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蛋糕做得很好，先是微信里曬曬，朋友夸獎之后開始賣，然后竟然賣得很火，成了網絡微商，應不應該去工商部門登記？這個問題以前很好回答，因為根據有關規定，自然人開網店除了要求實名登記之外，基本上是大開綠燈，無需經過工商登記。不過最近學術界與工商總局圍繞這個問題產生了一些爭議。這緣起于工商總局網監司一篇“網文”，認為“個人網店無須辦照的特殊規定不宜再長期延續”，因為已經不適應形勢的發展。輿論對此評價分化，叫好的有之，更多的則是表達了擔憂甚至反對。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恐怕還只是有關部門的“吹吹風”，離成為正式的制度，路還有很長。但鑒于這種吹風一般都會透露出政策制定者的意圖，因此也不得不認真對待。

說句實話，工商部門想要把自然人網店納入“監管范圍”出于一種可以理解的本能沖動。不要說工商部門，就連我們這些做研究的，也很想搞清楚魚龍混雜的網店到底有多大規模。記得去年筆者曾撰寫過一篇報告，就是要回答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到底雇傭了多少人，創造了多少產值。我們最終也只能根據工商數據得出一個保守的結論，因為龐大的網店經濟根本就不在統計的范圍之內。如果我們是對數據和監管要求細致的“完美主義者”，我們一定會支持網店登記，“一個都不能少”。

但是反對的聲音自然有他們的道理。有人認為，強制登記增加經營者負擔，不利于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亦有人認為，只是登記，對于治理網店亂象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實效。譬如，工商總局的那篇網文就認為，“監管部門長期無法掌握相關主體信息，即便找到了違法經營者，也常常因為工商執法人員無權進入個人民宅而無法取證執法，違法成本極低，執法成本極高，致使自然人網店違法行為長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可是，在商事制度改革之后個人住宅被允許注冊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今天，這種監管難題不僅僅是網店才有的問題，恐怕也無法通過注冊登記得以解決。

于是，我們看到的是一道“監管難題”：如果監管，就有可能影響創業，老百姓會罵，你怎么什么都管；如果不管，一旦出現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問題，老百姓也會罵，你怎么這個都管不好？這個難題在本質上依然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老問題，只不過套上了“互聯網+”這個新衣服。可與此類似的還有，私家車滴滴是不是應該納入公司制出租車模式？時代的發展為監管提出了許多新的難題，也關系到千千萬萬人的切身利益。這就是我所說的“日常生活中的政商關系”。那么，既然是個老問題，我們不妨從歷史上找一找啟發。

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是，今天“網店”的蓬勃發展，在很多地方都與當年個體戶的興起有著相似之處。“文革”結束后，800萬返城知青的就業，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城市中出現未安置就業而上街擺地攤的知青，農村人則開始拿出“自留地”里的東西進城販賣。為緩解就業壓力，1979年國家批轉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個體戶”這個詞就這樣應運而生。從溫州人章華妹第一個領到營業執照，短短幾年的時間，個體戶蓬勃發展，亂象也開始顯現。在嚴厲打擊“投機倒把”的大背景下，關于雇傭人數的爭論困擾了許多人的發展。一直到1987年，“不準雇工”的界線才最終被打破，個體戶成長為私營企業終于迎來了法理上的認可。有一位社會學家叫伊萬·塞勒尼，曾寫了一本書，叫《社會主義企業家》。這個標題乍一看還以為講的是國有企業的老總們，但實際上主要講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匈牙利的青年人是如何通過“個體經濟”創業并引致社會結構變遷的。在他看來，這些小創業者們雖然小，卻充滿了企業家的精神。他們也許在國有經濟里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卻通過在個體私營經濟里的經營活動，彌補了自己的劣勢，也緩解了社會的不平等。

今天的網店，在很多地方與個體戶的過去尤為相似。我們再次面臨嚴峻的青年人就業問題，自然人網店培育市場主體的歷史使命并未完成。而很多在互聯網上開店的“自然人”，就像是當年上街擺攤的返城知青。他們通過“線上”來彌補了“線下”的劣勢，為他們的夢想找到了實現的平臺。自然人網店無須辦照，這項“特殊規定”在過去的五年里激勵了大量的人投身這一領域。雖然一些成為“大戶”，還有很多依然是小本經營。歷史已經證明，注冊登記的事情，“一刀切”的做法只會事倍功半。姑且不論許多上規模的“網店”其實是線下登記的“實體店”的一體兩面，在政策設計的原則上說，自然人網店至少不應該要求強制登記，而是通過進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讓市場主體覺得登記更加簡便可行，同時打消“登記會增加企業不合理負擔”的顧慮，推行注冊登記會給企業的發展壯大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的優惠政策，這樣，一些優質的自然人網店會在合理規則的激勵和擴大業務的驅動下會升級為企業，從而主動自愿地登記。

最后站在工商的角度說句題外話，自然人網店登記，工商部門沖在前面有什么好處呢？這件事情，明明稅務、質檢甚至食藥監管部門應該有更大的“本能沖動”。看來工商部門還是想有所作為。那么，如果他們期待加強自然人網店治理，就要做好。工商登記本身的職能更多是確認市場主體資格，在治理上的效果不應該被過高期許。如果真的要做好網絡監管，僅僅依靠工商一家之力，是無法實現的。應該更依賴平臺的網絡技術和信用體系建設，讓網絡“第三方交易平臺”那些真正的“大魚”履行責任。總之，強制自然人網店登記，與有效監管自然人網店，并非同一件事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我們完全可以做到既鼓勵支持自然人網店自愿登記，同時通過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等其他監管手段治理網店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