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百年前，辜鴻銘赴北大任教。這個在民國時期還留著滿清辮子的保守派，一進入教室就被學生所嘲笑。但他淡定回應：“我的辮子在頭上，而笑我的諸公，你們的辮子在心頭”。教室里頓時鴉雀無聲。

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印發。作為時隔37年后再次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配套文件，《意見》為我國“十三五”甚至今后更長時間的城市發展描繪了藍圖。

洋洋灑灑約八千字的《意見》，從八大領域對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進行全面的工作部署。值得注意的是，《意見》在優化街區路網結構的部分，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與以往城市規劃領域的政策文件不同，本次《意見》這部分內容在行業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普通市民極度踴躍地介入了“小區拆墻”的討論。

由于相關專業文章已有很多。本文在此不再做政策研究和技術探討，僅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來論述一二。

建筑大師揚?蓋爾在著作《交往與空間》中，就強調了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中要考慮社會和居民心理的需求。

事實上，我國的封閉的住區文化，古已有之。傳統的“合”，就代表了一種封閉的空間：居民需要這種自成一體的生活環境。一座院落就是一個世界，承載了一個家族群體的安全感。福建的土樓是這種封閉住區的代表：遷入此地的客家人，一致對外，以謀求自身群體的安全感。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城市建設，深受蘇聯模式影響。大院就是那種城市建設模式下的典型代表。單位大院用地自成一體、高度封閉，又在內部配有各項配套服務設施，功能高度混合，配合步行加自行車的慢行交通模式。家屬院作為城市居住區的主體，那時與單位大院融為一體。

而在改革開放后，城市在市場機制驅動下，進行了商品房的大規模建設。得益于私有經濟蓬勃發展，單位大院逐漸瓦解，城市功能分區逐漸形成。特別是1998年房改之后，商品房小區成為城市住區的主體。但無論郊區的超級大盤，還是中心區的各類小區，大多都是封閉社區。

有多種原因驅動開發商進行封閉小區的建設。但不可忽視的是市場的需要。從大院走出的居民，一下子步入陌生人社會，心理上充滿不安全感，亟需封閉式的小區提供較為幽閉、安靜并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環境。

這種對外界的不安全感，一方面是計劃經濟的心理遺存，個體在集體瓦解之后亟需找到新的空間依托。同時更與市場經濟下的社會分層以及進而產生的城市社會空間分異有關。封閉小區通過市場的手段，提供了一個內部相對同質的社會空間。房價為小區設置了進入門檻，社會經濟特征相近的人群，得以在同樣的小區內居住。盡管小區內的居民缺乏交流，但在心理上卻得到一定安全感。

這種空間分異在計劃經濟時代早已有之。北京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建國后的各種大院，與舊城的胡同形成了社會空間的分離。在文革初期，大院的紅衛兵和胡同的頑主的爭斗，就是不同社會階層積累的矛盾，在文革那段特殊的歷史環境下的一次爆發。以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和王山“天字系列”為代表的一系列影視和文字作品，都反映了那段歷史時期的側影：大院是封閉的，胡同的平民不可進入。而胡同之于大院的子弟也是隔離，單個紅衛兵也不敢獨闖禁區。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城市的居住空間存在行政的隔離，那么在市場經濟下，城市居住空間則以經濟為導向產生了分隔。2015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達0.462，遠超一般發達國家所在的0.24到0.36的區間。城鄉收入比近幾年也一直處于近三倍的高位。同時，戶籍制度也限制了大量農村轉移人口融入城市。城市的常住人口實際上因為經濟因素被劃分為不同群體，而不同的群體又在空間上聚居于不同的封閉小區。

“小區拆墻”這個話題，之所以引起如此高的社會關注度，正因這與我們——每一個居住在封閉小區里的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在網上，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議論：“如果開放小區，孩子的安全怎么辦”、“我可不想讓流動人口整天出現在我家門口”、“如果開放小區的話，那不就和外來打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一樣了么”、“我們的小區都是高素質居民，我可不想讓低端人口進來”......

其實，“窄馬路、密路網”的城市道路布局和“小街坊”等概念，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馬丘比丘憲章》問世，以及美國的新城市主義出現以來，就不斷被全世界的城市規劃界所宣揚。這些理論，我國城市規劃界并不陌生，有相當多的市民也接受并認可。但一旦真的要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就難免有種種顧慮。頗似鄰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現象：這個政策是好的，但不要用在我的身上。

有針對北美郊區居民的調研，大部分居民都認可高密度的城市住區模式，認為那更綠色，但在買房時大家依然選擇低密度的郊區別墅。筆者曾和一位美國朋友交流類似問題，他回答：“如果接受采訪的話，我會承認我是一個環保主義者。但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喜歡低密度的所謂城市蔓延模式，只要我的收入承擔的起”。

這種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沖突的表象背后，有很多現實原因。究其根源，我們對開放社區的種種顧慮，來自對其他社會群體或人群感到不安全。這種不安全感的背后，又是城市居民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巨大差異和分化。如果不解決這種分化，那么即便推倒封閉小區的墻，也難以一時半會兒推倒小區居民心中的墻。這種心墻，就像是辜鴻銘所指的“心中的辮子”，不是那么容易能一刀斬斷的。

展望國外，或許我們能得到許多啟發。美國大多數居住區都不封閉。但多數城市中仍然存在顯著的不同種族的空間隔離。在很多城市，黑人聚集在某個區域，很多當地的白人一輩子也沒有到過那里。而在很多拉美國家，富人傾向于居住在有持槍保安的封閉小區中，他們出于安全考慮，要和貧民窟的居民徹底劃清界限。而多種族的新加坡，則較好地促進了不同種族和群體融合。政府在公共住宅社區大力促進不同種族和群體的混合居住，同時配套不斷縮小社會群體的收入差距的經濟政策。

由此可見，住區的墻反映了什么？墻本身是無意義的，其存在的背后，是社會和經濟的諸多因素，特別是墻內和墻外的對比。

打開封閉的社區，不僅是為了優化路網交通，更是為了促進社會交往和融合。揚?蓋爾在《交往與空間》中提到社會關系和建筑布局的關系時，引用了哥本哈根建筑學院的研究結論：“社會交往的形成與否，主要取決于居民之中是否在經濟、政治或意識形態方面有共同興趣。如果找不到這些因素，就沒有相互交往的基礎”。

如果墻內墻外的居民在社會經濟方面嚴重缺乏共同基礎，那么哪怕社區是開放的，但社會邊界依然橫亙其中。筆者曾造訪過一個開放的城市綜合體住區。那個高檔住區的若干棟建筑均由空中連廊連接。設計者期望空中連廊能成為住區內外人們交流的公共空間。但在現實中，空中連廊里布局的是高檔咖啡廳、私人會所和會員制的健身房。一位常年在小區工作的保安就說，自己從未上過樓上的連廊。他說：“那里的健身房年費都要好幾萬，不是我去的地方。”他和其他打工的老鄉一起租住在這個小區之外的城中村。常年在這個小區工作的他，與這個空間并未產生更深一步關聯，更沒有與這個空間內的其他人發生什么交往。

筆者還聽說了一個學區房的例子。一戶工薪階層人家，砸鍋賣鐵買了某明星小學的學區房。獲得入學資格后，僅過了半個學期，孩子就要求轉學。孩子說，學校里其他家長都是開豪車去接送自己孩子上學。別的同學寒假旅游都去日本東京的迪斯尼，暑期夏令營都去美國學英語。孩子自己覺得，哪怕進入了這個小學，也無法融入環境。

說到城市最著名的墻，恐怕非柏林墻莫屬。那座墻造成了東西柏林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長期分割。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訪問當時的西德時，在柏林墻前的勃蘭登堡門，發表了一段演講，其中一句話被人們牢記：“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墻把我們的人民關在里面，來防止他們離開我們。”這句話成為冷戰史的經典記憶。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里根在這里發表演講，對著墻那邊喊道“戈爾巴喬夫先生，請推倒這堵墻!”

后面的故事我們并不陌生。不過，柏林墻倒塌后，兩德合并后的德國，日子并沒有那么好過。東德地區人口外流經濟一蹶不振，東西德經濟差距依舊很大。而直到如今，柏林墻被推倒的二十多年后，前西德地區的原主居民依然對前東德地區的居民多少有點心存芥蒂。而在柏林，東柏林在文化心理上也未完全與西柏林融為一體。

柏林街頭展示當年東西柏林對峙的海報則告訴到訪的游客：城市是融合的，城市也是割裂的；城市是政治的，城市也是經濟的；城市是當代的，城市也是歷史的。有形的柏林墻已經被推倒，無形的柏林墻還立在我們心中。

而對于封閉小區來說，拆除小區的有形的圍墻并不難。難的是拆除我們內心深處那無形的墻，這需要一系列社會經濟領域的政策的配套，減小不同群體的社會經濟差異，縮小城市社會空間分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從封閉的社區走向融合的市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