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全球新冠疫情持續已快2年，科學技術在疫情應對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彰顯，但為抗疫所采用的諸種技術治理措施也引發不少爭議和擔憂。這引起了專門研究科技問題的技術哲學家的興趣：從技術哲學的視角看，新冠疫情究竟意味著什么？來自中國、美國和德國的3位技術哲學家對全球疫情技術治理展開合作研究，階段性成果論文《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較》發表在《科學·經濟·社會》雜志2021年第1期上。[電子版參見：https://www.nomos-elibrary.de/10.5771/9783748910961-301/editorial-der-kontroverse?page=0] 他們的觀點受到國際技術哲學界的強烈關注，9位來自世界各國的技術哲學家發表了針對性的意見。整組筆談以英文和德文發表于德國的《技術哲學年鑒2021》（Alexander Friedrich等主編，德國Nomos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所有作者均為國際技術哲學界聲譽卓著的資深學者，內容涉及科學技術與疫情應對關系的各個方面，對于新冠疫情反思頗具啟發。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獲授權刊發這組筆談。整組10篇文章現分為上、中、下三篇，本文為上篇，包括來自中、美、德的3位技術哲學家合作的《新冠視角：全球性瘟疫的哲學教訓》與三篇回應《人口與生命系統，或：曲線與直線》《管控與試驗間的緊張地帶：“精細化技術治理”的輪廓？》《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新冠疫情的影響》。

新冠視角：全球性瘟疫的哲學教訓

作者：劉永謀，卡爾·米切姆，阿爾弗瑞德·諾德曼；譯：彭家峰

作者簡介：劉永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科學技術哲學、科技與公共政策研究。Email：legend74@163.com。卡爾·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大學人文學部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講座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哲學、工程哲學研究。阿爾弗瑞德.諾德曼（Alfred Nordmann），德國達姆施達特工業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技術哲學、STS研究。彭家鋒，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2020級博士研究生。

在歐洲和北美，新冠疫情有時被人稱為一場壓力測試（stress-test），而在中國，則被喻為一面“照妖鏡”，賢愚美丑都在其中映照。這場疫情是對公眾、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挑戰，許多問題和特征都在其中被揭示出來。我們居住在社會-技術世界或技術圈（technosphere）中的方式也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

來自不同國家的3位技術哲學家，曾相聚于地處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通過收集顯著的觀察結果，在此提出一個總結性的觀點，表明技術哲學與理解新冠疫情（SARS-CoV-2、COVID-19）及其各種應對之策的相關性。[1]

雖然比較了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但我們的目標不是確定其異同。公開的政治敘事已經廣為人知，與記者、政治理論家和輿論領袖密切相關。在這些敘事中，解釋規則涉及到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中國應對疫情的方式、德國效率，以及美國的混亂和暴力狀態。當敘事轉向需要流行病學應對的一種技術挑戰時，解釋規則發生改變。由此視之，在不同國家看到的其實是同一類型行動的變體——相似的困境和調整，但得到不盡相同的應對。當技術管理（technical management）問題被放在第一位時，我們并不總是清楚替代方案是什么，如何協商這些問題，以及它們在人、自然和社會方面的全部含義。權力與政治、意識形態和治理理論的詞匯不足以打開社會約束（Sachzwang）或技術迫切性（technical exigency）的“黑箱”。關于此次疫情的技術性和技術治理層面，當凝視全球范圍內瘟疫這面照妖鏡時，我們希望像哲學家那樣追求一種自我理解。

1. 公眾討論的主要基調反映出一種技術上的、也許是技術統治論思維定勢（technocratic mindset）。據此，“新冠危機”是以技術和管理的術語來定義的。它要求對病毒和“指數級傳播的邏輯”（logic of exponential spreading）做出有效的反應——如何使曲線變平，如何追蹤和打破傳染鏈，如何保持經濟運行，如何調整醫療健康系統的能力。

2. 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通常強調文化傳統和公共價值觀的差異，因為這是他們常用的分析框架。作為技術哲學家，我們從技術行動的角度來看待當前的形勢——看到社會努力應對疫情管控的重大實際問題，同時屈服、掙扎——甚至對抗——一種脫離和反對政治領域和公共價值觀討論的技術統治論思維定勢。

3. 無論是微妙顛覆，還是暴力對抗，對需要做什么以及對替代辦法的任何討論，都代表著語域的轉移，這超出保護大眾免受病毒不受控制的傳播之威脅的技術簡單性（the technical brief）的范圍。

4. 我們確定了三種技術范式或方式。“大方案優化”（grand-scheme optimizing）范式通過國家官僚機構以及19世紀的人口科學（Bev?lkerungswissenschaft）喚起數字治理的程序。它將政治體的所有成員視為風險承擔節點，它們的系統交互需要統一管理。而“拼湊滿足”（patchwork satisficing）范式則利用許多不同來源的流行知識，這些知識不提供全面控制方法，但它們冗余地共同工作，以顯著降低感染風險。因此，“拼湊滿足”類似于公民科學（Bürgerwissenschaft）。第三種范式是“實時響應”（real-time responsiveness）范式：到處都是地方性分布的監測和管理，如消防部門那樣開發和部署知識和工具——一旦發生疫情，“火災”將被撲滅，傳染鏈將通過“實時響應”而被切斷。雖然這些技術范式相互競爭，但沒有被公開討論。它們之間的競爭只有在優先事項發生變化、政策調整和各種行為者之間的責任轉移時才能顯現出來。

5. 這三種方式對應處理不確定性的三種實踐態度。許多人更傾向于謹慎的一面，采取嚴格的風險規避策略（“大方案優化”），其他人愿意冒險，因為他們采取了預防措施，并將風險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性范圍內（“拼湊滿足”），而其他人則在一個實時反饋循環中修改他們的風險行為，該循環不斷地評估所采取的措施和當前趨勢（“實時響應”）。應對“新冠危機”技術框架的另一種“方法”是否認不確定性和風險的真實性，人們可能會把這稱為某種形式的“缺陷”——遠離那些看到問題的人，從而在某些情況下遠離社會主流。

6. 這三種方法也有不同之處：“大方案優化”回到國家的行政實踐、熱力學、氣體定律、統計人口科學（Bev?lkerungswissenschaft），特別是19世紀的情況，也回到一種特定的知識/權力統治制度，將克里斯蒂安·德斯頓[2]、安東尼·福奇以及鐘南山這類科學家提升到國家名人和權威專家的地位。從科學技術研究（STS）、建構性技術評估（TA）、共同設計（co-design）、開放科學（open science）和開放創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來看，令人震驚的是，現代知識社會在危機時刻多么迅速地恢復到一種被視為過時的模式。雖然公民和“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貢獻在“拼湊滿足”和“實時響應”中顯現，但這并不根源于關于在21世紀社會中廣泛動員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討論。

7. 常見的“日常口罩”（everyday masks/Alltagsmasken）技術被另眼看待，受制于各種不同技術方法的調整。它們的效用和功效起初被否定，然后在冗余的措施中被恢復。同時，它們象征著效率，代表著團結、默許或共謀，而被用于在“抗擊疫情”的國家工程中。相反，衛生消毒技術以一種幾乎無可置疑的方式實施，其基礎似乎是賦予每個人以權力的公共衛生習慣。各種統計和控制技術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受到質疑，這些技術僅為預先確定的技術目標提供信息和交流。

8. 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技術圈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技術圈在進化和逐漸變化。它可以是我們協調人與技術關系的一種生活形式。此次疫情以微妙的方式使人不安，它可以顛覆既定的生活形式。正式任命、合同蓋章以及做出承諾，以往人們都要握手，現在它正在被笨拙的手肘接觸或禮貌的鞠躬所取代。家庭生活和鄰里互動不再是圍繞著“看見”（see），而是圍繞著避開對方來重新組織。進入公共場合，人們不再期望一個人露出自己的臉。與1980年代的艾滋病（HIV/AIDS）或2003年的非典（SARS）經歷一樣，這些都不是反映新觀點或新信仰的微小調整，而是深刻地重構人類關系。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性不是過去的樣子。在新冠的新常態下，我們將如何面對彼此？

9. 結合笛福（《瘟疫年日記》）、加繆（《鼠疫》）或布萊希特（“Radwechsel”或“換輪胎”）的想法，可以將新冠疫情技治的情況，描述為被流放在家中和對現在缺乏耐心。失去未來和過去等于失去政治——它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種對必然性統治的反抗。在害蟲、瘟疫和技術治理的時代，我們失去了為自己想象另一個世界的權力，或者僅僅是以完全無視當前需求為代價。然而，沒有必要從禁止的角度來看待這種“監禁”，有可能將明顯的禁令視為構成變革空間的限制。比如，保持社交距離是降低感染率的一種手段，同時，它可能是保持冷靜和避免那種由狂熱情緒造成悲劇的一種手段。我們想起了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談》），他在1350年逃離佛羅倫薩的黑死病時發現了講故事的樂趣，并打開了文藝復興的大門。

10. 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本身并不能帶來任何變革的希望，不能使世界走向一個減速、可持續和更公平的世界。它寧愿承擔如下危險：通過承認技術必要性來實現團結的“理性”的人，與通過援引自由和人權來聲稱自己遠離政治領域的有點魯莽、叛逆的民粹主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將會上升。如果可以的話，應該通過一種傾向于現有技術和管理選擇的溫和技術治理模式來緩解這種緊張——這種技術治理牢記：要想維持一種生活方式的干預方式，涉及到對現在和將來美好生活的想象。

在一個由客觀約束或技術必要性（technical necessity）統治的世界里，一個人看社會、政治、文化或意識形態時，所發生的事情比乍一看要多得多。上述十條建議也一樣。盡管意識到了不同的技術模式、替代設計和重組的機會，我們仍將注意力集中在需要做的事情上，這給任性的政治和自決領域施加了技術性的壓力。如果我們是對的，困境在“新冠危機”剛被宣布之時就不可避免地出現。

誠然，這種緊張關系在中、德、美三國和其他社會中的表現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也許，緊張關系在中國被一個溫和的技術治理所容納，這種技術治理在公共美德和民族認同的意義上將技術必要性納入其中。在德國，緊張關系導致維持一種純粹的管理政治模式，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溫和的不安和不羈的抗議已經導致美國街頭的公開斗爭。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這種分析是否有助于揭示潛在的困境，在全球疫情技術圈中強調人際關系的重組，以及將注意力轉向技術危機治理的微觀政治方面。

注釋：

[1] 本文從一個更長的待完成作品中摘錄出來的，歡迎大家提出批評和評論。階段性版本發表于：劉永謀，卡爾·米切姆，阿爾弗瑞德·諾德曼，李保艷譯.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較[J].科學·經濟·社會，2021，39(01)：10-21.

[2] 譯者注：克里斯提安·德斯頓（Christian Drosten）教授，柏林夏里特（Charité）醫院病毒學研究所所長，被稱為“德國鐘南山”。2003年，他是SARS病毒的共同發現者之一，并且首批研發出SARS病毒診斷方法。

人口與生命系統，或：曲線與直線

作者：安德烈亞斯·福克斯；譯：朱穎妤

作者簡介：安德烈亞斯·福克斯（Andreas Folkers），德國吉森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主要從事環境政治、生命政治和STS研究。朱穎妤，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技術與哲學2017級碩士研究生。

劉永謀、米切姆和諾德曼對Covid-19疫情大流行所做的哲學思考——我認為也包含社會學和科學史的角度——十分清晰且有說服力。因此，我不會在個別問題上耽擱時間，而是做一個短小的但在我看來是重要的補充。三位作者準確地談論了人口科學（Bev?lkerungswissenschaft）對當前疫情控制的意義。統計數字、彩色地圖、曲線與模擬系統、指標與基本傳染數，又一次向社會展示什么是“生物在一個生命世界中的含義”（福柯）。事實上，歷史上幾乎沒有這種情況：人口科學的觀點不僅被少數專家和政治決策者急切地吸收，也被受檢測的民眾熱切地去了解。早餐時看一眼發病值和R值已然成為新冠危機時期的晨間禱告。

在當下的疫情控制中，另一種生命政治學的邏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大部分時候，它主要存在于哲學評論中，很少被關注到：它就是生命系統（vitale Systeme）的生命政治學。與人口的生命政治學不同，生命系統的生命政治學主要不是靠人口統計，還要在維持社會技術的功能系統運行的過程中，關注所謂的關鍵性基礎設施的容量限制、脆弱性和瓶頸，例如交通、能源，或者是醫療護理。當下疫情的特點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學與生命系統的生命政治學相互影響以及兩者如何相互影響的問題。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隨處可見的“拉平曲線”圖表中，也許能最明顯地觀察到這一關系。除了一條明顯基于人口科學假設的曲線，還有一條水平的直線顯示曲線必須多平坦才能保證醫療衛生系統不過載。生命系統在這里一定程度上扮演著人口的“凌波舞桿”的角色。災難閾值會通過人口的感染動態與生命系統的容量之間的交點清晰地展現。就這點而言，不僅要保護民眾不受感染，也要保護醫療衛生系統不被過多的病患數量壓垮。按假設來說，人口層面的死亡率與醫療系統的容量限制直接彼此影響。人們的生命實際上依賴于像重癥監護床和呼吸機這樣的技術基礎設施要素。這里的一個在交通規劃方面同樣著名的根本性問題為：如何能保證就算在高峰期也有足夠的容量供使用——例如是否有足夠的火車和高速公路空間？而差別僅僅在于，醫療衛生系統的擁堵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只是一些人上班遲到了。

人口的生命政治學與生命系統的生命政治學之間有多緊密的關聯，還可以從大流行初期檢測能力不足的關鍵性瓶頸處看到。知識基礎設施從做檢測用的棉簽到實驗室設備，對人口的生命政治學的認知基礎尤其關鍵。此外，至少在德國，衛生當局作為關鍵性基礎設施，更確切地說是人口科學和流行病模擬系統的專家們，其作用在第二波疫情中得到突出強調。也就是說，當接觸追蹤能力過載時，模擬系統通常表明疫情會在人口中更快地蔓延。

簡單幾個例子已經可以表明，生命系統在疫情控制中成為了一個核心的——可以用拉圖爾的術語來說——關注問題（matter of concern）。同樣很清楚的是，生命系統與關鍵性的基礎設施，借用普伊格·德拉貝拉卡薩（Puig de la Bellacasa）的表述來說，也一直意味著關懷問題（matters of care）。“容量限制”和“瓶頸”（bottlenecks）這些用詞有時可能看起來太技術性，但就像一直在強調的那樣，醫療衛生系統并不只取決于技術儀器，也取決于護理人員的專門知識（know-how）以及他們如何將那種關懷具體表現出來。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通常依賴于報酬很低的護理工作。這可能也是這場危機帶來的一堂“哲學課”。就像在女性主義技術科學研究（feminist technoscience studies）中所實踐的那樣，必須同時考慮技術與關懷（Sorge），而不是像海德格爾一樣將技術作為確定的——去-操心的（ent-sorgend, se-curitas）——現代性的命運（Geschick），與此在（Dasein）的原本為之操心的（sorgend）世界的開展（Welterschlie?ung）相對立。

管控與試驗間的緊張地帶：“精細化技術治理”的輪廓？

作者：史蒂芬·貝申；譯：章亞菲

作者簡介：史蒂芬·貝申（Stefan Bo?schen），德國亞琛大學人類技術中心教授，主要從事STS、現代社會理論和風險研究。章亞菲，海德堡大學跨文化研究2014級碩士研究生。

在具有啟發性的文章《新冠視角》中，劉永謀、米切姆和諾德曼在論點10中提出了民主理論方面的棘手問題，即嚴格的技術治理管控與一旁涌動的反叛的民粹主義之間的緊張關系只能通過他們所稱的“溫和的技術治理”來調解。

文章中的論述清楚表明，我們的詞匯及其所包括的正面對立的姿態，并不一定能緩和對危機相關問題的觀點看法。事實上，從科學技術研究（STS）的角度看可以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即新冠疫情問題在社會中到底是怎么樣被討論的，以及造成了什么。對這個問題有很多獨立且不同的觀點在互相碰撞，劉永謀等人表達了他們的驚訝，“現代知識社會在危機時刻多么迅速地恢復到一種被視為過時的模式”（論點6），也就是“大方案優化”（Grand Scheme Optimizing）范式。該模型以規避風險為原則，核心是基于人口科學范式，遵循這些前提來實行相應的專家治國（expertokratischen Governance）。這樣看來，按照作者們的觀點，危機應對的核心問題是危機時刻過度的技術治理霸權（technokratische Hegemonie）。

我強調一下，我并不認為這樣的霸權不存在，但它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論述是否真的能幫助人們去理解與新冠危機有關的問題。它體現了對國家治理的批評，但在文章的論點表述中，它并不能公正地對待激發危機的這些社會認知的復雜性。明確地說：有可能新冠危機首先是社會自我理解的危機，因為我們大肆討論此次危機的詞匯看上去有點奇怪的過時感。這些都有體現在用于描述大流行發生進程的分類和對比中，特別是在批判性地評估大流行遏制措施的成功或失敗時。依賴于專業知識去治理國家這一事實成為背景，這種專業知識越來越動態地從根本上建立起來，而危機時期的動態瞬間還呈現出了另一個維度。這個對事實描述盡可能準確的追蹤是一個準備好失敗的試驗，它在這里會成為一個管控問題，也同時展現為一個治理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談論社會認知復雜性意味著什么呢？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對潛在的巨大威脅和不確定性時，同時有待解決的不同協調合作問題的沖突性場景。和病情相關的現實問題有多嚴重？怎樣最大化地減少不確定性事件的發生？恰當的措施是什么？為了解決危機，對基本權利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當的？國家哪些應對危機的途徑是合適的？知識不確定性直接轉變為社會政治不確定性——反之亦然。同樣地，知識、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差異也在成為討論主題。由于室內也存在潛在的巨大危險，這種情況加劇了管控問題。一部分人對它大肆渲染（“被解放的居家辦公中產階級”），另一部分人否定它（“新冠反叛者”），最后一部分人則作為系統相關的人群在身體發膚地經歷它（“深受病毒影響的人”）。

在這方面沒有簡單的出路，但無論如何都會有一個問題，為何不繼續放出實驗的能量，以便我們不僅能了解知識水平、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差異之間的復雜糾紛，還能同時將它們轉化為實用的策略，從而發掘關于構建這些形勢的知識。由于知識的調動極其有限，那篇文章的作者們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因為事實上迄今為止，實驗空間被設計得相當具有防御性，從而導致實驗空間的局限性，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合法化的逐漸喪失。這種合法性問題能越早解決，強韌的實驗結構就能被越早地設計和制度化。只有在自上而下（top-down）的管控和自下而上（bottom-up）的社會實驗文化同時展開的情況下，用于克服此類危機的強韌的實驗空間結構才能成功實現。不僅在公民社會方面，還是在國家方面，這些都要以參與和合作的能力、意愿為前提。這需要相應的民主政策措施設想作為先決條件，以便在大流行面前從制度上確保實驗性問題的解決。那樣的話，討論“精細化技術治理”（verfeinerte Technokratie）就變得多余了。

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新冠疫情的影響

作者：珍妮·曼德；譯：彭家峰

作者簡介：珍妮·曼德（Janne Mende），德國馬克斯·普朗克比較公法和國家法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全球治理、國際機構和跨國規范研究。

三位作者為討論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社會、政治以及技術治理的影響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用的出發點。在下文中，我將討論這場疫情的技術（甚至是技術治理）與政治層面之間的關系。

一方面，新冠疫情似乎加強了這兩個層面之間的沖突。因此，三位作者警醒地提及一種“脫離和反對政治領域和公共價值觀討論的技術統治論思維定勢（technocratic mindset）”（劉永謀/米切姆/諾德曼，論點2）。他們甚至勾勒出一種日益增長的緊張感，即“通過承認技術必要性來行使團結的‘理性的’人，與通過援引自由和人權來聲稱自己遠離政治領域的有點魯莽、叛逆的民粹主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劉永謀/米切姆/諾德曼，論點10）。

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這場疫情突顯了技術/技術治理和政治層面之間劃分的狹隘限制，而且乍看起來似乎還強化了這一的劃分。這反而顯示了經常使用的“技術統治論”一詞的局限性。這個詞通常意味著效率和——更重要的是——非政治化。

應對公共挑戰的技術性/技術治理解決方案和政治性解決方案是兩個不同的層面——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的。然而，新冠疫情生動地提醒人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是技術性解決方案也是為了服務于公共利益。與疫情相關的預防、遏制和控制措施，應該是為了保護個人和全體免受病毒的侵害，有時甚至會違背個人意愿。這是大局觀（greater good）的邏輯：公共利益可能高于個人利益。

正是這種公共利益和（特定）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似乎引發了對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抗議。在這里，我明確地把這種抗議的陰謀論動機放在一邊。相反，我考察了那些由覺得其個人利益受到限制，而自己卻不認同或不理解（或許甚至不相信）存在更大利益的人所產生的沖突。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個人利益看得高于其他人的利益，但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權利，以至于他們一開始就（以為）沒有從公共利益中獲益。辨識出其中的原因超出了本文的范圍。作為替代，我將重點放在技術性/技術治理解決方案、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上。

在某個時間點上，技術性/技術治理解決方案取決于某種合法性。在這一點上，它們不再代表非政治化的、純粹的技術問題；它們還必須證明其“輸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通常是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效率的形式。然而，即使是最技術化的輸出合法性，也與公共利益有關。[1] 效率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下才有效，而解決問題的能力只能在與需要定義的具體問題相關的情況下進行評估。對于這兩者來說，公共利益構成了一個隱含或明確的參照點。這場疫情使這一點非常清楚。如果科學家被提升至“權威”的高度（劉永謀/米切姆/諾德曼，論點6），他們的權威必然是通過他們對公共利益的貢獻來構成其合法性。[2] 因此，政治層面（涉及公共利益的組織和管理）始終是技術和技術治理解決方案所固有的。

然而，談及公共利益會引出一個問題，即是誰把（哪些）利益定義為公共利益。誰被包括在公共利益的討論中，誰又被排除在外？回答這些問題涉及到“投入合法性”（input legitimacy）的民主概念，它是基于公民的參與和代表，以及他們的偏好、利益和個人愿望。[3]

從投入合法性和輸出合法性的角度來看，這場疫情既不是特殊的，也與常見的治理和政府的組合沒什么不同。相反，它放大了所有民主國家和依靠某種合法性和承認（而不是純粹的武力）的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張力：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投入和輸出的合法性之間持續的、可滲透的張力。[4] 這種張力打開了客觀約束（Sachzwang）或技術緊迫性的黑匣子（劉永謀/米切姆/諾德曼，引言）。

這種論斷并沒有為新冠疫情提供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但它有助于用更加熟悉的術語來描述隨之而來的挑戰。至少在這一疫情的政治和社會層面，我們可以建立在政治思想和實踐的經驗之上。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開辟新的道路，實際恰恰相反。在此背景下，我提出了處理疫情的政治和社會層面的三個要點。

首先，必須克服技術性/技術治理和政治性解決方案之間的截然劃分——但不是簡單地被消解。相反，它們彼此依賴：技術專長以政治和社會合法性為基礎，就像政治解決方案依賴于技術專長一樣。如果不將技術和技術治理的解決方案假定為非政治性的，那么它們的政治影響和效果可以被更清楚地加以處理和討論。

第二，描述這場疫情的政治和社會層面需要重塑對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理性信念，與對這些措施的非理性反對之間的明顯對立。這樣做可以促使雙方進行對話，以防止他們進一步疏離。（當然，這并不是指激進的和極端主義運動。）它還可以有效防止“反叛的民粹主義”政黨通過“援引人權和自由來支配政治領域”的假設（劉永謀/米切姆/諾德曼，論點10）。相反，強調技術性、技術治理和理性的解決方案的政治層面有助于重新獲得這些參照點。人權作為一個參照點，特別是為強調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聯系創造了一個基礎。在那些利用公共利益來壓制個人利益，以至于侵犯人權的情況下，人權也有助于率先產生這種聯系。所有聯合國的成員國都有義務尊重、保護和確保實現人權。[5]

第三，任何可行的疫情防控方案都不能簡單地無視個人利益而支持公共利益，或者反之亦然。相反，必須維持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投入和輸出的合法性）之間的張力，以平衡和調和這兩者，以至于不會忽視掉任何一方。在疫情期間保護公共利益可能確實需要對個人利益進行必要的限制。它保護了某些個人利益（如健康），也抵制了其他利益（如不戴口罩或或朋友見面）。

同時，界定和保護公共利益必須是一個包含多元化的個人利益和聲音的廣泛討論的問題。有各種（有時雖然是困難的）措施可以實現這一點。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制定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和決策方面的高度透明（這也有助于溝通與新挑戰有關的試驗和錯誤）。這些措施亟需包括強有力的地方性對話、包容和合作議程，以加強個人的參與感和責任感（包括對社會其他團體和公共利益）。措施還包括國際和全球合作，[6] 以及為個人在地方層面上被要求表現出的那種團結和責任感的產生樹立起榜樣。最后，措施必須包括考慮公共利益的多元化。除了公眾健康，還包括人權、體面的生活條件和性別平等，這僅僅是其中的幾個例子。

總之，這些措施有助于強化技術性、技術治理和專家的合法性與公共利益，以及與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系。個人利益不會簡單地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尤其是在涉及到（其他）每個人享有人權的時候。雖然它們也很重要的。如何權衡這些利益的問題不僅對當前疫情而言是一個挑戰，也是對所有基于某種合法性的治理結構（governance constellations）的挑戰。

注釋：

[1] Jens Steffek: “The output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public interest,” International Theory7/2 (2015), pp. 263–293. Fritz W. Scharpf: “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EU,” 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Working Paper3/1 (2003).

[2] Janne Mende: “Business author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Beyond public and private,” WZB 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SP IV 2020–103 (2020). https://www.econstor.eu/handle/10419/218731. A. Claire Cutler, Virginia Haufler, and Tony Porter, eds., Private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lbany: State New York UP 1999.

[3] Scharpf: “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

[4] See Tanja Brühl and Volker Rittberger: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governance.  Actor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ittberger and Volker, eds.,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okyo, NewYork: United Nations UP 2001, pp. 1–47. Vivien A. Schmidt: “Democracy and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visited. Input, output and throughput,” KFG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Europe Working Paper 21 (2010).

[5] Janne Mende: “Are human rights western –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 perspective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7/1 (2021), pp. 38–57.

[6] Armin von Bogdandy and Pedro Villarreal: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vaccinating against COVID-19. Appraising the COVAX Initiativ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 Paper 46 (2020). Michael Ioannidis: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solidarity. COVID-19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order,”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Zeitschrift für ausl?ndisches ?ffentliches Recht und V?lkerrecht 4(2020).

作者介紹：

劉永謀（Yongmou Liu），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導，美國哈佛大學、荷蘭烏德勒支大學訪問學者、西班牙巴斯克大學、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大學、法國索邦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公共政策。迄今出版《技術的反叛》《物聯網與泛在社會的來臨》《哲人瘋語》《行動中的密涅瓦》《思想的攻防》《福柯的主體解構之旅》《自主創新與建設創新型國家導論》《警醒中國人》等著作20余種，發表中英俄德文學術論文140余篇，多次受邀在荷蘭、西班牙和美國舉辦學術報告，研究成果引起國際學界的廣泛注意。

卡爾·米切姆（Carl Mitcham），世界著名技術哲學家，被國際技術哲學界尊稱為“Old Brother”，美國技術與哲學學會首任主席，科羅拉多礦業大學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專業的榮休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杰出的國際講席教授。在他的整個學術生涯，米切姆都試圖厘清現代科學、工程與技術在其創造的世界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他出版的作品包括《通過技術思考——工程與哲學之間的道路》（英文版于1994年出版，中文版于2008年出版）、《倫理與科學：導論》（與亞當·布里格爾合著英文版于2012年出版）、《邁向工程哲學：歷史哲學視角和批判性視角論文》（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此外，他還是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科學自由和責任委員會（1994-2000年）和歐盟委員會專家研究小組（2009和2012年）的成員。所獲獎項包括國際世界技術網絡（WTN）倫理獎（2006年）和西班牙瓦倫西亞國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10年）。

阿爾弗雷德·諾德曼（Alfred Nordmann），具有國際影響的技術哲學家，以技性科學理論著稱，達姆施塔特理工大學科學史與哲學專業以及技性科學史與哲學專業教授。自2013年以來，他編輯出版了《技性科學史與哲學》系列叢書。他利用技術哲學來重建研究實踐，不僅是為了達成理論與現實的一致，更是為了了解參與事物運作的方式，從而實現對世界的技術理解。與此相關，他對構成原理以及技術與藝術的關系抱有濃厚的研究興趣。他的專著包括《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導論》和《技術哲學導論》。他還是《技術與語言》（Technology and Language）期刊的首席科學編輯。

安德烈亞斯·福克斯（Andreas Folkers），是德國吉森大學社會學系“碳泡沫和擱淺資產”研究項目（由德意志科學基金會DFG資助）的首席研究員。2017年，他發表了一篇關于災害治理與重要系統的生命政治學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他目前憑借在生命政治、安全、環境政治、能源和金融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等領域開展（批判）社會理論的討論來開展研究。最近的出版物包括：《復原的安全裝置：災害風險與生命政治的重要系統》（2018）、《凍結時間，為未來準備：作為當前安全問題的儲備》（2019）。

斯蒂芬·貝申（Stefan B?schen），亞琛大學人類技術中心（HumTec）社會與技術專業教授。在此之前，他曾擔任KIT技術評估和系統分析研究所（ITAS）的“知識社會和知識政治”領域的資深研究科學家和研究組組長。具備化學工程培訓（證書）、博士學位以及特許教師資格。特別研究興趣在于科學技術社會學、風險研究、技術評估、現代社會理論。運作的項目包括：“復雜倫理學”（BMBF，2017-2020）、“彈性電網（FEN）研究園區：社會-經濟直流電”（BMBF，2020-2025）、“新冠病毒區隔”（大眾汽車基金會，2021-2022）。已發表《身份政治：參與性研究及其與社會和知識控制相關的挑戰》（B?schen, S.; Legris, M.; Pfersdorf, S，2020）、《混合知識體系：社會學場域理論概要》（B?schen S., 2016）、《實驗性社會：作為知識經濟裝置的實驗》（B?schen S.; Gro?, M.; Krohn, W.[Hrsg.], 2017）。

珍妮·曼德（Janne Mende），馬克斯·普朗克比較公法和國家法研究所研究小組組長。她曾擔任達姆斯塔特理工大學跨國治理專業副教授、吉森大學政治科學研究所項目負責人、班貝格社會科學研究生院博士后研究員、卡塞爾大學發展與體面工作中心博士后研究員。她的研究興趣包括人權、全球治理、國際機構和跨國規范。她的出版物包括《全球治理與人權：公私合作》（2020）《文化與身份的人權？集體權利的矛盾》（2016）、《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正當化模式：調和文化相對主義與普遍主義》（2011年未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