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統計公報顯示，至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15.27萬人，比上一年減少了10.41萬人。其中，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較上一年的996.42萬人減少14.77萬人，同比下降1.5%。這被視為“上海外來人口十五年來首現負增長”，因而引發各方矚目。

我們認為，很多經濟發展的事，時間短，看不明白，不妨換用歷史的長鏡頭，這樣趨勢就清清楚楚。

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要尊重城市發展的規律。城市發展規律由五個構件共同組成。

其一，需求。城市規模本質上是個企業和居民的選址問題，是經濟主體權衡利弊的結果。企業選址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個人選址反映的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約束。企業和個人的決策面臨資源與環境容量約束。其三，價格。通過市場價格的調節，城市規模必然小于容量約束，而不會突破約束。其四，供給。雖然在短期內資源環境的總量是給定的，但是在長期，資源和環境的總量可以通過經濟增長以及技術和管理手段來增加，在國際上沒有人為設定城市承載力的先例。其五，政策。當市場出現無法通過價格機制來解決的外部性問題時，政府職能是減少負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

如果不充分認識到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不重視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就會給實際工作帶來巨大的困惑，甚至出現事與愿違的結果。

在規劃城市未來人口和空間的時候，如果住房、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增長跟不上人口的實際增長，那么將出現價格調節供求的結果。在住房市場上，如果住房供應不足，房價上行壓力將始終存在。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由于缺乏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那么，出現短缺時，就可能不得不用行政手段來強制平衡。

過去曾反復出現政府規劃的城市人口規模被早早突破的情形，這在本質上是因為供給不足，而不是需求過多。

如果對城市人口規模采取行政管制，必然出現對常住人口的差別化對待，尤其是在公共服務方面，而這與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的改革大趨勢相違背。公共服務的作用原本是要縮小人們由收入差距帶來的福利差距，但如果將公共服務與戶籍掛鉤，而戶籍門檻又與技能掛鉤，那么，公共服務的覆蓋對象就并非城市中最低收入群體，其作用反而是擴大常住人口的實際福利差距。同時，對低技能者設定更高的落戶門檻，必然導致這部分勞動力的供給不足或勞動力成本上升。

回顧人類歷史，城市人口規模是在城市發展規律之下決定的。美國最大的幾個城市人口出現過下降。但是，美國的城市定義與中國不同，美國的大城市僅是連成片的大都市區的核心部分，人們離開大城市，并不一定離開了大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區。即使以特大城市本身來看，其人口下降的趨勢也早就終結了，美國最大的幾個城市的人口大多已經超過1970年代。唯一的例外是底特律，這個汽車城的人口持續減少，是因為汽車產業大量遷出美國，而底特律又沒有發展起替代產業。

再看日本，東京都也曾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過幾年人口下降的趨勢，但只是曇花一現，東京的人口重新開始恢復性的增長，即使全日本的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

不只是美國和日本，在法國、英國、加拿大，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值得研究的市場經濟國家，每一個國家的特大城市（尤其是其最大的城市），以及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樣的城市型經濟體，人口都無一例外地在持續增長。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要走二三十年，還有幾億人要進城。等到中國基本完成城市化的進程，如果你有幸見證“全球文明城市”的榮光，到那時，再來回顧今天的數據，你會發現，你擔憂的事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長河中毫不起眼的浪花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