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明珂先生的第一印象，自然是來自他的著作。讀書有時候就是緣分，像王汎森先生在大陸出的第一部論文集《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我在廈門曉風書屋差不多第一時間就購讀了，當時大陸恐怕還沒有太多讀者關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這位學者——我自己大約是受羅志田先生的影響，較早注意到這部書，自然印象深刻。跟王明珂先生的書緣則不一樣。依稀記得王先生的《華夏邊緣》2006年在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后（繁體字版1997年就面世了），就像颶風一般橫掃大陸學術界，據說還引起某些老輩學者的質疑和不滿，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影響之大。可我自己并沒有立即就讀這本書——讀書不喜跟風，因此接觸《華夏邊緣》遲了兩年，但讀過之后的震撼大概跟很多讀者一樣，畢竟它顛覆了我們之前對民族十分刻板的認識，“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2008年5月川西大地震的災區，就是王明珂先生多次進入過的田野調查點，聽聞這個消息后，他也盡己所能，參與災后重建工作。他問自己：“一個從事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的學者能為社會做些什么？特別是在這樣的大災難之后，我們的知識除了‘學術貢獻’外，到底還能貢獻些什么？”再后來，中華書局出了《尋羌：羌鄉田野雜記》，王先生的影響越出了一般意義的學術界。在我看來，這恰恰是王明珂先生跟大多數書齋型學者最大的不同，他的學問滲透著強烈的現實關懷。

他在《尋羌》中真誠地說，在汶川見到碩士、博士論文中的研究主題——羌族時，“我覺得自己對人、社會、民族、歷史等等的知識貧乏得可笑”，此后十年間幾乎每年都要去羌族地區住上一兩個月，這段尋羌之旅讓他深切地感受到，“我從羌族那兒受到再教育”。在他心目中，學術毫無疑問必須跟社會現實相聯系。而他每次出書，都毫不諱言希望能對社會有一點影響。就像他在新作《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的前言《為什么赤腳慣了踩在銳石上不知痛？》所說：“這本書除了提供學術界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對社會有一般性影響：我希望它可以讓一般讀者從中得到一種觀察、認識周遭世界的方法，讓讀者練就‘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塵世界變幻萬端的表相，認識表相下的真實本相。” 

也許是出于這種擴大社會影響力的原因，加上機緣巧合，我有幸擔任王先生兩本書的編輯，一開始領導打算只做他的一本隨筆集（即后來出版的《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但我覺得《華夏邊緣》值得增訂再版，便自告奮勇報了這個選題，但選題通過審核就過了大半年，好在他很有耐心，又很理解和體諒我們的難處，這都讓我銘感不盡。

此后又陸續見過幾次面，每次王先生都風塵仆仆，但不變的是他神采奕奕的樣子，和藹平易的笑容，以及鏡片后面那雙閃耀著智慧火花的眼睛。記得有一次他做東，我們倆在建國門地鐵站附近的四川駐京辦餐廳吃飯，那絕對是我北漂五六年間吃過的最美味的一次晚飯。當然印象更深的還是聽他講他的學術見解，比如大家經常看到的一張五十六個民族代表盛裝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方左右兩側分別寫著“團結”、“進步”，他問我為什么少數民族都穿著傳統的民族服裝，而漢族代表穿著西服。我自然答不上來。接下來王先生娓娓而談，我只有點頭嘆服。大家都熟視無睹的一些現象，王先生總能敏銳地捕捉到，并給出極有說服力的解釋。這無疑反映了學術“大牛”深刻的洞察力。

王先生很少到上海來，我上次見到他是兩年前在上海交大的一個內部講座上，講座完畢他就匆匆搭乘飛機返臺了。事有湊巧，這回差不多同一時間段王汎森先生在北大有一系列演講活動，而王明珂先生在滬寧兩地“串訪”，猶如二王南北競演，應屬今年的一大文化盛事。

此次王明珂先生到上海一行，是應復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的邀請，參加一個學術工作坊的討論。第二天（3月15日）在復旦有個講座，可我因有其他安排無緣躬逢其盛，但完全可以想象座無虛席的場景。果然，據說講座教室窗外都擠滿了聽眾。兩天后，王先生在華東師大閔行校區的講座盛況空前，至少是我在那個場所見過聽眾最多的一次，同時大概也是聽眾學科跨度最大的一次，不僅包括文史哲，還有社會學、政治學等系的師生。

在華東師大的這次講座由許紀霖教授主持，他開玩笑說，自己之所以答應主持，是因為這樣可以占個好位置，就坐在王教授身邊聽講。他在介紹王明珂先生時說他是一位人類學家，王先生在許教授致辭后立馬表示，自己并不是人類學家，盡管他跑過很多田野，做過很多考察。他之所以拒絕“人類學家”這個標簽，我想并不是簡單的出于謙虛，更是因為他不想被這個標簽所“套牢”。

這就要說到他學術研究上的一大特色。王先生的族群研究之所以給人造成“腦震蕩”，原因就在于他破除了很多僵化的認知和刻板的學術方法。跟一些胸懷壯志、時刻不忘在著作中追求所謂典范的學者不同，王先生似乎并不那么在乎典范——我的意思是說，他不是為了追求典范而做學問，而是因為發現真真切切的問題，自然而然建立了讓讀者耳目一新、心神一震的典范。他在《華夏邊緣》之后陸續有新作問世，且每部作品都給人啟迪，最關鍵的就在于他時刻警省自己，“對自己的研究論述保持懷疑”。

回到“人類學家”這個話題，王先生不接受這個頭銜，恐怕跟他的田野經驗也有很大的關系。他在哈佛大學受過系統的社會人類學訓練，根據那個學術傳統，他應該找一個最好是與世隔絕的，從經濟生產、社會組織到宗教信仰皆自成體系的村落，這樣最有利于進行民族志和民族史的研究與書寫。然而，在最偏遠的一個羌族山溝村寨的經歷，讓他“從典范人類學之夢中驚醒過來”，根源只在于他看到天花板上貼的臺灣青春偶像林志穎的大幅海報。他應該不止一次說過：“人類學家經常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墻角邊的可口可樂瓶。”

不僅如此，王先生在講座中也坦誠自剖。他在田野中拍攝過一張照片：畫面主體是羌人用石頭建造的房子，左下角有一根與“土著社會”格格不入的電線桿。很多次他看到這張照片時，都有裁掉電線桿的沖動。為什么田野調查時學者往往會忽略林志穎的海報、可口可樂瓶？為什么會有裁掉照片上電線桿的沖動？因為這些東西及其象征不符合我們的知識理性。王先生在講座中問：為什么我們看到教授子弟拉小提琴時覺得很自然，看到普通工人彈鋼琴就覺得別扭？原因很簡單——源于我們自身根深蒂固的偏見，更可怕的是，這種偏見我們很多時候沒有覺察，反倒覺得理所當然。

接下來也許可以說說“解構”和“反思”，在我看來這是王先生學術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在華東師大的座談會上，有一位老師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您解構了少數民族關于族群認同的認知，那又怎么樣？王先生的回答是，他完全不滿足于“解構”，自己追求的是“反思”。他說，解構的對象是他人，解構別人的族群認同，解構他族的歷史和信仰，只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停留于解構的層面，那肯定是非常危險且不負責任的。而反思呢，針對和要求的是我們自己，反思我們的知識理性，反思我們的認知偏見。他在即將推出簡體字版的《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中自問：“為何我認為自己得到的結論是正確的？為何我的分析邏輯合理？以及更重要的，為何我認為由此產生的知識有助于促進社會之和諧與公平？”

王先生不止一次提及一位羌族老人讓他深感震撼的談話。那個老頭講了很多以前村寨之間的暴力，對上游人群的恐懼，而現在成了少數民族，不再相互歧視，不再“一截罵一截”。他說過去的打打殺殺，是因為當地人以前沒知識，不曉得自己和上下游的村民是同一個民族。這次在賓館采訪，王先生又說起這個情景。這簡單的一番話，讓他感到“寒毛直豎”，而且他認為，這是所有帶“解構”傾向的學者都應深切反思的。談到這里時，王先生神情凝重。

（本文原載3月29日《北京青年報》，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