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大鼎在古代社會為國之重器，社稷象征。

澎湃新聞獲悉，繼青銅重器大盂鼎、大克鼎前不久曾在上海博物館“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重新聚首后，9月14日，“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子龍鼎、大盂鼎與來自上海博物館的大克鼎聯袂亮相。此外，展覽還匯集了其他幾十件極具代表性的商周青銅禮器。據悉，子龍鼎、大盂鼎、大克鼎是中國古代青銅鼎中的經典之作，承載著中華早期文明的燦爛成就，考其體量與內涵，可稱“圓鼎之尊”。此種規格的青銅器鮮有機會在單一展覽中共同亮相，本次三尊重器齊聚一堂，殊為難得。

子龍鼎、大盂鼎、大克鼎展出現場

據主辦方介紹，此次展覽聚焦精品文物，著力凸顯青銅鼎這一文明載體的展示，結合陶范、全形拓，從用鼎制度、造型藝術、紋飾紋樣、銘文內容、制作工藝等方面綜合呈現商周青銅禮儀文明的源遠流長，展示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得益于科學的文保措施和精心的展陳設計，展示形式上，展覽將子龍鼎、大盂鼎、大克鼎安排在相對獨立的空間內，以物質遺存和禮儀文明為核心，營造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效果。這些精品文物以裸展形式與觀眾“零距離對話”，觀眾可以更加真切地觀賞青銅重器，感受商周禮儀文明帶來的震撼和沖擊。

此外，青銅器銘文既是商周青銅器的特色和標志，也是本次展覽的重要內容。展覽以圖片、拓片、多媒體等多種手段，著力呈現更加多元、更加清晰的銘文面貌，讓觀眾領略中國早期文字的獨特魅力。同時，展覽以釋文、譯文等方式，全面解讀子龍鼎、大盂鼎、大克鼎等代表性重器的銘文內容，讓觀眾了解古代文字，讀懂古代文明。

鼎，是上古時中國人的炊煮器，后來演變為禮器，成了權力和禮制的象征。它作為商周青銅禮器的核心類型，既承載著身份、等級、禮儀、文化等多方面內涵，又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政治觀念、審美藝術和科技成就，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人民蒙難、文明蒙塵，許多此時出土的青銅器遭遇了顛沛流離的命運。如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為避免被日寇劫掠而埋入地下；子龍鼎曾流入日本，又輾轉至香港……所幸，這三件青銅重器最終都留在了中國。此次展覽同時還匯集了近40件商周時期極具代表性的青銅禮器及其他珍貴文物，結合陶范、全形拓，從用鼎制度、造型藝術、紋飾紋樣、銘文內容、制作工藝等方面綜合呈現商周青銅禮儀文明的源遠流長，展示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展出現場

展出現場，子龍鼎

展出現場

展出現場

展出現場

展出現場

展出現場  以上攝影：余冠辰  據國家博物館

據悉，此次展覽有五大亮點：重器云集，三大青銅圓鼎集中亮相；2.敘事角度豐富，全面呈現青銅鼎的深厚內涵和文化魅力；重點展品裸展，與觀眾“零距離”；重點展品全面呈現，深入解讀，讓觀眾看懂青銅器；在疫情防控特殊時期，展覽將綜合利用新媒體技術，讓廣大觀眾可足不出戶，在手機和電腦上欣賞展覽相關精彩內容。

圓鼎之尊

據國家博物館的資料介紹，展覽的第一單元集中展示商周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三件青銅大圓鼎：子龍鼎、大盂鼎、大克鼎。商周時代青銅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圓鼎之分，圓鼎出現較早，流行時間較長，數量也較方鼎更多。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大型方鼎“后母戊鼎”“杜嶺方鼎”是為人熟知的鎮館之寶，而圓鼎中的翹楚則非“大盂鼎”和“子龍鼎”莫屬。加上此次應邀參展的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大克鼎”，三尊大型圓鼎聯袂亮相，考其體量和歷史、藝術價值，稱為“圓鼎之尊”實不為過。

子龍鼎
■ 商代后期
■ 高103厘米，口徑80厘米，重230千克
■ 傳20世紀20年代河南輝縣出土

子龍鼎相傳于20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輝縣，后流入日本，又輾轉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財政設立的“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支持下，國家文物局將子龍鼎征集回國。子龍鼎因其腹壁近口緣處鑄有銘文“子龍”二字得名。子龍鼎的圓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頸部和足部均裝飾饕餮紋。整器的造型雄偉穩重，是迄今所見商代圓鼎中體積最大者。

關于子龍鼎的銘文釋讀，目前學術界的解讀視角較多。宏觀來看，此類簡短精煉的銘文不帶有動詞，屬于“早期銘文”的范疇，多用以鑄記作器者、族屬或受祭者一類信息。“子某”的稱謂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銅器中較為常見，也見于傳世文獻。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貴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內擔任重臣的宗法貴族之長。后者雖不一定與商王室具有血緣關系，但較為多見。

大盂鼎
■ 西周早期
■ 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重153.5千克
■ 傳陜西岐山縣京當鄉禮村（一說眉縣禮村）出土
 

大盂鼎相傳于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出土于陜西岐山縣京當鄉禮村，幾經輾轉，后為潘祖蔭所有。抗日戰爭期間，為躲避日寇劫掠，雙鼎被裝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1951年，潘氏后人潘達于女士將其獻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后藏于上海博物館。1959年，前中國歷史博物館開館，大盂鼎應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與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陳于“人壽鼎盛——百歲壽星潘達于捐贈大盂鼎·大克鼎回顧特展”。

大盂鼎宏偉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銅鼎的典型式樣。鼎內壁鑄有長篇銘文，共291字，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一事。銘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國經驗與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國的教訓，告誡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輔佐王室，并對盂進行了賞賜。銘文追述商周變革的內容與《尚書·酒誥》等傳世文獻相吻合，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從書法角度來看，大盂鼎的銘文通篇布局規整，書風凝重。

大克鼎
■ 西周中期
■ 高93.1厘米，口徑56厘米
■ 陜西扶風任家村出土
■ 上海博物館藏

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鎮任家村出土，具體出土的時間最晚不超過光緒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鐘、盨等，皆為克所作之器，因此習稱大鼎為大克鼎，小鼎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為工部尚書潘祖蔭所得，潘祖蔭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運回蘇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為保護大克鼎等珍寶費盡全力，特別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達于女士決定讓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蘇州淪陷后，先后有數批日軍闖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終沒有找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1年，潘達于女士決定無償捐贈大克鼎和另一件國寶大盂鼎給國家。1952年上海博物館成立，克鼎從此成為上博最重要的“鎮館之寶”之一。

大克鼎威嚴厚重，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奏感，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每組變形獸面紋間、足部的獸面紋鼻梁皆設寬厚的扉棱。紋飾線條凹凸、峻深，風格粗獷、質樸、簡潔。商代晚期以來所形成的華麗、繁縟的青銅器裝飾風格完全消逝。這種巨變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革。

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作器者為“克”，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上傳下達王的命令。銘文內容分為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這篇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也是西周書法藝術中的皇皇巨篇。

鼎見萬象

（攝影：余冠辰）

第二單元是“鼎見萬象”，重點文物有?鼎、?簋、南宮柳鼎、禹鼎、爯鼎、任鼎、柞伯鼎等。

“鐘鳴鼎食”是中國青銅禮樂文明的集中表達，體現了古代社會日常生活與禮儀制度之間的重要關聯。青銅鼎是在新石器時代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鼎出土于二里頭遺址，鼎在商周時代逐漸成為最重要的食器和禮器，并一直延續到兩漢乃至魏晉，是沿用時間最長的青銅器之一。鼎最初只是一種烹煮和盛裝肉食的飲食器具，在祭祀、宴樂、朝聘、會盟、婚喪等禮儀場合廣泛使用，逐漸被賦予特殊的禮儀、文化、等級、信仰屬性。先秦時期，不同身份、級別的貴族，使用鼎的規格各有不同，這在其體量、形制、器物組合關系方面多有體現。尤其西周中期以后,形成了相對嚴格的用鼎制度，成為周代禮儀制度的重要表征。鼎的造型、紋飾、鑄造工藝，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內涵，值得我們仔細研讀和品味。

?簋

南宮柳鼎

禹鼎

任鼎

遤鼎

吉金遺墨

第三單元“吉金遺墨”分別展示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的幾種珍貴拓片。它們誕生于不同歷史時期，對于了解這三件青銅重器收藏、流傳的歷史，研究其銘文內容，賞讀其文字藝術，都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拓片是將碑文石刻、青銅器等文物的形狀及其上鑄刻的文字、圖案拓印在宣紙上形成的，是傳統金石學對青銅器和碑刻進行研究的重要資料。其樸拙典雅的古風，亦為世人所推崇，成為一種格調頗高的藝術品，歷代金石學者和文人雅士競相收藏鑒賞，蔚然成風。因此，拓片并不僅僅是文物的附屬品，其本身亦是珍貴的文物。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銘文拓片及全形拓，是被稱為“海內三寶”的三尊國之重器在不同歷史時期面貌的見證。

大克鼎銘文拓片及全形拓

毛公鼎銘文拓片及全形拓

大盂鼎銘文拓片二白本

大盂鼎銘文拓片三白本

（本文據國家博物館、人民網等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