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全球新冠疫情持續已快2年，科學技術在疫情應對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彰顯，但為抗疫所采用的諸種技術治理措施也引發不少爭議和擔憂。這引起了專門研究科技問題的技術哲學家的興趣：從技術哲學的視角看，新冠疫情究竟意味著什么？來自中國、美國和德國的3位技術哲學家對全球疫情技術治理展開合作研究，階段性成果論文《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較》發表在《科學·經濟·社會》雜志2021年第1期上。[電子版參見：https://www.nomos-elibrary.de/10.5771/9783748910961-301/editorial-der-kontroverse?page=0]他們的觀點受到國際技術哲學界的強烈關注，9位來自世界各國的技術哲學家發表了針對性的意見。整組筆談以英文和德文發表于德國的《技術哲學年鑒2021》（Alexander Friedrich等主編，德國Nomos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所有作者均為國際技術哲學界聲譽卓著的資深學者，內容涉及科學技術與疫情應對關系的各個方面，對于新冠疫情反思頗具啟發。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獲授權刊發這組筆談。整組10篇文章現分為上、中、下三篇，本文為下篇，包括三篇回應文章《全球公共物品》《新冠危機的技術危機性探討》《新冠與身體環境：生態技術的探究》。

全球公共物品

作者：勒內·馮·尚伯格；譯/王誾

作者簡介：勒內·馮·尚伯格（René von Schomberg），歐盟開放科學項目負責人，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歐盟研究員，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哲學和STS研究。

面對新冠疫情的爆發，中國沒有太多考慮經濟問題，選擇采取嚴格防控措施。這與西方世界流行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即我們（西方）都接受某種程度的“靈活”封閉，主要目的是為了挽救老年人的生命。然而中國人卻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擴大了醫院的容量，并帶回了居住在國外的中國公民，這幾乎都不在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考慮之列。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些西方國家則從相反的極端來考慮：我們必須創造群體免疫力，僅僅隔離最脆弱的群體。英國、瑞典和荷蘭在疫情爆發之初就押注于這一選擇，希望借此避免巨大的經濟損失。然而，大多數西方國家在基于國家衛生系統能力制定預防措施的操作方式上有些猶豫——而沒有考慮投資或擴大這些衛生系統。他們主要遵循一種經濟理性，為地方政府或社區可以考慮的措施設置界限。這種做法使所采取措施的重要性相對化了，同時也使這些措施招致持續不斷的爭議。然而，西方社會需要忍受不同程度的預防措施的時間越長，它們就越不得不面對在目標和措施的選擇上展開民主協商的挑戰。這些國家層面的協商是必要的，而與此同時，我們不應忽視全球層面，其中包括國際司法的這一重要層面的協商。

盡管大多數人將疫苗的開發視為一項科學技術挑戰，但我們認識到，獲取疫苗以及派發疫苗都會帶來重大的社會挑戰。下面我將討論這兩個方面。

1. 免費或負擔得起的疫苗

獲得疫苗需要重新思考創新過程的公私層面。在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現有分工下，疫苗的研發過程將不會啟動。為數不多的全球性制藥公司不會主動投資研發。沒有任何經濟理由可以激勵他們這樣做。不幸的是，大多數全球公共衛生的最大威脅都是這樣的：瘧疾，這種影響地球上最大人群的疾病主要是通過慈善支持（比爾·蓋茨基金會）獲得資助的，而使用新一代抗生素防治傳染病幾乎被完全忽視，大型制藥公司已經將這一領域留給了初創企業。[1]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只有16個關于SARS和MERS的研究項目擁有商業伙伴，所有這些項目都是小公司獨有的，并且依賴于公共手段。前景光明的新冠病毒疫苗目前都來自于公立初創企業或公共機構（阿斯利康與牛津大學合作，輝瑞與BioNtech合作，以及強生與Janssen合作）。

新冠病毒情況特殊，使得公共機構大量投資于疫苗研究，以及資助跨國公司進行生產。公共權威機構要求以通常的封閉和基于競爭的運營方式來開展研究和創新，并激勵其轉向開放科學模式：開放、全球科學合作、早期數據共享和出版前知識共享，開放獲取科學資源以及公司、公共管理部門和研究人員之間前所未有的合作。

盡管一些公司聲明要按照生產成本來進行銷售，科學發現和數據的知識產權仍要歸屬于該行業。公共管理部門堅持以公共手段生產的疫苗不能成為基于利潤的商品主體，例如，公民必須支付兩份的費用：一份首先用于疫苗的研發，隨后另一份用于獲得疫苗，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才能保證疫苗的合理免費獲取。然而，在各國政府的支持下，疫苗很有可能通過對免費獲取的資助而轉化為國家公共物品。然而，前景光明的BioNtech疫苗的案例表明，對于歐洲來說，這是一個僥幸逃脫的機會，因為由歐洲基金對BioNtech進行普惠資助以及隨后由輝瑞在美國進行疫苗的獨家銷售正緊鑼密鼓地落實。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最后一刻達成了一項協議，要求輝瑞對其在歐洲市場的產品承擔（公共物品）責任，從而阻止了這種厄運的發生。

2. 疫苗的全球派發；疫苗作為第一個全球性的公共物品

疫苗的部署帶來了進一步的社會挑戰。只有當大部分人口接種有效疫苗時，疫苗才能在公共衛生方面發揮作用。大多數西方國家認為，公民的個人私利將促使足夠比例的人口獲得疫苗，以服務于一般公共利益，因此不需要法律要求。然而，在全球流動的情況下，只有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充分的疫苗接種才能證明長期有效。世衛組織正確地堅持在全球范圍內讓人以負擔得起的價格獲得疫苗。如果遵循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我們將用一個新冠疫苗構成第一個全球性的公共物品。然而，就在2021年3月29日，10個國家占有了全球可用疫苗數量的76%。[2]

這需要強化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目前正受到嚴重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威脅。新冠疫苗不是一個例外，它為生產或保存同等重要的其他全球性公共物品，例如獲得清潔水資源和實現主要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其他資源提供了榜樣。[3]這既需要從競爭過于激烈的封閉科學向更具協作性和開放性的科學的持久轉變，也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公共和私人領域之間的勞動分工，以解決創新的市場失靈問題。[4]

注釋：

[1] 參見Matthew Hutchings, Andrew W Truman and Barrie Wilkinson: “Antibio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urrent Opinion in Microbiology 51 (2019), pp. 72–80. https://doi.org/10.1016/j. mib.2019.10.008.

[2] 參見2021年3月29日世衛組織總干事與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部部長蓋德·穆勒博士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的開幕詞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 at-the-press-conference-with-dr-gerd-müller-federal-minister-of-economic-cooperati‐ on-and-development-(bmz)-germany---29-march-2021

[3] Rene Von Schomberg and Vural ?zdemir: “Full Throttle: COVID-19 Open Science to Build Planetary Public Goods,” OMICS: 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 24/9 (2020), pp. 509–511. https://doi.org/10.1089/omi.2020.0118.

[4] Rene Von Schomberg: “Why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 R. Von Schomberg and J. Hankins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 Global Resource, Cheltenham 2019, pp. 12–34.

新冠危機的技術危機性探討

作者：勒內·烏姆勞夫；譯：章亞菲

作者簡介：勒內·烏姆勞夫（René Umlauf）是德國萊比錫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博士后，主要從事STS、知識社會學研究。

在2020年11月20日的電視講話中，為了爭取民眾對開展新一輪Covid-19疫情防護措施的理解，德國總理默克爾稱疫情的爆發和擴散“就像一場自然災難”。這個把新冠病毒比作地震或是火山爆發的比喻，一方面來說，是試圖自發卻勉強地將事態自然化或者說去政治化，目的在于提升第二次全國范圍封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默克爾的談話中也讓人們明白，她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在病毒感染者數量指數型上升后，一直實行的人工和電子的社交接觸追蹤方式已經完全不足以中斷病毒的傳播鏈條。這種有部分潛在危機性的動態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哪些技術能最好地保證既維持社會秩序的正常化，同時又適應疫情中的緊急狀態（Ausnahmezustand）？大家討論的真的是最好的技術嗎？亦或是此次危機根本就是催生了另一種對技術的理解？無論如何，當前的措施表明，經典的技術參數（有效/無效）和道德記錄（好/正確的技術 vs. 壞/不正確的技術）不能充分反映社會復雜性。盡管如此，為了能觀察到當下某些社會問題，本文將會提出硬性（固態）和軟性（流動性）技術的劃分。這種新的區別劃分旨在表明，主要使用硬技術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暫停以及部分阻止某些危機動態的爆發或出現。這種對另一種技術理解的聚焦著手解決劉永謀、米切姆和諾德曼提出的問題，即為什么自大流行開始以來，世界各地都可以觀察到部分權威和授權的專家團隊的加強。在下文中，將使用新冠預警應用程序（Corona-Warn-App）為例，在科學和技術研究的簡要概念背景的基礎上，去探究硬技術邏輯的基礎。[1]

在一篇批判性社會學技術研究的開山文本中，有對技術發展進行足夠復雜和差異化理解的深入嘗試。布賴恩·韋恩在他的文章《不受控的技術》中觀察到，信賴地去使用技術的前提是，必須要將它置于情境背景中考慮，他將這種過程稱作適應情境的常態化（kontextualisierende Normalisierung）。[2] 如果人們嚴肅看待這個論點，會看到在這種常態化實踐對原有的正式規則的——有時是必不可少的——偏離。這種偏離，如韋恩所說，一方面為日常生產的順利運轉建立了基礎，另一方面，如果出現事故，它也可以為可能的錯誤來源和事故原因做出解釋。但是，在技術日常化的過程中，這種偏離開始擁有了自己的責任，并且成長為平行于原有標準規則的一種，“即使是高素質的人員對此也不再質疑。……此過程的結果是專家的平民化（Laifizierung）”。[3] 如果現在將這些觀察用于適應情境的常態化，并將它們應用于所使用的新冠技術，有兩個方面在當下會很突出：首先，很明顯我們面對的是另一種或者說新的時間性。基于打破傳染鏈的遏制疫情的目標很顯然正處在巨大的時間壓力下，因此從一開始某些形式的情景化和適應就受到了阻礙。其次，人工[4]與數字化接觸追蹤的特點是，它們還（必須）使用非常狹義的用戶概念。1970年代醫學話語中已經有了對合規性（compliance）或制度忠誠度的描述，它描寫了所使用技術（例如藥物）的整體趨勢，即它只有在與足夠積極或能承擔責任的（responsibilisiert）主體相關聯時才有效（或者有良好的效果）。

新冠預警應用程序將用戶或信息接收者當做非常冷漠的消費者，他們一點也不需要有軟件或硬件相關的知識，而該手機App的核心功能在于，可以發布自己的新冠診斷報告，也可以將“低風險”和“高風險”用日常行為表現出來。這種情況下專家們認為主要涉及到的是那些有最大安全性和效率的技術，他們承諾能完全擺脫個人的日常行為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和不可靠性的影響。用韋恩的話說，這些技術的特點是，它們不同于適應情境的常態化的各種方式，并且預防自己不受其影響。進行設計的專家與被動接受的外行之間的分界線在技術中且被技術強烈拉扯著。這種分界線的強力拉扯效應此時也體現在一個比較強的逆反應里，那就是在App的使用中沒有一個灰色區域或中間地帶，個人態度只能通過兩極化的模式進行表達，即認可（使用）或拒絕（不使用）。

在另一篇在專業領域有一定知名度的技術社會學文章中，作者瑪麗安·德萊特（Marianne de Laet）和安妮瑪麗·莫爾（Annemarie Mol）像布賴恩·韋恩一樣，致力于研究科技在日常運用中的條件。然而與韋恩不同的是，兩位作者以所謂的技術轉移為背景討論了“津巴布韋布什泵”（Zimbabwe Bush Pump），它講述了一種情形，即一項技術被安裝在與其制造環境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為了能夠描述泵與其使用情境的異質性關系范圍，兩位作者建議從流動性技術方面進行討論。泵的設計和性質的特點是，以其內嵌的技術和社會標準舉例來說，它們既不要求也不認為有必要去嚴格區分專家和外行。該泵可以通過設計的開放性彌合和填補某些方面的空白，例如國家供水基礎設施或維護和維修專業知識上的不足。2020年4月，大約在第一次封鎖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持續的大流行出現了一個關鍵時刻，即便不能打破專家與外行之間的嚴格區分，也有可能稍微軟化這個界限。當德國官方病毒學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縮寫RKI）還沒有提出需要日常戴口罩的時候，這項日后流行的技術的制造和使用已經被作為社區資助項目開展了。官方忙于證明很難通過科學研究來證實日常口罩的實際效用[5]，而可能是基于日常經驗的緣故，戴日常口罩能夠減少傳播和感染的風險的觀點已經在民眾中廣為傳播。資源供應危機引發了很多醫學外行積極參與抗擊流行病，這使口罩更應被歸于流動性技術的領域。軟性技術或流動性技術面對其環境和用戶有著更大的開放性，可以在接下去的發展中更有力地調解斡旋在“理性”與“非理性”人群（見劉永謀、米切姆和諾德曼）以及專家與外行之間。這種對比能清楚地表明，新冠App和未來疫苗的投入使用大概會是在形形色色的技術／環境交互的另一端進行的。因為疫苗接種被認為具有最大的潛力和有效性，它是一種硬技術，可以最有效地與使用者和接收者的“不守規矩”（unrulyness）脫鉤。

可以帶著一絲諷刺意味地說，新冠危機中的危機性體現在，盡管撥打新冠預警App熱線電話的人非常多，但它——和普通類似信息設備的運行情況比——還是有著很不錯的接通率的。而熱線電話的使用也表明，大量App用戶正試圖去了解數字化黑匣子（Black Box）。這種打開黑匣子（unblack-boxing）的行為體現了人們對一般功能以及可能的改進方法的興趣，類似于通過使用人力的接觸追蹤工具去打開社交網絡的黑匣子。數字化接觸追蹤與人工接觸追蹤的共同點是，它們只在非常初級的參與范圍內運作，且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嚴格遵守規定路徑的基礎上。

事實上，我們以上提到的這個觀察過程中可能有一個疑問，硬技術與獨裁／技術治理的專家文化相互支持的框架是否更像是在危機時期職能機構的主要論調？或者說這應該被視為公共機構的弱點或是普遍的危機性？在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情況下，這里提供的概述旨在闡明技術在全球新冠危機期間的作用，這一作用超越了傳統的道德和技術指標。很明顯，如果人們對硬技術和軟技術結合的態度更加開放，就可以更可長遠持續地應對危機。但如果這沒能實現，隨著大流行的發展，在更嚴格的法規下和人們更強烈的反對的碰撞中會出現新的（或已經實際存在的）機構危機。

注釋：

[1] 本文篇幅簡短，就只能把關注點放在經驗上。 除了Corona-Warn-App外，本文論點也可適用于人工接觸追蹤、新冠診斷和部分的疫苗開發。

[2] Brian Wynne: Unruly Technology: Practical Rules, Impractical Discourses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8 (1988), Heft 1, S. 147–167.

[3] J?rg Potthast: Technik als Experiment, Technikforschung als Kritik? Eine Zwischenbilanz, in: Technical University Technology Studies: Working Papers 3 (2013), S. 8.

[4] 在德國被稱為“疫情控制偵察員”（Containment Scouts）的接觸追蹤人員的參與同樣相當緩慢，他們主要受雇于人手不足的衛生部門。在國際上，這項活動被稱為“接觸追蹤”（contact tracing），近年來已被用于抗擊埃博拉，并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成功。在德國大流行初期就為此招募了醫學和健康科學專業的學生。然而直到10月初，當接觸追蹤按照預估的資源數量變得越來越困難時才使用了聯邦國防軍人。對比有1100萬人口的武漢市招募了約9000名接觸追蹤人員，直到9月德國各地才部署了約500名疫情控制偵察員。

[5] 雖然RKI公開建議不用使用日常口罩的理由是，這可能會使某些疫情相關職業群體手中的口罩被搶買走，但保持外行和專家之間的相對比例在這里也是有決定性作用的。建議同時強調了戴口罩會帶來危險，以及無論何時都根本不能指望醫療上的外行。事后RKI將這一態度解釋為技術治理的傲慢，不僅僅是針對醫療外行，更重要的是針對其他地區（例如亞洲許多地方）已經建立的一些（成功的）方式。

新冠與身體環境：生態技術的探究

作者：阿斯特麗德·施瓦茨；譯：朱穎妤

作者簡介：阿斯特麗德·施瓦茨（Astrid Schwarz），德國勃蘭登堡理工大學科特布斯科技研究所的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哲學和環境人類學研究。

在媒體報道中，SARS-CoV-2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樣子是圓型的、通常是紅色的、被一個總體來說是突出的輻射狀花冠包裹著。在體系上它屬于RNA病毒，是冠狀病毒家族的一份子。在2002/2003的時候，就是SARS-CoV-1引發了SARS疫情。病毒學研究在SARS-CoV溯源中證實了，這種病毒能跨物種地存在于動物身上，并且可以將不同冠狀病毒的基因組進行重組。病毒首先從鼻子和咽喉進入，侵入身體細胞，改寫它們的組建程序，打開細胞膜并把整個宿主身體占據為自己的環境，將其變成自我復制的的場所。在宿主身體之外，該病毒相當脆弱，一旦作為氣溶膠釋出，它在各種物體表面上經過室溫數小時后便不再存活，在酒精或醛類溶劑、加熱或紫外輻射的作用下它的存活時間又會大大縮短。

新冠病毒也需要一個相當復雜的生存環境（Umwelt），就是那些可以給病毒提供有利的生存條件的哺乳動物的身體。田鼠、水貂、貓鼬、狗獾、家貓，特別是世上最常見的哺乳動物——人類——都是這樣的身體環境，病毒可以在其中找到適合它的條件。為了不斷繁殖，它還必須前往其他的身體，因此病毒就可以反映出它的宿主的行動和接觸軌跡，以及與其它哺乳動物之間的關系結構。看不見的病毒會通過宿主的行為模式以及關系結構（Beziehungsgefüge）而變得清晰可見。

因此，這種病毒可以被看作不同物種之間和物種內部關系追蹤的放大器或中繼器。它使關系的遠近形勢暴露出來，揭示了人與家畜、野生動物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共生模式，同樣也揭示了當下的社會秩序。哪些職業人群出于什么原因會被認為是系統相關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新冠時期與以往的不同，執政者與被管理的居民的角色理解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關于文明社會的措辭也變了，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的規定帶來了全新的日常體驗和生活模式。我們熟悉的問候和告別的肢體表達，主要是無意的、親切的、好奇摸索的或者回絕的肢體接觸，已經讓位給各式各樣被集體接受了的回避策略。它們使身體與身體保持距離，行動蹤跡變得不同了。

同樣發生變化的還有內外空間的文化編碼（Codierung），由于不可見而又感覺上無處不在的氣溶膠，室內空間成了有潛在危險的地方，在劇場內富有表現力的言語與歌唱成為了危險有毒的空氣來源。社會的文化活動要在城市的露天空間、空曠地區或者線上進行。在那不勒斯，年幼孩子們在路上上課；在巴塞爾，一個學生合唱團邀請大家參加線上單聲組裝的音樂會；在薩爾茨堡，一部《新冠歌劇<第47天>》于2020年5月1日通過網絡直播進行了線上首演。

因而，社會技術結構（Sozio-technischen Gefüge）的重構（Rekonfigurierung）中也有新冠病毒的蹤影。在這件事上，并不是所有“新冠結構”的關系、事件、轉變和可能性對整個社會或對個人都是消極、有害的。疫情的應對毫無疑問帶來了新的教育、藝術和交流的形式，或是將原有的形式加以改進增強。例如，在科研工作和商業活動中，會議差旅被視頻會議取代，在家辦公呈繁榮發展之勢，帶來的結果則是通勤壓力的降低以及有害尾氣排放的減少。

不過在當下技術圈（Technosph?re），在矛盾心理中的容忍態度之外，不利的情況還是占了上風。新的衛生規則和日常技術、訪問與邊境管制一次又一次折磨我們，決定我們共同生活、到場和接觸可能性的方式。最顯眼的當屬無處不在的口罩，還有在封閉空間入口處設立的消毒臺以及地板上貼的間隔規定膠帶，手機上的接觸追蹤應用記錄、追蹤個人的行動和接觸情況。對流動的歐盟居民來說，更難以理解的是邊境通道的電子版證件，或是餐館、旅店及機場的問卷。所有這些技術手段不僅僅嵌入著流行病學邏輯，最首要的還有一層政治邏輯：“社交距離”在例如奧地利、德國和瑞士都有著不同的距離標準；哪個地緣政治區域對誰來說是風險地區，以及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這種問題，也是外交談判的對象；在歐洲新冠應用程序的網絡中，瑞士都不屬于歐洲。國際與國內的監管框架也發生了改變，這一框架在技術與社會方面規定了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交流，并且延伸到國家對于勞動關系、調動和接觸方式的規定。身體、人、動物和其他物品之間的接觸會在社會政治可以觸及到的范圍內被管控，這些邊界區域并不一定與病毒覆蓋的范圍一致。病毒沖破了自然／文化的分界，并要求我們既不能將大流行看作一個自然事件——劉永謀、米切姆和諾德曼在他們的文章里中對此做出了駁斥——又不能將其當作一個單純的社會技術現象來看待和處理。相反，疫情中的病毒必須也被看作是一個行動者，它永久地打破了自然與文化之間松散的界限。因此，重要的是要關注病毒引發的關系類型，以及它如何通過這些關系將身體作為生存環境并在其中扎根下來，同時改變著身體與身體之間的共振（Resonanz）。

所以，新冠時期是這樣一個時期：新的社會和技術環境在生成，而病毒作為行動者參與其中。此外，所謂的日常技術圈也從根本上被重置。提出技術圈這一概念被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技術的無處不在，就像19世紀引入生物圈（Biosph?re）這一概念是為了體現生命是一種無所不在的自然力量。全球材料循環的概念與生物圈有關；而在定義技術圈時，我們把技術當作一臺擁有準自治動力的全球化機器（“設備”），人口僅僅是它驅動裝置的一部分。像在技術-人-機器的關系（Technik-Mensch-Maschine-Relationen）中常有的前提那樣，人類在技術關系中不再擁有支配力量，轉而受到技術結構的驅策。引入技術圈的概念是在呼吁告別看似普羅米修斯式的控制概念，將注意力更多放在沒有被設想過但會發生的結果上，放在技術物（die technische Dinge）的自主獨立性（Verselbst?ndigung）上。在我們討論新冠時期的日常技術圈時，不僅要談論共同生活的條件的變化帶來的不適，同時也要批判性地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以人與人的生存環境作為代價的這種不平衡不對稱的技術關系結構中，還存有怎樣的回旋余地。為了深入探索那些在韌性和響應率都很出色的結構關系、過程和事件，生態技術關系結構的重點會再一次轉移并反映出其不對稱性，從而揭示結構中的一種共振，而這種共振則代表著一種成功的技術、環境和社會關系。

在技術哲學、科學技術研究（STS）中已經發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用來理念上加強上述涵義中的生態技術關系結構，為的是確認對稱關系和參與性關系，并將其多樣性納入考量。其中包括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973）提出的聯盟技術（Allianztechnik），凱瑟琳·海爾斯（Katherine Hayles，2017）的認知集合（kognitive Assemblage），簡·本尼特（Jane Bennett，2010）的物的政治生態學（die politische ?kologie der Dinge），凱倫·巴拉德（Karen Barad，2012）的代理的實在論（der agentielle Realismus），本薩德-文森特、羅威、諾德曼和施瓦茨（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 Sacha Lowe , Alfred Nordmann, Astrid Schwarz，2017）提出的技術科學的對象（die technowissenschaftlichen Objekte），以及安妮瑪麗·莫爾（Annemarie Mol，2003）的《多重身體》。串起這些概念的是對新道路的探索，它們旨在通過把握對象（Objekt）將知識論和本體論的領域連接起來，這樣一來，它們作為有關聯的探究活動，能更好地被放在同一主題下討論。

在對動脈硬化的多重特性進行調查時，安妮瑪麗·莫爾提出，多重性不該從一個對象、病體的不同角度來把握，而是反過來研究，對對象和現象不同的處理方式如何導致一個對象的不同類型模式。她的調查表明，關于疾病的知識、醫學技術和在復雜的相互作用中，如何對待自己的身體都與疾病被宣稱的特性有關。在由新冠病毒引發的Covid-19疾病中，也出現了這種對象——即“病體”——的多重結構。相應地，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戰勝這個疾病，不應只把重點聚焦在病毒在身體環境中展現出的特性，而且還要考慮到以下兩者之間的聯系：一個是對待身體的方式，另一個是從中的生產出的有關身體的知識。病人、家屬、機器、藥品、護工和醫生都涉及其中。因此，為了調查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身體環境和身體自身的構建，為了使它們彼此之間更加緊密聯系，我們不僅要有病毒學家的意見，還需要社會學家和文化學家的意見。

這可能還有助于提升行動者之間的響應率，從而形成一種加強社會韌性的Covid-19應對方式，這個韌性依賴于多樣性和理性，而不是依賴于一場危情游戲。連爭取使社會恢復健康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可能也會失去它的主導地位，甚至會作為論點被質疑。在“社會”這個實驗室中，健康／疾病的關系不應被認為對于使社會恢復健康具有流行病學必要性。不過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在一個不斷變化的情形下，新冠和它的身體環境不僅要被不斷重新解釋和討論，還可以將其視作測試對稱性和參與性關系形式——例如身體本身和身體環境的關系形式——的機會和可能性。

生活在新冠時期意味著處于一個相互聯系的動態社會過程中，其中新的社會環境和技術環境在生成。根據培根條約的邏輯，科學與社會的協調已不再可能。而在一個知識社會中，科學實踐在創新的社會領域蔓延，社會變成了研究場所和開放實驗室，像一個“真實實驗室”（Reallabor），實驗方法和假設的考量與社會接受度相關。實驗實踐的重大變化在于理想的實驗室實驗場景（Laborideal）向理想的田野實驗場景（Feldideal）的轉變。在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科學而制度化的理性原則不論怎樣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被轉達給社會，為了拓寬和證實知識，理性原則作為認知的引擎將錯誤合理化了（Schwarz & Krohn 2014）。反過來，科學又會通過社會面臨新的責任形式，因為在社會轉變的開放空間中進行研究隱藏著附加的風險。

就像目前在媒體中看到的那樣，這樣的轉變絕不是毫無問題的。一方面，新冠的自然科學專家對那些要他們同時具備知識廣泛性和準確度的要求感到惱火；另一方面，通過公共觀看（public viewing）實驗室操作，許多公民對其暴露出來的愚昧無知感到憤怒。而積極的方面是，牽涉入新冠事件的公民更多地了解了有關病毒和它所需身體環境方面的知識在實驗室中是如何產生的，自然科學的知識是如何被談判協商的，尤其是有關它內在臨時性的知識。毋庸置疑，這種不確定性可能也是一種負擔。同樣毫無疑問的還有，新冠疫情極其地包羅萬象，所有的參與者同時既是實驗者也是實驗對象。舉個例子來說，他們是測試口罩有效性的實驗對象，同時他們也是實驗者，在現有規則下評估何時何地哪種口罩在社會和文化上會有怎樣的影響。如果實驗的力量是可信的，也就是說如果對象或過程的測試，以及知識的產生在遵守特定規則的情況下可信，我們就能夠從新冠時期學到很多，并且將會直接體驗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擁有自我負責的實驗能力的社會。將“生存環境”作為研究主題，在一個社會和知識的開放關系中有了新的知識指導的作用，這一作用要從生態技術關系結構的角度來考慮。

作者簡介：

勒內·馮·尚伯格（René von Schomberg），具有國際影響的技術哲學家和STS學者。他畢業于瓦格寧根大學。他擁有荷蘭特文特大學（科學技術學）和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哲學）雙重博士學位。他曾是2007年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歐盟研究員。在擔任達姆施塔特理工大學客座教授的同時，自1998以來他一直與歐盟委員會開展合作。他是15本書的作者與合著者，《負責任創新國際手冊》的第一位編輯和撰稿人。2019年發布的《全球資源》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權威、最全面的負責任創新報告，并在協商民主、技術評估、政策科學建議、新興技術的倫理和社會經濟方面、預防原則、開放科學和負責任的創新等問題上都展開了廣泛的研究。目前，他正在運行一個博客：http://renevonschomberg.wordpress.com ，許多出版物可以在這里免費下載。

勒內·烏姆勞夫（René Umlauf），德國萊比錫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博士后。2015年，他因完成了瘧疾診斷及其社會技術和組織糾纏的研究而獲得博士學位。在馬丁·路德大學（2015-2019）的博士后工作期間，他將自己在健康、實驗室和人道主義基礎設施方面的研究，與更廣泛的知行新舊模式之間政治、文化與歷史際遇聯系起來。他的研究興趣包括科學技術學、知識與組織社會學以及醫學人類學。目前，勒內正在研究合作研究中心的“全球條件下空間化進程”項目中人道主義無人機基礎設施的引入。

阿斯特麗德·施瓦茲（Astrid Schwarz），勃蘭登堡理工大學科特布斯科技研究所的教授。她的研究重點是技術哲學和環境人類學的交叉。在哲學領域的研究中，她探究了技術與環境、藝術實驗與科學實驗之間的相互作用。此前，她曾先后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達姆施塔特理工大學、耶拿大學、大連理工大學和MSH巴黎工作。最近出版的書籍包括專著《實踐中的實驗》（2014）與合編《技術環境中的研究對象》（2017）。此外，她還發表了人類世園藝機構的知識和倫理政治方面的文章，并在近期展開了技術-環境組合的關系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