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下午，著名學者王明珂先生來到了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題為“田野與文本中隱藏的景”的講座。王教授多年來從事田野調查和歷史研究，講座由許紀霖教授主持，現場不僅座無虛席，還站滿了聽眾，足見其研究成果影響之廣泛。這次講座王教授主要是結合過去的研究經歷，介紹了他在學術研究方法上的思考，以及他對人類社會現象與其本質的認識。

為什么赤腳慣了踩在銳石上不知痛？

一個常年赤腳行走的人，腳底會有一層厚厚的繭，以至于踩在堅硬的石頭不會感到疼痛；一個生活于特定社會中的人，往往對身邊的事件沒有敏感，現實被自然化為一種正常的處境，甚至是一種宿命的處境。王明珂教授在講座開始，拿出一張混雜了各種圖形的圖片，讓聽眾們從這張圖片中找出恐龍的形象，他笑稱自己嘗試過很多次，基本上都失敗了。和很多類似的圖片測試一樣，不經過提示和訓練，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察覺其中形象的特殊角度，這是因為我們的眼睛已經習慣于一種觀察事物的方式。

日常生活中，人們也習慣于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經常忽略身邊一些奇特或者不尋常的事物，王教授用“隱藏的景”這個詞來比喻社會現象背后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但因為人們長期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中，就很難發現熟悉的事物背后隱藏的一些東西。他以日常生活中的電影、廣告、新聞等為例，分析了其中反映的一個社會在性別、階級、族群等問題上的刻板觀念，諸如“西方代表富裕、秩序、紳士”，“東方代表著貧窮、混亂、體力勞動者”，“工人不應該有拉小提琴這種高雅的品味”。王教授指出這些媒體訊息的創作者未必是想要傳播這樣的觀念，但由于他們生活在特定的社會之中，自然地表現出了符合這種社會情境的行為，而自己卻沒有意識到。

接著王教授拋出了問題：為什么社會中有這么多“隱藏的景”？為什么我們會對此視而不見？他指出，因為人類的社會性；人類社會是由各種權力、資源有高下的次群體構成，為了讓這樣的社會群體認同于區分得以得以存在和延續，人們創造了文化以及相關的價值體系。在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下，人們會做出一些規律性的社會行為，形成一些普遍為人民所見及獲知的社會現象，這也就是社會表相；社會表相的普遍存在于流傳，又強化社會群體的認同和區分這樣的社會本相。

“歷史”與“典范性知識”

“歷史”一詞其實有兩種含義，一是指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一是我們所講述、書寫的過去。我們所接觸到的實際是后者意義上的“歷史”，但是我們用同一個詞去概括這兩種有較大區別的含義。因為人們常常用“歷史”來解釋當下的現實，也循著這樣的“歷史”締造社會現實情境。王教授說：“人們建構‘歷史’，也活在‘歷史’所規劃的世界中。”

特定的“歷史”和文化會影響人的認識活動，這樣的文化與社會的階序權力相結合，形成一種“典范性知識”。王教授以“少數民族或原住民博物館”等機構的文物展出為例，他指出，這些博物館常展出少數民族或原住民的漁獵工具、特色服飾等等，來表現少數民族與原住民在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傳統與落后，以及他們與主體民族在此方面的差異。這樣的文物展示，對當代少數民族及原住民現代化的一面視而未見，如此產生的“典范性知識”，讓少數民族與原住民持續被社會邊緣化。

王教授進一步提出了問題：“學者所接受的基本學術法則、理論，是否亦為一種文化？讓學者只看見某些現象、以特定模式理解這些現象，而忽略其他現象？”他以民國時期史語所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兩篇考察報告為例。1928年黎光明、王元輝兩人進行可能是史語所最早的一次西南少數民族考察，寫成一篇很不規范的《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他們幾乎把自己見到的所有事物都寫下來，并對不符合他們觀念的風俗和言行加以嘲笑。然而五年后，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考察之行依人類學之重要主題觀察，此行所產生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則按照西方人類學學科的民族志寫法，按照環境、生產方式、宗教、風俗等主題分類描述。

另外，黎光明等人在考察時為照片中的每一個人記錄了個人的姓名，而凌純聲等人的調查報告中“苗族”的身份取代了個人的身份。這兩篇風格迥異的考察報告命運也極為不同，《川西民俗調查記錄》長期以來是史語所藏的一篇無人問津的手稿，直到被王教授整理出版；而《湘西苗族調查記錄》則成為中國近代民族學、人類學史中一份重要的文獻，成為民族考察報告的“典范”。在這種“典范”的影響下，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在進入田野后，都傾向于選擇那些符合自己學科要求的事物加以記錄，忽視其它或對它們視而不見。

透過“社會表相”認識“社會本相”

日常生活所見中有“隱藏的景”，那么歷史學家閱讀的文獻、人類學家進行的田野調查中，他們所見是否也有“隱藏的景”呢？王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把這些田野、文本反映的內容稱作“表述知識”，把其中“隱藏的景”稱作“默示知識”，前者對應的是人們的言語、文字和行為等呈現的知識，后者對應著它們所流露也讓人們不知不覺地受其影響的知識或訊息。這些默示的知識，不知不覺地強化社會本相。

王教授結合自己在羌族地區進行的田野調查，說明如何從田野中發現“社會本相”。居住在山區的羌族分布于大大小小的村寨之中，每個村寨都信仰不同的山神，而相鄰的村寨有時會祭拜一個共同的山神，從“表相”來看，這只是羌族的山神信仰，從“本相”來看，祭拜各自神明暗示各村寨有著明確的地盤和區分，當有些村寨需要聯合起來時，他們又會通過祭拜更上層的神明來實現，這是當地人復雜的族群認同體系的反映。

接著王教授又以一張照片為例，提醒我們觀察照片中不同年齡層的羌族女子的衣著打扮。他分析道，一個穿著市場上買來的衣服的四五歲羌族小女孩，她的服飾并不特殊，甚至女性特質也不明顯。另一個約八九歲的女孩，穿著混搭的好像是少數民族的服裝，看不出是藏是羌，而十幾歲的羌族女孩可能已經有了本村寨人的意識，受到環境的壓力，穿著如同村上其他少女。從一個各種身份都相對模糊的兒童，到一個某羌族村寨的少女，王教授指出這張照片所隱藏的社會本相就是個人一生中逐漸“社會化”的過程。

王教授特別強調用“移動”的方法來發掘“本相”。他在羌族田野考察中了解到一些弟兄祖先的故事，講述這些故事的人群認為曾經有幾個兄弟分別去了不同的地方，就成為不同村寨的祖先，用這樣的起源故事來表達他們的族群觀念和現狀。于是，王教授就把觀察點移動到其他羌族地區，同樣發現了類似的弟兄祖先故事，雖然這些故事的一部分有著結構性的共同點，但是在靠近藏族的地區，這類故事中添加了“大鵬鳥”等新的文化符號，而在靠近漢族的地區，弟兄祖先故事有了諸如“湖廣填四川”這樣具體的歷史背景，并且產生了先來后到的次序。這表示，弟兄祖先故事根植于羌族自身的經濟、環境等社會情境，而在不同的區域，這類故事又因新的情境發生了種種變異。

同樣的方法也可以應用于文獻研究上。他舉出漢魏時期出現的四個“歷史”故事：商朝王子箕子在商亡后去朝鮮建立了政權；一位周王的長子泰伯來到東南，成為后來吳國的始祖；楚國的一位將軍莊蹻進軍到西南后在當地稱王；秦國的一個奴隸無弋爰劍逃到西北甘青的羌人地區，帶去了先進的文化。王教授指出如果我們把這些文獻當作某種“社會本相”所反映的表相，可以認識到當時中原華夏之人把四方邊緣人群視為華夏之裔，但又認為他們的華夏性有等差這樣的情境本相。

近代國族主義話語下的少數民族

王教授又給大家展示了一張照片，在這張照片里，五十六個民族代表在民族文化宮前合影，各個民族的代表穿著有民族特色的服飾，而站在正中央的漢族代表身著西裝，上方“團結”、“進步”的兩個標語顯得非常醒目。他引導我們思考這張照片背后的國族主義話語：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要求我們團結起來，而展現文化特點、用共同文化來凝聚民族是一個有效的手段，但是一個民族要想在全球民族國家之競爭危機中生存下去，又必須實現現代化，那么保留本民族傳統文化與代表“進步”的現代化之間就產生了一些矛盾。這張照片就隱含了這種信息；在又需傳統來團結民族又要現代化與進步以圖民族壯大，在此一時代情境下的一個解決之道。

近代國族主義絕非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王教授指出在印度、日本等經歷了殖民危機的國家，幾乎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他以日本為例說明“國族”的話語也在他們的服飾上有所反映，一方面，近代日本宣揚“脫亞入歐”，男人們紛紛穿上了西裝，另一方面，女性在很長時間里仍然穿著象征日本民族特色的和服。一個有趣的對比是，王教授在羌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注意到，經常外出打工的羌族男性看起來和漢族幾乎沒有差別，因為過于表露自己的身份可能不利于他們融入外界的環境，而生活在村寨里的羌族女性平日里都會穿戴各具特色的服飾，使自己很容易和鄰近村寨婦女區別開來。這與近代國族主義下的男女服飾區分的道理類似。

在前面提到的黎光明和凌純聲等人的兩次少數民族考察，正可以反映近代國族主義話語是如何影響人的一言一行的。黎光明記錄了他和一個當地喇嘛的對話，當他們聊到南京時，這位喇嘛發出了“南京是不是洋人的地方”這樣的疑問，使他們感到可笑與震驚。王教授提醒我們注意，黎光明等人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反應？正是國族主義話語暗示了每一個國民都應該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具備一定的知識，作為這個國家的核心族群，黎光明等人帶著這樣的觀念來看待邊緣族群的“無知”，近代以來長期開展的各類“邊民教育”、“少數民族教育”等運動都是這種話語的產物。而凌純聲等人的考察，實際上也是國族主義話語的另一種形式，他們在西方關于民族的科學理念的影響下，使用一套來自西方的理論和學術方法，對國家中的少數民族進行研究，生產關于少數民族的“典范性知識”，為少數民族在新的國家體系中安排一個位置。

隨后王教授又以清代《百苗圖》中的苗族形象和近現代媒體上的苗族形象進行比較。在清代《百苗圖》中，兇惡的苗族男性往往從事偷竊、搶劫，或者相互斗毆，它象征著當時人對“邊疆蠻夷”的一種想象：野蠻、暴力，喜歡劫掠，以粗壯的男性為代表。而近現代展現苗族的畫報、圖片都是以穿著本民族服飾的苗族女性為核心，苗族和這種年輕、美麗、有民族特色的女性形象形成一種“典范”。王教授認為，我們對一個民族的“表述知識”背后往往還有“默示知識”和“社會本相”，這兩個時代的圖像代表今天的民族關系、民族觀念比過去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我們仍然要反思，這些當代“表相”背后是不是隱藏了某種固定的態度和深層次的偏見，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國族主義話語中也可能會遮蔽很多重要的問題。

破除遮蔽能夠促進人類的和解嗎？

王教授豐富的例證和深入的思考贏得了聽眾熱烈的掌聲，主持人許紀霖教授也對“表相”和“本相”的概念深有感觸。許教授也從自己的研究體會出發，指出通過某種學術方法所得到的結果，未必就是一個事物的“真相”，客觀的真相是一個層次，但正如王教授“隱藏的景”所表示的那樣，文本背后的“真相”是一個更豐富的內容，需要用更宏觀、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加以了解。

有聽眾向王教授提出疑問，在日常和學術中人們都離不開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方法，在觀察事物時總是要使用這些工具，這樣的遮蔽不是難以避免嗎？王教授認為這需要我們開放自己使用的詞匯和各種概念，他以國內外學者的民族研究為例，很多分歧往往產生于大家對“族群”、“民族”、“國族”等概念的混亂使用，據此他提出我們應該使用一些相對寬泛的概念來包容多層次的含義。此外，王教授又特別強調詞匯的含義要在實際的社會狀況中理解，他介紹羌族家庭的維系以不同的山神為標志，各自的領域和邊界十分明顯，但是當一個地區的資源狀況逐漸緊張，家庭中一部分成員就會脫離出去，在別的地方建立新的家庭。王教授在田野中與當地人交流時發現，羌人都用“家門”這個詞來表達復雜的家庭、家族關系，如果不結合當地的社會生態加以了解，研究者可能就會被詞語本身所誤導。

在回答問題時，王教授用佛教的術語描述自己的研究，就是“破我執”和“破法執”。一個學者在進行研究時常常受到自己的立場、身份、情感和價值的影響，“破我執”就意味著在研究時要防止研究主體可能帶來的遮蔽，研究中的“法執”就是不要將“社會表相”(法相) 視為社會本相，學者不能拘泥于觀察復雜紛繁的表面現象。王教授用“破法我二執”來說明一個學者如何擺脫他在講座中所提到的文化、知識、典范等帶來的遮蔽，許教授也對這個精彩的比喻表示贊同。

于是有聽眾提出我們真的能夠破除人類社會的種種偏見和遮蔽，去認識“社會本相”嗎？講座伊始，王教授就指出當代學者對人類的知識理性有所懷疑，在最后，他也表示對通過“表相”發掘“本相”是否可能這一問題，我們還是要有一種謙虛的態度。但這種發掘“隱藏的景”的方法仍然有助于我們破除種種偏見和“表相”的遮蔽，為人類不同的族群、文化實現互相理解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