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評判一個經濟體面臨的風險時，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金融部門的變化。

此前，筆者在《搞大了的金融，搞好了嗎》，確實也得出了一個初步的判斷：“危機前（2004-2008），我們金融占經濟的比重平均在5%，目前已經升至9%，即金融升、實體降，也是實情，所謂的‘金融空轉’還是很嚴重”。但這一判斷僅僅基于金融和實體在經濟中份量相對變化的分析，還需進一步考察金融部門自身的變化情況。

這里提供一個思路，亦即考察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供大家參考。

為了便于觀察，我將所用指標2004年底的數據設定為基數100，然后依時間序列將數據換算成指數。例如，下圖中2004年國民生產總值（GDP）為16.07萬億定為基數100，那么相應測算2015年67.67萬億的GDP就為421。

即（67.67 ÷ 16.07） * 100 = 421

圖中選取了五個指標：GDP、央行資產余額、央行外匯資產余額、其他存款機構資產余額和其他存款機構間金融往來產生的資產余額。

注：1.其他存款機構，包括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股份制銀行、合作金融機構、郵儲銀行和財務公司；2.金融往來，包括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和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即銀行與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信托等金融機構之間業務往來產生資產。

首先，觀察央行資產擴張的速度。2005年至今的11余年間，央行的資產規模擴大4倍。造成其擴張的主要因素，是外匯資產的增加。眾所周知，05年匯改后，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推動下，人們都選擇持有人民幣，同時將外匯賣掉。央行作為人民幣唯一的提供方，只能被動接受外匯，并相應增加人民幣的供給，如是造成外匯資產的增加。

而當人民幣升值預期發生逆轉，出于同樣的邏輯，央行的貨幣供給也會自動回落，同時外匯資產縮水。如圖，2014年4月起，央行外匯資產規模指數從峰值的544回落，目前降至478。而央行資產規模指數在2015年2月達到415峰值之后，也開始回落，目前為404。

其次，比較央行資產規模指數和GDP指數。兩個指數的曲線大體是重合的，由此可以從規模上判斷，央行資產規模的變化與經濟運行的情況，沒有發生明顯脫節。

第三，比照央行與商業金融機構（如商業銀行）資產變化的方向。作為貨幣的發行者，央行是貨幣信用的第一推手，也是唯一推手。在理論上，央行資產擴張或是收縮，也指示了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變化的方向。比方說，如果央行的總閘收緊（資產負債表縮表），商業銀行在大方向上也要縮表，不應該與央行出現長時間背離。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這種背離在中國成了常態。

2012年起，我國商業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擴張速度明顯超過央行。到了2015年，央行開始縮表，而商業銀行不僅沒有跟進，其資產規模反而加速擴張——反映到數據上，就是其他存款機構的資產規模指數升至619，11年擴大了6倍。

我們知道，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在歐洲和日本，貨幣當局大力擴表，無非是為了刺激金融機構擴張資產規模，增加對非金融部門的融資支持，進而提振經濟。而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貨幣當局縮表，而商業金融機構擴表，那么，問題來了——

這是否表示我國金融機構“覺悟高”，不計小利率先強化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答案是，否。

數據顯示，在商業銀行擴張資產的同時，它們給予非金融部門的融資占其總資產的比重非但沒有上升，反而由60%降至52%左右。大幅增加的是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所占的比重——由10%升至25%。2005年以來，這類資產規模已經擴張了14倍還多，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我們對于“金融空轉”的擔憂。

當然，刺激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金融市場發展和開放、監管政策變化等等，不能說都不好。問題在于，在經濟下行、結構調整的當下，金融機構間業務往來“一騎絕塵”，時機是否得當？從“一騎絕塵”到“一匹脫韁的野馬”究竟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