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主題：后SDR時期中國宏觀政策框架的重構

時間：2016年2月27日

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編者按】

2月2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等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6年一季度）”報告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何帆談到當前政策制定的“三難選擇”，第一個目標是經濟增長，第二個目標是充分就業，第三個目標是金融的穩定性。他說，選擇其中任何一個目標，都會和其他兩個目標出現沖突。在他看來，最重要的還是要穩定一個相對比較高速的經濟增長。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對何帆發言內容的摘錄：

我們學過開放條件下的“三難選擇”，意思就是說在開放條件下政府有三個主要的政策目標：一個是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二是匯率穩定性，三是資本自由流動。最好的情況下，你只能得到兩個目標，但是你必須放棄第三個目標。所以經濟學是講你必須要做出選擇。

借用開放條件下的三難選擇來描述一下經濟現在遇到的情況，其實我們現在也遇到了一個三難選擇，而且我們這個三難選擇比教科書里面的三難選擇要更加艱難，因為我們也有三個目標，但是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目標，都會和其他兩個目標出現沖突。

我們第一個目標就是經濟增長，保持一個相對比較高的經濟增長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目標就是充分就業，我們必須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就是你必須要有足夠就業崗位才能維持社會穩定。第三個目標變得越來越重要，就是金融的穩定性，局部性和系統性的潛在的金融風險是我們不得不去關注的。

這三個目標都很重要，但是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目標都有可能和其他兩個目標沖突。如果我們選擇的目標是經濟增長，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采用傳統發展模式，繼續由政府投資，投資到基礎設施，投資到重化工業，投資到房地產，GDP數字會變得很好看。但是這些行業相對來說都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不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所以它不可能產生很多的就業崗位。

正像我們在2008、2009年之后出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最后帶來的一些后遺癥，我們會看到銀行體系中的一些不良貸款增加，地方政府的債務增加，會影響到你潛在的金融的穩定性。

如果我們認為最重要的目標是充分就業，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發展服務業，因為制造業不可能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制造業現在要升級換代，升級換代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用機器替代勞動，像富士康現在都在投資機器人。

所以，以后的制造業是用機器來替代勞動。這些被替代出來的勞動力，如果要尋找到就業崗位，更多的是在服務業，服務業會創造包括高端勞動力的就業和非熟練勞動力的就業。

有一種說法說我們的制造業現在增長速度在放緩，如果把服務業發展起來，我們還能夠維持比較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以傳統的服務業為代表，我們不去考慮互聯網+這些比較流行的現代服務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是慢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的。

你去買智能手機，買iPhone手機，買了iPhone5，就等著iPhone6，買了iPhone6，就等著iPhone6S，等著iPhone7，有非常快的升級換代的速度。但是服務業不可能有這么快的升級換代速度，你家里面雇傭一個保姆，過半年從保姆1.0就變成保姆2.0，是不可能的，不下降就不錯了。而且服務業比重越高中國潛在增長率就繼續放慢，所以這個轉型對中國經濟增長會帶來影響，而且這個轉型會對中國金融業帶來影響，我們傳統的金融業里面主要是銀行業，銀行業主要客戶是制造業，這個實體經濟和金融匹配模式很好。

當制造業企業到銀行要求貸款的時候，銀行會要它提供抵押品，但是制造業企業是有抵押品的，它有土地，有廠房，有機器等。而且在原來高速增長的時候，制造業的流動性是非常穩定的，而它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是很快的。所以過去這個實體模式和金融模式匹配得很好。

現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很多在服務業里面的創新企業到銀行要求貸款。我是一個律師事務所，我是一個咨詢公司，我要到銀行里面貸款，銀行讓我提供抵押品，我提供什么抵押品呢？筆記本電腦？肯定不夠。我真正的資產在腦子里，但是不能把腦袋給你切下來擱到銀行里面去。所以服務業里面的很多新型企業沒有足夠的抵押品。

我們現在的銀行體系在原來經濟基礎上，很難判斷到底哪些是好的投資機會，哪些是不好的投資機會。到最后服務業一定出現很多成功的企業，會出現阿里巴巴，會出現新的BAT，但是當他們剛剛出現的時候，你怎么能夠知道未來成功的企業呢？當年跟馬云差不多的創業者很多，但是你知道最后哪個是阿里巴巴，哪個是阿里媽媽呢？你沒有能力判斷。

所以最后結果就是服務業發展，我們金融行業中有更多的不良貸款。我們現在要求金融穩定，為什么要金融穩定呢？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你到歐洲，到日本，到美國看，大家都在去杠桿化，唯獨中國在加杠桿。在你的經濟繁榮的時候，你杠桿率很高，你覺得很爽，但是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去杠桿非常困難。如果你去杠桿去的太快的話，會引發一個螺旋型下行的機制。這樣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增長目標，如果中國經濟出現了硬著陸，又會影響到我們的就業。所以大家可以理解，管理中國經濟是很艱難的事情，因為幾個目標之間是互相沖突的。

什么東西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我看來還是要穩定一個相對比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為什么？我們不能低估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我們可能覺得沒問題，不過是從原來的7%、8%，掉到了6.9%。但是我們在過去30年，盡管經濟有起伏，但是總體來說我們是保持了非常強勁的高速增長時期。新常態情況下，我們潛在增長率在下降，所以我們進入了新的階段，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不是一條路，風險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過去經驗都是在應對高速經濟增長，我們覺得低一點沒有問題。但是你在低速經濟增長的時候，會有很多內在機制觸發各種螺旋型下降的機制，去杠桿會導致資產價格下降，資產價格下降會導致進一步去杠桿，你的財政緊縮會導致經濟下降，經濟下降會導致財政進一步困難，財政進一步困難會導致經濟進一步下降。有很多這種內在螺旋型下降機制。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足夠準備，可能會遇到風險。

怎么辦呢？我們需要一些政策，首先一點就是刺激政策，當然我們貨幣政策不可能用2009年那樣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會帶來很多風險。但是貨幣政策要注意到我們剛才討論到的PPI在持續下降，包括GDP的平均指數已經為負。

與此同時財政政策仍然有很多空間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并不是說像過去那樣投資“鐵公基”，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能夠投資的東西很多，能夠想到的新的投資方式很多，有很多投資不一定投資到實物，可以投資到人力資本，有很多投資不一定是政府非要自己做，政府可以通過買的方式，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給私人部門提供更多的需求的機會，如果你把經濟穩住了，才能夠更好推動我們現在所講的結構性改革。

有很多結構性改革會使經濟短期出現陣痛的，我們要減少過剩產能，要去杠桿化，在短期內經濟不可避免的往下走，但并不一定所有結構性改革都一定使得經濟往下走，我們也要尋找一些結構性改革創造新的需求的機會。

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服務業如何開放，舉一個我最喜歡的例子就是醫療衛生行業的開放，你可以用一個政策達到很多目標，你為了維持投資相對比較高，你必須投資，投資到哪里？投資別的領域都會出現產能過剩，唯獨投資到醫療衛生，因為中國馬上老齡化，這個領域不太可能出現產能過剩。

如果你想增加消費，為什么中國老百姓不消費？并不是我們不買東西，而是我們想買的東西提供的不多，我們想買的是服務品，我們想消費的是醫療、健康，我們想消費的是教育，但是在這方面供給不足，質量比較差，價格奇高。

所以，如果增加對醫療衛生行業的投入，我們會增加消費，而且能夠創造就業，你早晚有一天需要把在工廠流水線上的生產女工轉化為在醫院里面的護工，你必須早做才行。而且你需要一個政策能夠直接讓老百姓感到開心。

你問中國老百姓，你為什么感到不幸福？其實大家抱怨多的就是看病難，上學難。如果政府說給我五年時間，我來解決中國看病難的問題，老百姓支不支持？巴掌都要拍紅了。然后我們可以利用在醫療衛生行業改革成功的經驗，再去推動更為艱難的，比如能源、比如國有企業、通訊行業等等領域的改革。

最后，我覺得我們需要借鑒美國當年羅斯福新政的經驗，我們需要把這些已經有的政策重新打包，這個政策組合里必須要有足夠的王牌能夠向市場釋放出來明確的信號，能夠提振市場的信心。

你去看看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里面并不是所有政策都是新的，有很多和胡佛當年做的是一樣的，而且并不是所有政策都考慮得很清楚。銀行出現危機之后，說把銀行關了，關一個星期再重新開放，說我們用一個星期看看誰是好銀行，誰是壞銀行。如果給一個星期時間，把全國銀行查一遍，查出來誰是好銀行，誰是壞銀行，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重新開門之后，恐慌就沒了。所以，我們需要把政策重新設計之后，用一個能夠足夠有說服力的方式表達出來，如果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穩定，其他問題，我估計最近令人頭疼的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單是考慮匯率的問題，現在很可能是無解的，但是當經濟相對平穩之后，再回過頭來告訴市場匯率打算怎么改革，這個工作就會變得容易很多。

（本文根據主辦方提供的速記整理，未經主講人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