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9日，奧斯卡懸念揭曉。

在最佳電影評選中，斯皮爾伯格的最新美式“主旋律”大片《間諜之橋》（Bridge of Spies）如大部分評論家所預期的那樣，順利“陪跑”。不過，片中飾演蘇聯間諜的英國老戲骨馬克·里郎斯（Mark Rylance）摘得了最佳男配角獎，也算是為這部冷戰題材的政治電影增添了些許新看點。

眾所周知，本片以歷史真實事件改編，湯姆·漢克斯飾演的主人公詹姆斯·唐納文（JamesDonovan）原是紐約頗有成就的保險律師。1957年，他應律師公會要求為美國政府逮捕的蘇聯間諜魯道夫·阿貝爾（Rudolf Abel）辯護。期間，基于職業操守，唐納文堅持為其做無罪辯護。最終，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除了職業道德立場外，唐納文也認為阿貝爾日后有可能會成為美蘇之間政治交易的籌碼。因此基于現實主義的考慮，也不應該判處其極刑。雖然阿貝爾最終被判處30年徒刑，但至少保住了性命。不出唐納文所料，隨后不久美國派往蘇聯的U2偵察機遭擊落，飛行員鮑爾斯（Francis Powers）被俘。

1962年初，蘇聯方面傳來信息，提議用鮑爾斯交換阿貝爾。無論是美國國務院，還是中央情報局，卻都不愿以官方名義與其進行接觸。于是，轉而請求唐納文赴東柏林代表政府與蘇聯談判，最終雙方商定在連接柏林與波茨坦的格林尼克橋（Glienicke）上交換彼此扣押的囚犯，而這就是片名“間諜之橋”的由來。雖多有曲折，但雙方“換俘”最終得以順利進行。兩年多以后，唐納文根據這段奇特經歷，出版了一本名為《橋上陌生人》的回憶錄，詳細描述了此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電影中不少細節與臺詞均出自這本回憶錄。2015年由于電影火熱上映，這本陳年舊作又出了新版，據說銷量還不錯。

新版封面。Strangers on a Bridge: The Case of Colonel Abel and Francis Gary Powers，Scribner，Reissue edition，2015

由于此事處理得當，唐納文本人深受中情局與白宮信任。之后，他還曾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秘密赴古巴與卡斯特羅談判，請求古巴釋放“豬灣事件”中被俘的人質。有趣的是，2月26日，即奧斯卡頒獎三天前，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公開了9份中央情報局有關唐納文的解密檔案，讓外界有機會一窺其中真貌。

順便一提，雖然“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名號，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這是聯邦政府治下的國家級檔案文獻保管機構。然而，實際情況卻與之截然相反。該檔案館完全是一個獨立于美國政府的民間資料收藏組織與非營利公共機構，非但與美國政府毫無關系，且不接受任何來自政府的資助，甚至還曾為了檔案解密問題與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等機構對簿公堂，打過不少次官司。雖然是民間運作的檔案收藏機構，但《洛杉磯時報》便曾稱其為目前“全球收藏規模最大非政府檔案館”。

成立近三十年來，國家安全檔案館在與美國政府就資料開放問題而展開的“持久戰”中，戰果頗豐。期間，該檔案館向兩百余個聯邦政府機關提出了近五萬次檔案開放申請，最終成功解密并開放的政府檔案超過一千萬頁。期間，與白宮、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乃至國家安全局等機構就檔案解密問題一共進行了50樁訴訟，勝訴27樁，迫使美國政府開放了包括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海灣戰爭以及反恐戰爭的相關機密文件。

言歸正傳，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中情局之所以對唐納文“情有獨鐘”，選擇他來負責與蘇聯及古巴的秘密談判絕非毫無淵源。而唐納文本人也不只是一位精打細算的保險律師。實際上，早在1943年，他就出任了中央情報局前身——美國戰略情報局（OSS）的法律顧問。1945年，又作為法官助理，參與了紐倫堡大審判。顯而易見，唐納文與美國政府及情報系統保持著長期合作關系，可算是中情局的“老熟人”。

1962年剛從東柏林載譽歸來的唐納文，便又在同年6月受古巴流亡人士委托再赴古巴，與卡斯特羅就“豬灣事件”戰俘問題進行談判。而這一切的背后自然是中情局一手主導的。而國家安全檔案館公開的這批檔案詳細描述了唐納文與卡斯特羅談判交涉的全過程以及美國官方的各種指示。根據解密檔案顯示，在唐納文動身前，中情局曾交給他一份密碼本。其中，卡斯特羅的代號是“Eire”，切·格瓦拉則是“Fulton”。

盡管期間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但唐納文穿梭于華盛頓與哈瓦那的工作并未中止，甚至變得更為重要。1962年10月下旬危機暫告化解后，時任中情局局長約翰·麥克孔恩（John McCone）竭力說服肯尼迪總統批轉唐納文與古巴方面秘密接觸的行動，甚至組建了專門的項目組負責提供各種支援。

1962年12月21日，卡斯特羅與唐納文達成協議，同意釋放1113名在“豬灣事件”被俘虜的古巴流亡武裝分子，條件是美國提供價值約五千三百萬美元左右的食品與醫療物資。這批物資均以私人公司和非正式渠道送交古巴方面。之后，卡斯特羅還同意釋放這批流亡分子的家屬，共有9703人借此機會離開古巴前往美國。

在古巴訪問期間，卡斯特羅對這位紐約律師印象不錯，非常欣賞他坦率務實的作風。1963年初，美國國務院、中情局乃至白宮都在考慮之后如何處理與古巴的關系，計劃通過唐納文試探卡斯特羅是否愿意和美國重修舊好。國務院甚至建議唐納文去“古巴海灘待一周，與卡斯特羅一起散步聊天”，向他暗示：古巴只要與蘇聯劃清界線，并承諾不在其他拉美國家“煽動革命”，那么就可以重新建立外交關系。根據時任國家安全顧問邦迪的說法，肯尼迪總統一度對此計劃很有興趣。

1963年4月，唐納文最后一次造訪古巴。臨行返美前，卡斯特羅曾問唐納文：“如果美國與古巴嘗試建立外交關系，那么將會是怎么樣的形式，又會涉及哪些方面？”

根據中情局的紀錄，唐納文如此作答：“你知道豪豬是怎么做愛的嗎？答案是要‘非常小心’。至于你和美國政府如何做到這一點，我想惟有求同存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