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棉花糖測試》一書中，米歇爾提到了三個主要觀點。首先，受試者小時候是否能夠耐心等待兩支棉花糖（也就是在“棉花糖測試”中的表現）和他們未來是否能夠在學業和職場上獲得過人的成就密切相關。其次，耐心等待兩支棉花糖、戰勝誘惑實踐人生規劃、長期專注處理事務不分心等都主要涉及和表現了我們的自制力。最后，我們可以通過后天學習培養自制力。

“我也想喝杯咖啡，談個戀愛。”全智賢在《暗殺》里扮演的安沃允如是說。這個渴望愛情，也會在夜晚的咖啡廳和陌生男人對望的女人，選擇了放棄一切，去爭取韓國獨立那個在當時再渺茫不過的希望。

“面前的棉花糖先別吃，等我出去一下，回來一起吃。要是你聽話，就多給你一支棉花糖獎勵。”然后母親轉身就出了門，留下兒時的你一人，面對著可口的食物抓耳撓腮。那時的你會怎么做？是大快朵頤再說，還是不管內心的煎熬，一直等到媽媽回家？

這是兩則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故事。但是，按照《棉花糖測試》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講席教授沃爾特·米歇爾的說法，它們其實是同一種故事。它們涉及了同一種能力，也就是延遲或者放棄短期的滿足（獲得一支棉花糖或者獲得愛情），以獲得長期回報（獲得兩支棉花糖或者獲得民族國家獨立）的能力。

沃爾特·米歇爾

在《棉花糖測試》一書中，米歇爾提到了三個主要觀點。首先，受試者小時候是否能夠耐心等待兩支棉花糖（也就是在“棉花糖測試”中的表現）和他們未來是否能夠在學業和職場上獲得過人的成就密切相關。其次，耐心等待兩支棉花糖、戰勝誘惑實踐人生規劃、長期專注處理事務不分心等都主要涉及和表現了我們的自制力。最后，我們可以通過后天學習培養自制力。通過不斷堅持一種強化訓練模式，我們可以提升自制力，并且取得超出常人的成就。米歇爾的觀點，從抽象的角度說，和不少成功學書籍兜售的觀點是一致的：暫時不討論出身，不討論機會不平等，不討論考慮運氣好壞，我們只需要堅持一種給定的強化訓練模式，就能夠獲得更多的成就。這種忽視其他因素，強調通過訓練和控制自我進而取得成就的模式，不用說，很受市場的歡迎。

那么，問題來了。米歇爾提到的三個主要觀點都是正確的嗎？我會稍后討論他的第一個觀點。讓我們先看看第二和第三個觀點。第二個和第三個觀點實質上表達了對自制力的一個重要假設：即無論是在棉花糖測試中，在長期堅持學術專注中，或者在長期進行嚴格的事業規劃和實踐中，我們都使用了同一種能力——也就是自制力，并且這種能力在完全不同的任務和任務場景中表現一致。

這個假設聽起來十分令人費解。讓我來舉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小時候，老師和家長常常說中小學的數學成績是我們理性認知能力的體現。當然，理性認知能力能夠解決的任務并不局限于中小學數學課上的難題。我們認為進行理性論證和分析、規劃和安排日常生活等都使用了相同的理性認知能力。換言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認為并沒有井水不犯河水、互相獨立的“數學課能力”、“理性論證能力”和“生活規劃能力”等來分別處理上述事宜。相反，這些事都依賴同一種能力，也就是理性認知能力。

同時，理性認知能力在處理不同任務時表現十分穩定。我們認為并不會出現理性論證能力高超，結果一轉身數學不及格的情況。同樣的，要是有誰中小學數學天天不及格，我們認為這一定是整體的理性認知能力差，進而這名同學一定也沒辦法處理其他所有需要理性認知能力的任務。大概就是基于這種假設，所以誰小時候數學成績差了，家長有時就在背后嘀咕：“這個孩子笨的，以后沒出息。”

然而，這種日常的假設真的靠譜么？日常生活中所說的“理性認知能力”真的是同一種能力嗎？不少研究都顯示：情況很不樂觀。受試者在邏輯課堂里的表現，和他們在強調邏輯能力的美國法學院入學考試中的表現幾乎沒有關聯。同樣的，面對日常生活中的邏輯問題，理性認知能力的專家——研究邏輯和決策的博士的表現并不比一般群眾的表現高出多少。

或許大量類似上文的研究僅僅說明了同一種能力在面對不同任務時表現并不均衡。這很正常：有的任務艱難，有的任務容易。讓我和友人舉杯相慶不費吹灰之力，讓我抱著旅行箱下樓舉步維艱并不妨礙同樣是我的二頭肌和三頭肌參與了兩個任務。前者比后者容易太多嘛。

讓我們換一個研究辦法。我們做三個假設。首先，我們假設數學課運用了和理性論證、生活規劃等其他任務一樣的理性認知能力；其次，我們假設參與數學課可以提升我們的理性認知能力；最后，我們假設中小學的數學課相對簡單，遠沒有到已經抵達理性認知能力的極限以至再上課也無法提高的地步。基于這些假設，我們可以預測，參與越多的數學課，越可以提升學生的理性認知能力，進而提升他們在其他常見的理性認知任務中的表現。這就好像說，既然都是二頭肌和三頭肌，那么平時用別的辦法多多鍛煉，之后我抱著旅行箱下樓也會容易許多。看起來很合情理。

那么，結果呢？

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地、高度理論化研究的先驅Thorndike就提供了不少反面的證據。這里舉一個例子。一般而言，我們認為選修數學課程可以提高我們的各項理性認知能力。為了對這一觀點進行測試，早在1922-1923年間，Thorndike就對超過八千名高中生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跟蹤研究。他記錄了高中生選修的課程，并且在研究開始時和一年期結束時，對高中生進行了兩次考察語言、數學和空間理性認知能力的測試。結果顯示，是否選修數學相關課程和在理性能力測試表現的提升并沒有統計學意義上顯著的關聯。或許讀者會覺得，上述研究是將近一百年前的事了，或許現在又有新的說法？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各項研究反復顯示，正常的、中短期的科班教學對提升課堂以外的理性能力的表現或者極其有限，或者可能不存在。舉個例子，Wesman仿造Thorndike的模式，對超過六百名紐約高中生進行了跟蹤研究。結果發現，他們選修什么課程，和他們在理性能力測試中表現的提升，還是沒有統計學意義上顯著的關聯。

要是還嫌例子不夠，讓我們再來幾個。在一項由Kurland等研究者主持的長達兩年的跟蹤研究中，他們發現，接受編程訓練最長達兩年的高中學生，在邏輯理論推演能力、規劃和策略能力以及數學能力等各項測試中，相比沒有受過訓練或者中途退出的高中學生，并沒有任何統計意義上顯著的區別。再比方說，Cheng等人的研究顯示，經過了邏輯課的訓練，受試者依然不能很好地處理現實生活中的逆否命題。

上述例子說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說的理性認知能力。這種能力聽起來和自制力相距甚遠。那么讓我們看看“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學術界一般認為執行功能是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有意識管控的核心能力。在各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常把執行功能籠統地當作一種能力，認為進行日常規劃、應用行為準則等都需要同一種能力的幫助。然而，和對理性認知能力的研究結果類似，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我們并不能把執行能力當作一種能力來描述。

有了上述的背景，我們就能夠再來回頭看《棉花糖測試》中的故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認為“自控力”這種能力被用于處理大量不同的任務。這些任務包括延遲短期的滿足以獲得確定長期回報、克制懷疑以追求不確定的回報——甚至是如安沃允一樣追求渺茫的希望、戰勝誘惑實踐自己的規劃、長期專注地處理事務不分心等，都屬于日常討論的自制力的范疇。米歇爾教授認為上述所有表現都是同一種能力的體現。因此，他得以解釋為什么小時候在棉花糖測試中表現優異的孩童在青年和成年后，能夠較常人更好地計劃和安排人生、更好地保持專注、更好地達成學業和職業上的成就——這一切都是因為那些日后優異的孩童早早地就擁有了超出常人的“自控力”。

遺憾的是，《棉花糖測試》一書中并沒有為上述任何一條核心假設提供證據。是同一種能力，也就是自控力，幫助我們處理上述各種完全不同的能力嗎？米歇爾教授在書中沒有提供信息顯示，在棉花糖測試中表現優異的受試者在完全不同的任務中，比如說面對誘惑堅持不作弊、面對不確定的回報從不放棄，或者長期保持專注等方面表現一致的優異。而當下的研究結果紛亂嘈雜。有的研究顯示，上述種種不同的任務中，受試者表現出有較弱的關聯關系——在一種任務內表現好，在另外一個任務內的表現可能也還不錯；也有不少的研究顯示沒有統計學上的關聯。米歇爾教授甚至在書中也沒有提供信息顯示，在棉花糖這種延遲短期的滿足以獲得確定長期回報的測試中表現優異的受試者，在同一種任務的不同場景中（比如說不是等待棉花糖，而是放棄今晚的電影換取期末的好成績，或者是放棄今晚的飯局換取早日完成的工作等等）一樣表現優異。

有趣的是，米歇爾倒是提供了一個反例。他指出，有的孩童能夠耐心等待兩支棉花糖，是因為他們能夠更好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想想奶奶，想想爸媽，不讓自己太受到面前的棉花糖的誘惑。讓自己分心、暫時忘卻誘惑的能力，跟克制懷疑以追求不確定的回報或者長期專注地處理不分心的能力看起來并沒有什么關聯。換言之，米歇爾自己就提出了一個可能性，即在棉花糖測試中所使用的能力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制力！這個反例就好像假如我們某一天突然發現，啊啊，原來數學課上培養的不是理性認知能力，僅僅是培養了我們揣度出題人的想法和熟練應用的答題套路的能力而已！

那么，米歇爾教授提出的第一個觀點，也就是孩童早年在棉花糖測試中的杰出表現和他們日后過人的人生成就有關嗎？我想，這是一個常見的把相關性認作是因果性的故事。兩件事情相關，并不意味著兩件事情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對上述故事，我想至少還有一種解釋。米歇爾教授提到，在實驗中，他注意到有些孩童的家長管教更為嚴格。這些家長除非孩童手邊就有牙刷，不然不允許他們享用任何甜食。這個小故事就提供了對上述跟蹤調查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即在棉花糖測試中表現優異的孩童擁有更為嚴格、更有長遠打算能力的家長。是這些家長的教育導致了孩童在棉花糖測試中表現優異，也是他們導致了這些孩童在長遠的發展中表現優異。或許讀者讀到此處，按捺不住想要說，這種解釋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啊？那，米歇爾教授的解釋，一樣也沒有證據吶？！

上面的批評，或許反映了一種流行科學著作面對的常見問題。即：科學家的學術專長，往往是進行極其具體、各項參數可控的實驗，但流行科學的讀者期待的，卻是不但在理論上有廣泛意義，而且能夠在無數種復雜的生活環境中得到廣泛、簡單應用的結論。從前者到后者的跨越，有時候不只是一道鴻溝，而是無數道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

說到此處，值得一提的是，《棉花糖測試》一書還反映了流行科學著作的另一個常見問題，即為了通俗好聽的故事，犧牲了科學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比如說，米歇爾教授把自制力的運作機制和我們訓練自制力的機制解釋成了一個“冷”的、緩慢的、能夠考察損失和收益的理性系統與一個“熱”的、對情緒刺激能做出迅速反應、往往包含著偏見和各種不太靠譜的認知“捷徑”的感性系統的斗爭。展現出自制力，按照米歇爾教授的說法，就是前者對后者的勝利。遺憾的是，伴隨著當代認知科學的發展，上述簡單的圖景已經被逐漸拋棄。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所謂的“理性”系統，有時候反應迅速，也有時候應用了大量的偏見和認知“捷徑”。所謂的“感性”，有時候反應緩慢，有時候能準確評估損失和收益，并且能夠進行基于規則的邏輯推演。因此，對我們認知系統的簡單而通俗化的二元劃分的做法，已經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近些年的質疑越來越多，以至于一些二元劃分理論的主要支持者，例如Jonathan Evans和Keith Stanovich紛紛放棄他們之前的觀點。然而，為了講述一個好聽的故事，米歇爾教授還是使用了這一爭議頗多、甚至可以說正在走向過時的科學觀點。

上文簡單地介紹了沃爾特·米歇爾的《棉花糖測試》一書。本文與其說是介紹，不如說是一種警示。流行科學著作的市場需要往往要求作者過于夸大某些具體研究在生活中的普遍價值，也往往要求作者以好聽的故事為名犧牲科學的復雜和嚴謹性。從這兩點來說，《棉花糖測試》一書并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