》里，可以看到工務局有建設橋梁、發展浦東的想法：“按最近地產估價，公共租界南京路外灘之地價，每畝為三十萬兩；其對岸之浦江，沿江之地，每畝平均地價三千兩，再內則每畝僅二三百兩。所隔不過一江，而地價之懸殊如若此，交通之重要，盡可知矣。本市政府有鑒于此，是以有將鐵路由龍華路附近，建橋渡江，延展至浦東之主張。”

然而一切都在戰火中戛然而止，轉為歷史的遺跡。上海淪陷，蘇州河以北城區在淞滬會戰中受到重創，此后城市格局仍以浦西原租界地區為主。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重新接管上海后僅對當年計劃中建成的部分道路和建筑進行了修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