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2日，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于首都博物館開展，從屢登頭條到看展不易，公眾對海昏侯墓的關注度可以說是超乎尋常，我國恐怕還沒有哪個墓葬可以與之媲美。但是，公眾的關注是一方面，能否真正從科學角度去認知又是另一方面，為此，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專訪了首都師范大學公眾考古學中心的負責人王濤副教授，請他以海昏侯墓的發掘為例，為我們介紹考古工作的一般流程和知識，并從公眾考古的角度對其進行解讀。

王濤作為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個人領隊，參加或主持國內外多個遺址的調查、發掘與整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史前考古、陶器分析及公眾考古學。公眾考古學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是近年來考古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王濤眼中的公眾考古學“就是研究考古學與非考古學、考古學家與他們之外群體間的種種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考古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在做一些公眾考古的工作，目前國內大量開展的考古科普或考古大眾化活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最近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引發了媒體和大眾的極大關注，能否以海昏侯墓為例，為大家介紹一下考古發掘工作的基本流程？

王濤：考古發掘的基本流程通常包括調查勘探、田野發掘和室內整理三個步驟。另外，按照發掘工作的性質不同，又分為以解決某一學術問題的“主動性發掘”，還有結合基本建設工程或因被盜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等。

前者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主要關注和解決的都是一些重要的考古學問題，例如人類起源、農業起源、中華文明起源等等，它們對研究我國乃至世界的文明進程都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后者如包括配合國家長江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等大型基本建設的大規模文物搶救發掘項目，平時很多因建房修路而進行發掘的也屬此類，還有就是古墓葬、古遺址等被盜掘的搶救性項目。

主動性項目，以我參加過的北京東胡林遺址為例，該遺址于1966年被發現，后來因“文革”而中斷，當時只做了簡單清理。考慮到它很可能是北方最早的新石器遺存之一，在2001年的時候，由北京大學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組成了聯合考古隊，重新對該遺址進行發掘。

鉆探是我們工作的第一步，在確定遺址的分布范圍后，才選擇了對核心區域進行發掘。僅發掘工作就進行了四年，我們發現了大量距今1萬年前后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還有兩座保存完整的墓葬，以及當時人類的用火遺跡。隨后我們將前期調查和發掘過程中發現的遺跡和遺物進行整理，對采集到的樣品進行分析，例如測定年代，分析古代人類的基因、食譜，了解當時的動植物資源、地貌成因等等，這是個細致而漫長的過程。當然，功夫不負有心人，這次考古工作我們發現了北方最早的陶器遺存，以及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小米遺存等等。

與此不同，海昏侯墓的發掘則屬于“搶救性發掘”。我們從報道中得知，當時14.8米的盜洞已直達墓室，離被盜只有一步之遙。我國是不主張對帝王陵墓進行主動發掘的，因為怕再被盜掘，為了更好地保護文化遺產，江西省文物部門才上報國家文物局，得到批準后才正式發掘，因為其重要性，國家文物局還專門指派考古和文物保護專家組在現場指導進行工作。我們現在之所以能看到那么多精美的文物，都是因為有考古工作者歷時五年的艱苦工作。目前田野工作告一段落，后期室內整理工作還在緊張有序地進行。

我們常在海昏侯墓報道中聽到“實驗室考古”的說法，其實它是現代田野考古工作的一部分，但與以往不同，它的科學性更高，水平更加先進。實驗室考古，顧名思義，它是把重要的遺跡或遺物整體打包后，再搬運到實驗室內部進行發掘和處理。這樣不僅能對出土的文物進行更為細致的記錄、清理和保護，更重要的是，在實驗室內部作業，可以避免遺存因野外工作條件簡陋而可能造成的影響。像海昏侯墓出土的馬車華蓋，發掘時只剩痕跡，木質材料全部腐爛，考古文保工作者對其進行套箱提取，以此獲得更多有用的信息，而科學家們通過計算機等輔助手段對這些信息進行模擬復原后，我們就可以看到漢代列侯馬車出行的場景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發掘中，墓葬被盜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王侯一級的墓葬90%以上都被盜過。因此，與其他王侯墓葬相比，海昏侯墓可真是一個萬幸，不僅因為它躲過了盜墓賊之手，還在于它能在各種科技手段都日漸成熟的今天被正式考古發掘。這真可以說是劉賀的幸運，也是我國考古學界乃至全人類的幸運。

澎湃新聞：我國目前的考古工作采取“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原則，而考古發掘也大多是由于墓葬被盜，所以我們常聽到“搶救性發掘”這個詞。那么在通常的考古發掘中，考古工作者是如何判斷墓葬被盜的呢？

王濤：考古學有著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程和方法，其中考古地層學是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理論應用，我們通常使用它來判斷墓葬等遺跡被發掘時遇到的種種情況。

有些墓葬被盜，我們從地表就能明顯看到盜洞之類的現象，就拿海昏侯墓來說，不就是因為發現了一個直徑一米左右的盜洞才進行搶救性發掘的么？而且據說如果不是它主槨室的主棺位置與其他漢代列侯墓有異，那么它很可能就難逃一劫。

盜洞通常分以下幾種，有的直接打洞到墓道或者墓室，或挖開墓道進入墓葬。還有沒有墓道的小墓，有直洞和斜洞等幾種，還有盜墓賊直接使用炸藥炸出一個直通墓葬的洞穴，這樣粗暴的破壞痕跡就更容易判斷了。

但有些時候，我們可能不能從地表上直接看出盜洞來，因為一個遺跡過了若干年，受到人為或自然等原因的破壞，早些年的盜洞因此就會被掩埋掉。甚至有些大墓，因為時間過的太久了，陵墓周圍的群眾可能把墓葬的封土當成是一座小山丘，他們并不了解其重要性，不斷進行取土耕種，所以一些大墓現在看起來也并不明顯了。

而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就是要運用考古地層學的方法來對它們進行分析和判斷：不同性質、不同時期的人類活動會形成土色不同的堆積，經過盜墓者盜擾形成的盜洞和原來墓葬填土的土質和土色會不一樣，所以即便盜洞因種種原因被填埋了，那么這兩種土的顏色肯定還是不一樣的。我們通過對比土色、土質的不同，就可以判斷出哪些是原先的堆積，哪些是后來的擾動，也就是田野考古中常說的“打破”關系。而且由于盜洞破壞了墓葬的整體結構，在考古發掘時比較容易分辨出來。

此外，墓葬內的遺物、遺骸的狀況，也是判斷墓葬是否被盜的佐證。通常，盜墓賊拿走自己所需的“寶貝”后，往往會擾亂和破壞墓內其他陪葬品，甚至會把墓主人的遺骨隨處丟棄。不少墓葬在發掘的過程中，都曾見到過被破壞的現象。有時候，考古工作者還會在盜洞和墓室里發現過盜墓賊自己使用過的物品，常見有香煙盒、礦泉水瓶等等。

盜墓賊為了一己私利而盜墓，不僅會造成大部分陪葬品的流失，更會因為在盜掘過程中使用的粗暴手段致使墓葬中的相關信息發生錯亂，這種破壞文化遺產的行為會帶來很大的損失，也與目前世界普遍重視文化遺產保護的潮流相違背，當然也給考古研究工作帶來極大的破壞，我們必須嚴厲禁止這種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

澎湃新聞：此次發掘的海昏侯墓引發的關注度早已超出一般的考古工作，從公眾考古的角度看，此次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有何意義？

王濤：正如復旦大學高蒙河教授所說，海昏侯墓是專業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也是將考古專業轉換為文化傳播的一個成功案例，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我注意到，雖然大多數報道將焦點集中在出土的精美文物上，但也有報道關注到考古工作者乃至辛勤工作在一線的考古技工。另外，這次海昏侯墓發掘過程中，考古隊領隊及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及時發布消息，主動向社會介紹發現及進展，這是值得稱道的。

盡管大多數群眾還是主要關心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銀財寶，我們也應看到這是一個利用海昏侯墓來向大眾普及考古學基本常識的好時機。對于考古學者來說，墓葬中發現的一件精美的元青花瓷器和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一顆人類牙齒，其內在價值不分高下，因為我們更關注的是學術價值，而不是所謂的經濟價值。

以海昏侯墓為例，它對考古學的意義不僅在于墓葬中出土了多少珍貴的隨葬物品，那些不具有市場價值但卻包含著重大歷史信息的細節同樣值得重視。譬如說墓葬的形制結構、墓主人的葬式、隨葬品的擺放方式等等。考古工作者在發掘墓葬等對象時，對遺跡遺物進行科學的記錄、繪圖、清理后，還要采集炭樣、植物、土壤等標本，以便最大限度地獲取整個遺存可能反映的歷史文化信息，讓我們更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古代人類的方方面面。

所以我們不單單要在博物館中向公眾展示精美的文物，更要展示考古工作中的點點滴滴，讓大眾知道一件文物能展現在公眾面前有多么不易，要了解考古工作者的困難和艱辛，更要知道文物是歷史，是人類文明的積淀，決不能以金錢去衡量一切。

澎湃新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為了更好地在我國開展公眾考古工作，國外有哪些好的案例可供我們借鑒？

王濤：我曾經參加過世界聞名的土耳其恰塔胡由克遺址（?atalh?yük）的考古工作，他們的工作方式就非常有特色，是將考古的發掘過程和公眾考古的普及結合起來，可以說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向公眾普及了相關考古知識。民眾在體會考古帶來樂趣的同時，也切身感受到本民族悠久的歷史與文化。

這個遺址的考古工作不是封閉的，而是向所有人開放，就隊伍組成來說，不全是由傳統的考古學家組成，而是由來自20多個國家、一百多人組成的“多國聯合部隊”，他們擅長的領域也各有不同，考古學家之外，植物、動物、歷史、宗教、生態環境等各領域的專業學者也參與其中，甚至不同的團體、媒體、社區群眾都能暢所欲言地對這個遺址發表自己的見解，與考古學家交流互動，這是難能可貴的。

關于這個遺址有三本著作很有意思。首先是項目負責人、考古學家伊恩·霍德教授給大眾寫的科普讀物《豹的傳說：揭示恰塔胡由克的秘密》；其次是《科學》雜志的專欄記者Michael Balter所寫的報告文學《女神與公牛》，他在這個遺址一呆就是兩年，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記錄下了該遺址的發掘情況和它背后的故事，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把考古學的理論與發展史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本書現在甚至成為一些大學考古學專業的參考書；另外，該遺址的一位保安也記錄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保衛恰塔胡由克》一書，講述自己從一個普通居民成為考古隊一份子的心路歷程。三本書、三個不同身份的作者，各自為我們講述了精彩的故事。

與此同時，考古團隊中有專門的人員負責公眾考古活動的開展，公眾考古活動包括社區互動、兒童教育等多個方面。從年度報告中還能看到，工作人員每年都會結合參觀人數、類型、活動設計等方面，認真分析，總結不足，為來年制定計劃。功夫不負有心人，現在的恰塔胡由克遺址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了。

澎湃新聞：如今在不少普通人眼里，把考古視為公家的盜墓行為，某些網絡小說和古玩鑒定等欄目的風行也在不自覺地給大眾灌輸錯誤的價值導向，對此，我們應該如何引導公眾？

王濤：考古和盜墓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澎湃新聞的“問吧”欄目最近有專家就此已經做了精辟的解答，我在這里不再多說。

結合海昏侯墓，我只補充一點，正因為海昏侯墓沒有被盜，那么多精美的文物才沒有被盜賣；通過考古學家的科學發掘和研究，我們大家現在才能通過媒體了解或者親自到首都博物館去欣賞這樣一批重要的文物，共享先民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

說到公眾考古的引導問題，我曾經在中國科學院和首都師范大學開設過面向全校學生的通選課《考古：探索與發現》，每次都會調查學生們為什么選這門課，大多數同學都會說因為看過《盜墓筆記》或《鬼吹燈》之類的小說，還有的說喜歡鑒寶類的節目，所以對考古感興趣等等。由此可見，連大學生乃至研究生都面臨這個問題。

我想，要引導公眾正確認識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是責無旁貸的。首先，作為一個考古人，必須要有過硬的業務素質；其次，除了干好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的同時，也要積極地站出來，為公眾普及考古知識盡自己一份力，誠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言：“考古學是大眾的事業，總歸要還給大眾些什么，這是行業的本分。”

現在我們很欣喜地看到，各個考古研究機構及博物館都越來越重視考古學的大眾普及工作，我所知道的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還將公眾考古的開展情況列入年度的工作考核之中，這些舉措無疑都是非常好的。

當然，媒體在宣傳普及方面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媒體的價值導向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澎湃新聞最近關于考古的報道我也有關注，內容很好地注意到了科學性和普及性；但有少數媒體從業者在報道中不太注意，或道聽途說，或斷章取義，“標題黨”的現象還是很嚴重；而一些古玩鑒定類節目一味宣傳文物的市場價值，給文物貼上了一個價格標簽，這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