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戴景賢現為高雄中山大學特聘教授，曾師事錢穆先生，過從甚密。1990年8月30日，錢先生駕鶴西去。同年9月25日本文初稿刊于臺北《聯合報》，原題《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從學賓四師二十二年之回憶》，文中略述錢先生指導讀書之言，值得一讀。該文作為附錄收入《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戴景賢著，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2月）。經出版方授權，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予以轉載。

錢穆

今夏錢師賓四九六大壽之翌日，同門諸友相約往杭州南路賓四師新居共聚，表賀壽之忱。余抵錢府之時，諸友已先至，滿坐一堂，而賓四師居中，如往日。未久，賓四師微露倦容，師母即請稍作休憩，談話遂止。約隔時許，賓四師乃重起會客，一時容光煥發，師母從旁笑言：“此于師乃如一新日。”眾人遂環侍聆師言，而師亦暢談竟夕。此之一夕，乃余生平與師晤談之最后一次，亦余畢生將永難忘懷之一日。未久，余即出國省親。逮返國未數日，本擬與諸友相約再謁，則已接師遽逝之噩耗。孔子死，門弟子為服心喪三年。賓四師之于我，

乃至與我共學于錢門者，其恩情又豈亞于父母之生我、育我？數日以來，凡此二十余年從學于師之點點滴滴，乃不時浮現目前，如昨日事。因思就記憶所及，略記其印象較深者，既以表對師教育之恩之懷念，亦欲并世知師之名、慕師之學者，有以見師平日教學誨人之一斑。

余之從學于師，事始自一九六八年之夏。時余乃一高中二年級生，方將準備投考大學。然平日所喜，盡文史書。常念：如今日學校之課業種種，多記憶、少啟發，自限于此，適以斫傷聰明；然不用心，又將喪失續受教育之機會。每以此自苦悶。而儕輩之中，又實乏可與共學切磋之友。一日乃由姻親就讀于臺灣大學哲學系者某君處，借得賓四師所著《中國思想通俗講話》一書，大欣喜，一周之間，凡讀四過。其時余已知讀宋明儒書，如《近思錄》、宋元明儒《學案》之類，又頗涉獵近人之書；乃覺師此冊，雖系一講錄，凡理學之基本觀念，他書之釋，蓋無有若是之明晰者。遂自訪書肆，遍購賓四師其他著作。又自忖：報考大學既有“歷史”一科，何不即以師《國史大綱》一書作課本，當不復覺無聊。凡此皆在余謁師之先。

未久，家父偶與其朋輩朱國洪先生談及子女事，謂：“余有一子方立志文史，刻正讀錢賓四先生書。”朱先生乃曰：“余亦錢先生早年于蘇州中學教書時一學生。何不由我引見，或可從學于先生未可知。”此即余從學賓四師之因緣。時適聞賓四師將于中正堂公開演講，遂由朱先生為介，于演講結束后，正式為余請謁。余猶記當日賓四師之講題為《文化與生活》。賓四師言：“文化必由人類生活開始，無人生即無文化。然人之生活，則必又是生活于文化之大生活中，人生無能脫離文化而獨立。”賓四師講時，一字一句，舉手投足，莫不精神會聚。余之始識一大師之言談風范在此日。

會后朱先生領余趨前，與賓四師略談數語，說明來意。猶記當時尚有一大學生，就讀某校工學院，亦在側，以一問題詢先生。大意謂：先生所言誠是，然今日乃工商社會，先生將如何使中國固有之學術“科學化”？賓四師僅淡淡言：“君有此意，自可往此方向發展；余意則殊不在此。”某君若欲又言，師則不愿再談，轉首詢余名字等。遂語云：“汝乃一中學生，而知立志向學，甚好甚好。”不久接待人來迎，先生遂步向出口，臨行乃又回首略頷。此日之一幕，距今已歷二十二年，然猶深烙余之腦海。

既經朱先生中介，余乃請家父伴同，初登錢府。時先生與師母似新由金山街寓所遷來素書樓未久，一園皆土石，未若今日之草木扶疏。見面禮畢，余乃再陳來意，賓四師言：“記得記得。”隨即詢余平日好讀何書？余言近日讀《孟子》若有得。師乃又問：“汝于《孟子》，最好何章？”余答：“余最好《知言養氣》一章。”師略頷首，繼則暢言其往日讀《孟子》之種種；即后記于《師友雜憶》者。師遂又轉向家父言：“汝有子知好學，自當欣慰。然讀書乃終身事，須用工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十年。勿期其遽然有成。讀書不當僅與今人比論，稍有成即知足。尚須上友古人。汝子交我指導，仍須憑其自己用工。”隨即向我言：“汝在此受學，勿期能得何稱許之言，唯自勉力向上而已。”當日之談話僅此而止。歸途之中，余雖無能吟弄風月，然歡欣雀躍之情，得未曾有。

錢穆晚年寓所——素書樓

余自是乃每周登門請益。一日師問：“汝平日近人中好讀何人書？”余答：“余最好讀黃岡熊十力先生書，常置案頭。最不喜者，乃梁任公書，覺處處于己見有牴牾。”先生言：“余至北平，任公已前卒，未及見。其書多誤，陳寅恪即有此言。熊十力則我甚熟，往日在北平時，嘗同住一處。汝所好，乃十力何言？”余答：“十力書我頗熟，且有批點。他日當面呈。”另日，余遂攜《讀經示要》、《十力語要》諸書往。師讀其一二章，乃以指示余，曰：“若此等處，乃其見解；若此等處，則其粗疏。汝所圈皆無大誤。若此細心，可讀書。”又詢：“汝除學術思想外，尚好何學？”余答：“理學家言外，余最好讀古文辭。”師又問：“古文家中汝又最喜何人？”余當時腦海中，但記有一篇篇古文，所好乃其體。驟然遭問，尚不知何辭以對。略作尋思，乃舉歐陽文忠。師乃言其早歲讀書知求識書背后著書之人，初即因好古文。因以韓文公、歐陽文忠為例，言其大節，旁及顧亭林等；囑勿忘于此等處尋入。隨又言及古文之義法，乃至評點去取等。此本余所素喜，遂覺大有收獲。師又言其藏有歸、方評點之《史記》乙部，余既好此學，可以相贈。余遂得一書。后此書為人取去未還，今遂覺失一紀念。“讀書當仔細辨精、粗”與“讀書當求識書背后之作者”，此為余初識賓四師，得其教誨，領略最深之兩點。

及余進大學，師又囑言：“汝在此，年最稚，必有人相詢；余不望多人知，擾汝之志，汝亦勿自言。”故余于臺灣大學就讀最初之數年間，此事殊少人知；知者唯何佑森師、裴溥言師二人，以常在錢府故。后因整理賓四師講辭，乃漸有人知。余在師門，私自請益之外，亦旁聽師為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博士班所開課；事在始入大學之次年。蓋其前二年，余已著手讀《通鑒》，又上涉《左傳》。乃以三《傳》同異之問題，條記所見請問。師讀兩三條，乃棄不閱，言：“汝所記，盡糾葛于清人經學門戶之見中。汝欲研究《左傳》，可先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長史學見識。汝既對史學有興趣，可來旁聽余史研所‘史學名著’一課。”余遂以一大二之學生，與史研所博士班研究生同聽課。

其第一堂課畢，師乃留余問心得；余遂就課堂所聞，舉言其要。師言：“汝既有興味，可于下周起，攜錄音機將余所講錄音，筆記成書。”故自下一堂課起，余即遵師命由邊座挪前，次師位旁。此事直至最近一二年，課堂講授始改換形式，延續亦十余年。而余初始，以最稚齡之學生，躋身課堂，后乃成為素書樓聽講時間較久之一老學生。

余除遵師命讀顧氏書外，凡每堂師所舉之史學名著，必逐部翻閱其大概。當時感覺，乃如登寶塔，一級還勝一級；又如環山而上，柳暗花明，一景未去，一景又來。余之于史學略窺門徑，自此始。余尤深嘆師每逢上課，僅據各書之序言、目錄，即用以剖辨源流，可謂令人嘆為觀止。余后知留心“目錄之學”，亦自此課之獲啟示始。

讀書如登寶塔，一級還勝一級。

余同時又讀師《孔子與春秋》一文，得大影響。而其前一年，余已先讀師所著《國學概論》。猶記當時取《概論》一書，讀第一章，名《孔子與六經》，即駭然于師言所謂“六經”與“孔學”之分別。蓋余之投考大學，以中文系為首志，即受熊十力“儒學義理當求之六經”之觀念所影響。今若言“六經”與“孔子”之關系僅此，則豈非已是誤認門徑？然余取師之所舉言者細思，終覺其說確立無可疑。自是余乃知經學考據別有工夫，非言義理者所盡知。而黃岡熊先生之書，余亦自此不復讀矣。

余既讀《國學概論》，遂留意經學之書；而此年讀《孔子與春秋》一文，乃如撥云霧見青天。余遂續讀先生有關經學諸文，如《劉向歆父子年譜》、《周官著作時代考》之類。而《孔子與春秋》一文中屢舉清乾嘉時代章實齋說，余亦因此知讀其書。余當時于《文史通義》書中重要之篇章，幾能暗誦。后賓四師于課上，果舉其書，列名著，余乃興奮不已。

余早年追隨賓四師之記憶中，尚有數事，印象極深。余初入大學，有“國文”一課，因乃選讀《史記》；故作文之命題，皆與《史記》相關。其時任教之某師，好文言，故題皆甚雅；同學面對二三十字之題，皆瞠目。獨余纚纚行文若得意，而批閱者亦欣賞；囑令傳閱。余后以其中二篇呈閱。其第一文，乃論蒯通說韓信事，師笑言：“汝文較中學所呈，已薄有所進。”及讀第二文論伯夷，乃怫然不悅，謂余曰：“汝所論，較《史記》何啻天壤之懸絕。史公此文，余所讀豈下數十百遍！汝何議古人若是之輕易？”遂舉《論語》、《孟子》書中言伯夷者論之。余后知讀《史記》之難，與考論史料之別有“好學深思”之一層，自此始。唯師當日所及，著言無多，余雖知用心《史記》至今，亦不知真得師意與否。學問之事，有無法具體舉問者，此亦一例。

又一事，亦與此相類。時余亦常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一日師以讀《四書》之心得為詢，乃出平日札記夾于書中面呈。所記無外朱子之言，若是則得之，若是則未妥之類。師讀數條，亦棄置一旁。乃言：“朱子乃八百年來一大儒，非是其書無可議；然前人推崇至此，總有其理。即有失，斷無古人皆無見，獨汝聰明迥出前人之上。汝至少應取古人論及朱子之書，如清人之說，先讀一過，再議未遲。讀其書，先不存禮敬其人之心，如何能善會其意？”余當時止覺師言若千斤之重，愧悔不能自已。既退，乃取清人論朱子《四書集注》之要者一讀；如錢竹汀、戴東原、毛西河等諸人之書。益覺自己知識之淺薄。然反復既久，乃覺如毛氏書，條舉朱子書中之錯，凡數十門數百條，上涉天文，下及輿地，其學問何等淵博。若平心細思，又豈是其學真出于朱子之上！余后讀書知虛心，此日恩師之面斥，實為一關鍵。

再有一事，則因余某日讀先生書，至《文化學大義》一冊，書末言西洋之政治誠善，亦有所未足，中國亦自有其政治之長處；乃大詫異。蓋余前雖讀《國史大綱》，心中總覺中國雖有制度，然時至今日，自當以民主政治為努力之方向，何以先生書中乃有此言？遂持以問師。師聞余言，但笑不答。謂：“汝習于社會之俗見，自覺余言可怪。當自尋其義。”余自是此言常縈腦際，成為至今思考之一大問題。

又有一事。余大一結束之暑假，讀《史記》夏、商諸《本紀》，取《尚書》對讀，并于《禹貢》之地名，逐條按圖查尋；又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師詢余讀何書，遂舉孫書以對。師言：“汝近日主要乃讀此書否？”余答：“是。”師乃言：“汝何來此耐性？”時余讀《史記》，方震于師所著《史記地名考》之詳博，思欲效步，乃驚聞師之出此言。余不能遽會其意，然此事亦存心中。似師之為學，必求先有一首腦，然后工夫盡可細密，若只饾饤為考據，實際并不為所喜。

其時又有一事深入余腦海，即余之讀《學籥》一書。余自中學讀近人書，即知注意諸名家論“為學門徑”之言；及讀《學籥》書中《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一文，乃知學者論為學門徑，皆與其時代相關。由時代，可探知其論學所面臨之問題；由其主張，亦可了解其學術精神之所匯聚。繼又讀《本〈論語〉論孔學》一文，深覺于《論語》之體悟，又進一境。余好此二文，每讀必密加圈點；后亦舉以告師。師乃言此書其自覺最要者，在于《朱子讀書法》一篇，即“讀書當讀甲書如不知有乙書，讀上句如不知有下句”之說。師畢生學問之長進，得力于此者甚多。此語余本亦自書中知之，乃得師數言提示，遂覺領會全然不同。因知讀文章者，皆難離于本身思考之問題，以是書中精義，常易忽略。此后余讀文章，凡重要者，必常反復；亦必易時再讀。其領略自此日。

余又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前因已讀《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即《孔子與春秋》諸文，得大興味，讀此書遂覺入寶山。而余之謁師，亦好以此書相詢。此書原系師在北京大學授課時所用講義，距其時已近四十年。然師空手而談，其人名、書名、學說，不下數百項，皆如數家珍。而每舉一人，則必言彼乃某省某府人，其縣距某縣為近，距某縣為遠，又必言其人之親族師承，交游所及；兼涉并時學人之年輩先后，以及年歲差等。每舉一地，則必言其自古之形勢，風土之民情，乃至學術之風氣。其記憶之清晰與要言之不煩，常令人河漢驚詫。當時佑森師每兩周必一去，常同座，其所談亦多喜以此為范圍。因念清末以來論學術注意地理之分布，梁任公曾提倡，同時如劉師培、章太炎亦嘗論及。然有此觀念，與作成此工夫乃兩事。賓四師之論學術史，至少于有清之近三百年，其貢獻極多。而以余所親聞，賓四師于清人之學，實爛熟胸中。凡彼書中所舉言，皆深入腦海，非臨時鈔撮。唯格于著作之體例，未能取其所得，一一納入。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此亦無可如何之事。

戴景賢

文化學院史研所之課程，自《史學名著》成書，遂改開他課。時賓四師《朱子新學案》巨著方新成，遂以“朱子學”為講題。余得師贈書乙部，題字其上，遂朝夕諷讀。余自中學，即讀黃、全兩《學案》，而《明儒學案》影響尤深，及聽師講“史學名著”，于兩書為體之不同，益有會心。今又續讀《新學案》，乃覺如居高之臨下，庭園花木屋舍樓廊，盡收眼底。遂同時買正中書局所匯印之《朱子語類》一部，相互比讀。乃知賓四師此書，真不知為后人省卻多少工夫。然似亦因此，討論朱子學轉成易事，人人可談，而于師此書，乃頗有以“材料”視之者。著作體例與學術影響之難明，有如此。賓四師每笑謂余：“人皆謂某人乃本治史學，近遂改治義理。真不知由何說起。”又謂余：“昔在北平，馮芝生嘗對我言：先生著書，乃古人之說大字，自己之見小字。我著書，則自己之見大字，古人之說小字。此即‘經學時代’與‘子學時代’之不同。”大字、小字乃譬喻，先生著書不忘以古人之說為大字，實有其矯世之深旨在。

賓四師既成《朱子新學案》，乃又續寫《研朱余瀋》。未久應韓國之邀，赴彼邦；遂得韓儒李退溪、李粟谷、宋尤庵、韓南塘四家書。返國后，以余好理學家言，遂以其中《韓南塘集》一部贈余。余至今藏之，亦為一紀念。此數年，賓四師于宋以下學術發展，似自覺有新見；凡重要各家，皆重加論述。其中尤以顧亭林之學術，常在其念中。惜平日皆略言即止，無得飫聞其義。然余亦因此，知細讀亭林書。先生又謂余，往日嘗有《朱子文鈔》一稿，擬加注語出版，我或可任其事。然其后先生著作、編輯之計畫既多，此事遂不再提及，亦未知其篇目尚在否。

“朱子學”一課授畢，此下兩年，皆講“中國思想史”。余乃詢之先生，是否仍需筆錄？師乃言，既已有成稿，只須聽講。此稿即日后刊行之《雙溪獨語》一書。“思想史”本余平素最喜之一項，余上課，遂屏息以聽。乃聽講之首日，即大出意外。先生既非先釋“理”、“氣”、“性”、“命”諸概念，亦非先擇先秦、兩漢以下之一時代為論，乃竟自生活中食、衣、住、行四事講起。余從不知讀《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尚可有如此角度，真可謂大開眼界。余前讀賓四師《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即覺抽象之觀念以抽象之定義言之，其事易；蓋有前人之成說，可以依傍。其得失、真偽，非真知者難辨。抽象之觀念而能以淺顯之事例說明，不失正確，則其事非真知者不能為。然猶不知一高深之思想，乃竟能與人生有如此緊密之結合，能由如此淺顯處體察，而又不害廣大平易中，自有精微與高明。賓四師以史學之所得，融進義理，實乃別開生面。此下先生課上所言，峰回路轉，難以盡敘。余此一年聽講之歡愉，則非筆墨所可形容。

至于師次年所講，則上自先秦，迄于最近，區分時代；內容亦與所期不同。余思想史略熟，賓四師之著作亦無不用心，乃聽此課，但覺熟悉之中有陌生。有時覺乃聽一舊識述舊事，有時又覺似所遇乃一新知，其所言全無記憶。余由賓四師此課，始知前讀《學籥》，文中所謂“讀前一書如不知有后一書，讀上一句如不知有下一句”之工夫，是何境界。

其同時，尚有一大樂事，即讀賓四師所新成之《孔子傳》。賓四師論孔子、講《論語》，其書已多。此書之撰寫，本亦接受邀約而著，乃其書又有言及前所未及者。蓋孔子之生平，史料有其定限，先生亦非別有取材，出學者素習之外；然考辨之中見情事，讀其書，乃若見一人、見一社會，歷歷如在目前。余日后于“社會史”有興趣，亦自此培養。

“思想史”一課后，賓四師又講“經學大要”一年；余年則或集若干專書，或舉若干專題。此時余已進研究所。其中賓四師有意編輯成書者，唯“經學大要”一課；其初亦由余負責整理。惜當時錄音帶乃本地仿制，質極劣，中間遂有若干部分音聲模糊，無法辨識，卒剩一殘稿。余印象較深者，有論“陰陽家”與“顧亭林”兩講，乃當時特覺聽后有所得者。賓四師當時又有意編輯《文言自修讀本》一書，其計劃先前曾有文發表，乃其時賓四師目已不能見細字，遂欲以此事委余與同門何澤恒。后澤恒別任校勘事，乃由余獨任。余先后為此盡心者，凡_兩三年，每周必另擇時往素書樓二至三次。此為余登錢府最密之一期，耗費精神亦甚巨。然此事不比著書，賓四師欲編之課文乃散句，每編一課，例由余自經、子舊籍中，擇錄相關者約數十條，再于其中汰存若干句，相與討論。然討論一畢，賓四師因不能目見，只能置一旁；無法再作損益斟酌。且積稿既多，更難止憑口耳加以駕馭。茲事體大，余亦不敢斷以己意。故從事于此近三年，終以廢棄。而存稿盈篋，亦若無用。此為余之一大憾事，然亦無何良策可想。唯期他日授課寫作之事告段落，或有精力復理此業。此事雖未成，然余與賓四師日就文句商量討論，乃如同為余上一國文課。

訓詁之業，本余所素喜，亦略有知。而與賓四師往復之中，乃覺師于字詁文法，實有其精卓之一面，非比尋常。惜師之于此，未能多有述作。猶記一日，余與賓四師偶及余好讀《馬氏文通》事。師遂言其在小學任教日，此書即常用工，且著有《論語文解》一書，補其未備。此乃其畢生著作之第一部。余大喜過望，乃詢此書何以未見出版，亦從未聽人提及。師乃言：此書早年曾交付商務印書館，印為線裝兩薄冊，流傳極少。今唯手邊尚存一部，然亦不擬再印。余乃向師借閱，并為師復誦其書中之義。賓四師遂以其書贈余。此亦海內一孤本也。余屢勸師重印其書，然師自訂之標準甚嚴，卒未獲允。今此書尚在余架上。師之積學，博涉多方，非親眼目睹，實難想象。

近數年，余因教學之外，另兼行政，常居外地，北上謁師之機會，遂漸減少。然師之教言，乃至師為學之規模，則猶常往來于心中。每有昔日師所偶言，余蓄諸胸臆多年，而后漸覺有體悟者。

錢穆先生之墓（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猶記一年，師于課上言及晚近之學術，乃特舉孫中山與梁任公二人。師以“學術史”之眼光衡孫公，最早始自其所著《國學概論》；此余所固知。乃今又舉梁任公，則出余意外。任公書余少所不喜，然自聆先生之言，余后讀其書遂多留心，乃漸知“論世知人”有超出知識之是非者，任公何可輕忽？昔日乃自己淺見耳。又記一年，師于課堂上言，今日讀書人自不當復涉身仕途。余于此言，當時未了其義。臆其意，乃指今世非可用之時，遂不應投身政治乎？抑謂今后社會必將走入此局為無可奈何乎？抑讀書志學之人自身即不當再存此想？余初讀嚴又陵早年所著議論，倡言今后政、學宜分途，大不謂然。然知識稍增，乃覺其說有深識。抑吾師乃同于此見乎？然如此等，亦唯永在余之內心徘徊，無復能當面質之于師矣！

余每念：余之與賓四師，本昧平生，余不避唐突，貿然求見，遂蒙教誨，許列門墻，視我如家人，前后歷若是之久。我既無能侍杖履，亦乏可獻贈，慚愧何似？然繼又思之：吾師之所念茲、在茲者，亦余衷心之所向往，余以此心求吾師，吾師不我棄，而以其道啟我、惠我，則余又何不敢承當之有？哲人萎矣，豈不與天地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