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于《德勒茲字母表：P作為教師》（L'Abe?ce?daire de GILLES DELEUZE P comme Professeur）。《德勒茲字母表》是一部訪談類紀錄片，由皮埃爾-安德烈·布唐于1988年至1989年拍攝，總共長達8小時，由德勒茲和他的學生克萊爾·帕奈共同完成。德勒茲從法語字典中的A到Z中各選出一個以該字母為首的關鍵詞與帕奈進行了共計25次討論（x與y合并為一起），德勒茲在這25個主題中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字母表作為幼童學語的啟蒙之物，《德勒茲的字母表》也可以作為初步了解德勒茲思想的一把鑰匙。

《德勒茲字母表》海報。

授課的關鍵在于重復的備課

克萊爾·帕奈：字母P是教師（Professeur），如今你已經64歲了，你也當了接近40年教師，首先在中學，然后去了大學教書。今年是你不上課的第一年。首先，你懷念上課的時候嗎？因為你之前說過你對上課投入了很大的熱情，所以我想知道現在你不上課了，你會懷念那種感覺嗎？

德勒茲：不不不，我一點也不懷念，授課算得上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很喜歡授課，但是到了退休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幸福的，因為我不太想授課了。授課的問題非常簡單，其它領域的工作和也授課一樣，就是將一件事情準備到極致，很多事都是如此，就像烹飪的菜譜，為了獲取5到10分鐘的靈光時刻（inspiration），就需要大量的準備，諸多的準備只為了這一刻……我很喜歡授課前的準備工作，我課前準備就為了靈感爆發的瞬間；隨著時間的推移，盡管我準備的很多，但是我的靈感日益消退了，所以是時候退休了……不再授課沒有讓我覺得被剝奪了什么，盡管授課是我喜歡的事情，但是現在對我而言不是那么重要了，目前我專注于寫作和其它方面的問題，所以停止授課我沒覺得后悔。總之我還是非常喜歡授課的。

克萊爾·帕奈：你說授課前需要準備多時，那具體需要準備多少時間呢？

德勒茲：這個需要思考，授課就是一種重復（répétition），就像戲劇和歌唱一樣，總是充滿了重復，如果我們不反復排練，那就不會有靈感。如果一堂課缺失了靈感，那就表示它什么都不是。

克萊爾·帕奈：你不會在鏡子面前重復所準備的內容……

德勒茲：當然不會，每種活動都有一種莊重的獲取靈感的方式，授課是把你要講述的東西先深深印入你的腦海之中，再找到一種方式來表達你所說的東西是有趣的。如果一個老師授課時的表達不那么有趣，那么聽眾很難體會到他課程中有趣的東西，老師追求講課有趣并不是一種虛榮（vanité），保持有趣和熱情需要老師在對待和處理課程的時候尋找一種方式（matière）。有時候需要真正的鞭策（coup de fouet）自己，使得自己能到達一個接近狂熱的狀態，才能把想要表述的東西講到點子上，這就是所謂的重復毫無疑問地，我現在已經不需要這么做了。同時，授課也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它是一個立方體（cube），立方體就意味著是一個空間-時間（espace-temps）的結構，在授課中會發生很多事。我個人很不喜歡所謂的學術會議或者報告講座（conférence），因為講座或會議產生的“空間-時間”非常有限。而課程是延伸（s'étendre）的，從這一周延伸到了下一周，這是一個特殊的空間以及時間的維度，是一個序列（suite）。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彌補之前不太成功的部分，但是在課程的內部它本身就已經有所發展，況且來上課的學生每周都會有所改變，研究聽眾也是一件極其有趣的事，太多的問題了……

德勒茲的教師生涯：中學階段

克萊爾·帕奈：那我們從你的教師生涯開頭談起吧，你開始在中學任教，你對高中有什么美好回憶嗎？

德勒茲：有的，但這說明不了任何事，因為現在的中學和之前的完全不同了，我很理解那些年輕的中學老師為何如此垂頭喪氣。我成為中學老師是在法國光復（1945）后不久，和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克萊爾·帕奈：你在哪里教書？

德勒茲：我在外省兩個城市工作過，一個我很喜歡，另一個我不太喜歡，我喜歡亞眠（Amiens），那是一個自由且開放的城市，然后是奧爾良（Orléans），那是一個拘束的城市。那個時候的哲學老師還可以很放縱（complaisance），別人會覺得哲學老師就是村里的傻子一樣，所以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我教我的學生用鋸琴（la scie musicale），那時候所有人都覺得這很正常，但我認為現在在高中已經不可能被允許了。

克萊爾·帕奈：從教學上而言，你用鋸琴教了學生什么，它是何時出現在你的課堂上的？

德勒茲：我用來解釋曲線（les courbes），因為我們在彎曲鋸子（la scie）的時候可以讓它發出聲音，這就是運動的曲線，這可以讓學生感到很有趣。

克萊爾·帕奈：這就是無限變化（variation l’infinie）……

德勒茲：不，我不僅僅做的是這些，我也做了會考（bachot，baccalauréat縮寫，類似于國內高考）的老師，我是一個很認真的老師。

克萊爾·帕奈：你在那里遇到了讓·波佩恩（Jean Poperen）？（讓·波佩恩，1925-1997，法國左派政治家，1947年在亞眠工作時德勒茲是他的同事。）

德勒茲：波佩恩，對，我很熟悉他，他總是飄忽不定，很少呆在亞眠，他有一個小箱子，和一個巨大的鬧鐘，因為他不喜歡腕表，他走進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他的大鬧鐘，他用鬧鐘來為上課計時，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克萊爾·帕奈：你在亞眠中學教書的時候有沒有和別的老師成為朋友？因為你在學生時期曾經和老師做過好朋友（詳見德勒茲字母表 E-童年）。

德勒茲：我喜歡體育老師，不過我不太記得具體的了，中學的教師辦公室也是一個充滿變動的地方……

克萊爾·帕奈：對于學生而言，老師辦公室總是一個壓抑（pesant）的地方，神秘且壓抑……

德勒茲：不不，這情況僅僅是我在高中教書的時候，辦公室里有各種老師，有的喜怒無常，有的嬉戲打鬧，但總而言之，我不經常在辦公室里呆著。

克萊爾·帕奈：在亞眠和奧爾良工作之后，你到了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學（Lycée Louis-le-Grand）教預科班，你在那里遇到過難忘的學生嗎？（路易大帝中學與隔壁亨利四世中學Lycée Henri-IV為法蘭西島巴黎地區最好的中學，學生多為權貴階級子女。）

德勒茲：沒遇到什么特別讓人難忘的，我記得不是太清楚了，我想得起來的就是有些學生最后也是去當了教師，我教過的學生沒有一個從政的，就有一個人去當了警察，但也沒什么特別的，他們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德勒茲的教師生涯：大學階段

克萊爾·帕奈：在那之后，你就去了索邦大學（Sorbonne），我們認為你在索邦工作的日子也是你哲學史研究階段的日子，然后你就去了巴黎八大（Vincennes），在八大教書也是你人生中的一個關鍵性時刻，當然，我跳過了你的一段經歷，在從索邦離開到八大之前你還去了一段時間的里昂（Lyon），對于你而言，到了大學教書是否比在高中愉快？

德勒茲：愉快？這不存在愉快不愉快的問題，這就是我人生的職業道路，我離開中學，我或許又再次回到中學，這并不是什么戲劇性的事情，也不是說在高中教書就是一種失敗（échec），這都是正常的。

克萊爾·帕奈：比如說，在大學授課的備課會不會和中學授課所做的備課工作有所不同？

德勒茲：對我來說大學和中學的備課工作是完全一樣的。

卡萊爾·帕奈：你無論在中學還是大學，備課工作的強度都是一樣的？

德勒茲：那是當然，必須要用盡一切方式浸入（imprégné）你所要教授的內容中去，并熱愛你所要給學生傳授的知識，這一切都需要大量準備，而非憑空出現的。需要重復的備課，把東西刻入腦中，這就像有一扇門，但我們無論朝哪個方向都無法通過，這很有趣……

克萊爾·帕奈：所以你在中學和大學的備課工作是完全一樣的？在中學所備的課在大學也是這樣？

德勒茲：對于我而言本質上中學還是大學沒有任何區別，它們都是一樣的。

克萊爾·帕奈：既然談到了大學，我們來談一談你的博士論文，你是在何時答辯的？

德勒茲：我的論文，我在答辯前就在寫作，但這些寫作工作不是為了論文的答辯，我沉迷于寫作之中，有一天我意識到，我應該搞我的論文了，這個時間很緊迫，所以我又全力推進博士論文，最終還是完成了答辯。我應該是68年五月風暴之后第一個答辯的人。

克萊爾·帕奈：在1969年？

德勒茲：對，我是1969年第一個，我當時的情況很特殊，因為答辯委員會的人有所顧忌，他們顧忌那些還在索邦周邊游蕩的學生團體（bande），答辯委員會的人都很害怕，因為這是剛剛從五月風暴的動亂中恢復正常的過渡期，我就問他們答辯如何安排，我記得委員會主席和我說，現在我們有兩個選擇，要么我們在底層（rez-de-chaussée）答辯，優點就是索邦的底層有兩個出口，有人來搗亂的時候方便逃跑；缺點就是底層是那些學生團體時常集會和游蕩的地方。要么就是在二樓答辯，那個地方的優點就是學生團體不常上樓，但是缺點就是那邊只有一個進出口，萬一別人沖進來了我們不好出去。所以我在答辯的時候，答辯委員會的主席都沒有看我，而是在盯著門口的動靜，盯著門口看那些學生有沒有沖進來。

克萊爾·帕奈：所以當時的答辯委員會主席是誰？

德勒茲：我不會說的，這是一個秘密。

克萊爾·帕奈：我會讓你說出來的。

德勒茲：委員會主席當時真的十分緊張，甚至比我這個參加答辯的人還要緊張，這種情況是非常罕見特殊的！

克萊爾·帕奈：你當時應該比答辯委員會之中的三四個人出名了吧？

德勒茲：并沒有，當時我還沒有那么出名。

克萊爾·帕奈：你當時答辯的是《差異與重復》（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嗎？你當時因為研究普魯斯特與尼采已經廣受人關注，那現在來談一談在巴黎第八大學（Vincennes）經歷？還是你想談一談離開索邦之后在里昂的經歷？

德勒茲：不，不談里昂了，在八大授課，的確是一種改變，我不是以傳統的方式來備課和重復了，因為來聽課的群體不再是學生了，這就是八大美好的地方。那邊不同于那些逐漸恢復秩序的大學，至少哲學這一門課在八大，來聽課的都是新一類的人，他們不全是學生，而是每個年齡段的都有，他們都有不同的職業，有些人還來自精神病院（h?pitaux psychiatriques），甚至有患者也來聽課。來聽課的人是混雜的，這些人在巴黎八大組成了一個神秘的團體，這個團體是多樣（divers）且嚴密的（cohérent），是八大孕育了這個團體，也賦予了這個團體差異性（disparate）。于我而言，八大的聽眾伴隨著我之后的授課生涯，如果我被調到另外的大學去教書的話，我可能都不會教書了。在我之后去其它大學參觀時，那里的授課方式似乎讓我產生了時空旅行的錯覺，讓我重新回到了十九世紀，在八大的時候，來聽我上課的人是各式各樣的，有年輕畫家，精神病研究者，音樂家，癮君子，年輕的建筑師等等，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國家，每年都有一波一波的人來。我記得有一年有六個澳大利亞人來聽課，但是第二年他們都不見了；每年都有15到20個日本人來上課，南美人，黑人，這是一個極其珍貴且奇妙的聽眾集體。

哲學專業與非哲學專業

克萊爾·帕奈：這是你第一次給非哲學專業的人講授哲學課……

德勒茲：我認為完整的哲學是需要講給哲學專業和非哲學專業的人聽的，就如繪畫一樣也是面向畫家和非畫家，音樂也不僅只是創造出來給音樂家聽的。音樂專業和非音樂專業的人聽的都是同樣的貝爾格和同樣的貝多芬，這些名曲并不是僅僅給音樂專業人聽的。哲學對于我而言就和繪畫音樂一樣，它面向的群體是哲學專業的和非專業的，而且在內容上沒有任何改變，但向非哲學專業的人講哲學不意味著將哲學簡單化；就如演奏貝多芬的音樂家不會將他的音樂簡化之后呈現給非音樂專業的人一樣。哲學就是這樣，完全一模一樣，于我而言，哲學始終有兩種聽眾，專業和非專業的，如果兩者不能同時存在，那么哲學就什么都不是。

克萊爾·帕奈：那你解釋一下你為什么會討厭那些非哲學專業人士開的學術研討會呢？

德勒茲：我討厭那種學術研討會是因為它們很矯揉造作（artificiel），無論是在開始前還是結束后都充滿著矯揉造作的感覺，我喜歡課堂是因為喜歡講課這種講述方式，像那種研討會議，開始講，結束也講，根本沒有授課的純粹性，研討會就像一個馬戲團（cirque），盡管課堂也像一個馬戲團，但是我更喜歡課堂，它能讓我笑，能讓我更加深入問題，但矯揉造作的研討會，讓我討厭它的氛圍，因為它太緊張，太扯淡，太讓人焦慮，這讓我感到無趣。

巴黎第八大學

克萊爾·帕奈：讓我們繼續回到巴黎八大和那些各式各樣的聽眾那個話題，正如你所說的，那些瘋狂的人，癮君子，他們搶著發言，在課堂上進行各種干預授課的行為，但這些似乎沒有妨礙你。你沒有把授課中的干預行為當做反對意見，并且總能掌握課堂的權威（magistral）。

德勒茲：或許應該換一個詞，因為所謂的教授主講課程（cours magistral）都是在大學語境下被發明出來的詞，對于課程，有兩個形式，一種是以提問的方式來激發聽眾的即時反應和對授課者的打斷；另一種就是所謂的教授授課式的，只有老師在講，沒有提問或打斷的互動，我不能說我更傾向哪一種，我沒有選擇，因為我從來沒有嘗試過第二種。我們應該找一個新的詞來形容第二種模式，就像我們在聽音樂的時候從不打斷，僅僅在音樂演奏的實在糟糕的時候才會進行打斷，但人們可以接受講課時的打斷行為。那么什么是音樂形式的授課呢？我認為有兩個關鍵，我并不是說這種形式的授課是最好的，這只是我的一點看法，由于我對我的學生很熟悉，我就告訴自己，有些人不能立刻掌握我所講的內容，但是一段時間之后他們就會領悟。聽音樂也是這樣，可能當時你不了解樂章的進行，但是在三分鐘，或者十分鐘之后，你就理解了，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發生一些事讓你明白。在課堂上也一樣，或許當時學生什么都沒聽懂，十分鐘之后，他就懂了，這就是追溯（rétroactif）的效果。如果他們在沒懂之前就打斷或者提問，那是愚蠢的行為，想要弄懂不一定要提問或打斷，只要等一下就行了。

克萊爾·帕奈：你覺得課堂上的打斷是一個很愚蠢的行為，是因為學生沒有等待嗎？

德勒茲：對，第一點就是說如果某個人剛聽到之后不懂，但他始終有機會在之后獨自理解他不懂的內容，我認為最好的學生不是當場提問，而是在下一周再提問。我在最后的教學階段就用了這么一個模式，我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學生每周把上周的問題寫在紙上，我非常喜歡這種模式，因為他們等待了，我回到上周所講的內容進行答疑，解答之前講的點，這種模式建立了我們的聯系。第二點重要的是，我授課的時間一般是兩個半小時一堂課，沒有人能全程保持專注，對于我而言，一堂課不意味著學生能掌握所有的內容，課程的內容是動態的，就像音樂一樣。每個人，或是每個學習小組，在聽課的時候都會汲取適合他的那一部分，一堂失敗的課程就意味著沒人能從老師講授的內容中汲取到有效的部分，但我們也不能說任何內容都適合所有人。所以，學生需要等待，顯然的，一半多的學生在我課上睡覺，但是，總會有一個神秘的原因讓這些睡著的人在聽到適合自己的內容時醒來，沒有法律規定哪些內容是學生必須關心的或是有趣的，讓他們醒來的只有適合自己的內容。一門課程也是有感情的，感情與智力在課程中同等重要，若是沒有感情，那課程就失去了意義。所以聽課并不是要全程專注或全部聽進去，而是要在適合你個人汲取的內容時保持清醒，這就說明了為什么多樣化的聽眾很重要，因為我可以感覺到興趣中心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這就創造了一種奇妙的結構以及肌理（texture）。

克萊爾·帕奈：你解釋了聽眾的情況，你的課堂就像一個音樂會。

德勒茲：是的。

克萊爾·帕奈：你發明了“流行哲學”（pop philosophie）以及“流行哲學家”（pop philosophe）這些詞。

德勒茲：是的，我和你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克萊爾·帕奈：你的外在形象，就像福柯一樣，非常特別，譬如說你的帽子，你的指甲，還有你的聲音等等，你覺得這些外在表象被你的學生神話了（mythification），就像神話了福柯，或是讓·瓦勒（Jean Wahl）的聲音一樣。你意識到你的外在形象和聲音很特別嗎？

德勒茲：是很特別，我的聲音在課堂上……如果一個哲學家……就如我們之前談過的一樣，哲學是運動地對待概念，將一個概念在課堂上元音化（vocalisation）是很正常的，就像用寫作來風格化概念一樣，哲學家不是那種沒有研究且缺乏風格的寫手，哲學家就和藝術家一樣充滿了自己的風格。我的課程包含了我聲音的風格，也包括我那憋足的吟誦式（der Sprechgesang）德語。然后他們神秘化我的其它方面，比如指甲，這種事情相信在所有老師身上都有發生，但我覺得這種情況一般發生于小學。最重要的是，聲音與概念的關系。

克萊爾·帕奈：講一個讓你開心的，你的帽子就像是艾迪特·皮雅芙（édith Piaf）的黑色裙子成為了標志物。

德勒茲：如果大家這樣覺得的話，那真是我的榮幸，太好了！

克萊爾·帕奈：你覺得帽子也是你教師形象的一部分嗎？

德勒茲：帽子是我教師形象的一部分？不，只能算一個形象的補充，我作為教師形象是之前談到的，重復的備課，以及瞬間靈感的爆發。

對當下法國大學系統的反思

克萊爾·帕奈：你從來不想組建一個學院或是收門生（disciple），拒絕收門生是不是符合了你內心深處的某些東西？

德勒茲：我沒有拒絕收門生，一般而言，拒絕是雙方面的，沒人愿意當我的門生，我自己也不想收。至于不愿組建學院，那原因更簡單，做這個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行政管理工作上，看那些自己搞學院的哲學家們，那些維特根斯坦派的基本是烏合之眾，海德格爾派的……搞學院涉及著一系列可怕的規矩，同時也具有排他性，以及關于日程的組織，涉及到太多的行政工作，我見過讓·柏福海（Jean Beaufret）所領導的法國海德格爾派與德伏蘭（Devlin）所領導的比利時海德格爾派的斗爭，那是動刀的械斗！簡直可怕！總之我是很厭煩這些的，從野心的層面上而言，做一個學校的領導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雅克·拉康就是一個學派的領導，這簡直太可怕了，這會招來很多麻煩，只有做馬基雅維利式的領導才能搞定這些。我很討厭這些，建立學派就是意味著和運動對立，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超現實主義學派，充斥著繁文縟節，官僚主義以及極度排外，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是學院派的，達達主義就是運動。理想的是投身到運動之中，我并不是說這樣做就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作為學院的領導，那很難投身到運動當中去。我理想的弟子是不被那些嚴格的既定之觀念所束縛，對于我有兩件事比較重要，老師與學生的關系建立就意味著老師要教會學生能快樂地與孤獨相處，他們總是不斷地重復想要和老師進行更多的溝通，這就是學生為什么想要加入學派。他們在獨處時候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如何獨處和適應孤獨，這就是我教師的職責。第二件重要的事和第一件有點相似，就是我不想講授那些學院派的東西，我想要傳輸一些發生在課堂上的觀點與概念，我也不是說講一些日常普通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會變成普遍的觀念，可以用各種方式接受。這種方式也面對那些會以自己的方式扭曲概念，使得概念符合他們所需要的解釋的孤獨的學生。這些所有都是運動的觀念，而非學院派的觀念。

克萊爾·帕奈：你認為在今日的大學中，那種偉大教授的時代是不是已經過去了，因為目前現狀并不樂觀。

德勒茲：我不是太清楚，因為我現在已經退休了，我是在一個很糟糕的時候退休的，我很難想象之后的老師應該如何授課，因為大部分老師已經成為了行政人員。大學已和目前的政治緊密相連，使得它不再是一個做研究的地方，因為它強制地加入了一些與大學學科無關的科目，我的夢想是，大學僅僅成為一個專門做研究的地方，并在大學的周圍多新建一些職業技術培訓的學校，讓人學習例如計算機、會計等專門的學科等等。在大學中，即使是會計學或計算機學，學校也僅在研究的層面進行干預，技術學校和大學之間可以產生一些協議，技術學校的學生可以到大學中學習研究層面的內容，但是當技術方面的課程進入到大學之后，大學就迷失了，不再是一個研究的場所，老師們正在不斷的被行政任務所蠶食，因為無窮無盡的不知所指的會議，所以為什么我說現在的老師不能很好地完成備課工作，他們每年都做同樣的事情，或許根本沒有時間進行備課了，但也許我錯了，可能他們會備課備得越來越好。但是，我看到的趨勢依然是大學在逐漸失去其研究的功效，以及逐漸在大學中增多的非研究型科目，或許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大學適應勞動市場吧，但這不應該是大學去適應勞動市場，而是應該讓技術學校去適應勞動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