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中國，攝影收藏還是一件新鮮事。盡管圖片已經是人們日常交流的方式了，但收藏攝影似乎仍是一件遙遠的事。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的影像收藏市場逐漸活躍，越來越多的人與機構開始意識到了影像的價值：出色的攝影是時代的見證，也具有藝術價值，連接了個人與集體記憶。

一些民營機構走在了前面，還有那些個人收藏者。他們或系統性地圍繞一條主線，或全然出自自己的審美，率先投入攝影收藏。而即使是那些最平凡的家庭相冊，當我們偶爾拿起它時，褪色的畫面仍然會不經意敲動著我們的心。他們都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被保留下的影像終究會成為社會、成為家族以及個人的一份寶藏。他們為什么要收藏攝影？怎么收藏的攝影？這些攝影的價值在哪？澎湃新聞在這里采訪了這些中國攝影收藏的“先行者”們，聽他們聊聊關于收藏的那些事。

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是國內首家專注于當代攝影藝術的民間機構，由中國當代著名的攝影藝術家榮榮和日本著名攝影藝術家映里夫婦于2007年6月共同創辦。澎湃新聞記者連線了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聯合創辦人榮榮，聊了聊他個人及三影堂在攝影傳播、攝影教育及收藏中的感想和希望。

“三生萬物，影像中有無限的可能性”——在闡釋“三影堂”名字由來的時候，創辦人之一榮榮這樣介紹道。榮榮，當代攝影藝術家，他以人與生存環境、人與自然關系為藝術表達核心，創作了包括《東村》《廢墟》等系列作品。自2000年起與妻子——日本攝影藝術家映里聯名創作。2007年6月，兩人共同創辦了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并創立了一年一度的“三影堂攝影獎（TSPA）”。“對于我們來說，始終想要強調的是影像的獨立性，”在強調攝影作為當代藝術中一門獨立的藝術種類，三影堂做了很多工作，“試想一下，當有一天國家的博物館里，比如齊白石的畫旁，還能有比如說吳家林的攝影作品，我想攝影的地位就真正得到了認可。”

三影堂聯合發起人，攝影藝術家榮榮。 本文圖片由三影堂提供 

三影堂外景。

榮榮，“北京東村”系列作品，《1994 No.1》，1994年

映里，“自拍像”系列作品，1998年

榮榮&映里，“富士山”系列作品，《富士山 In Fujisan, Japan 2001 No.3》，2001年

澎湃新聞：2014年，您曾在多個場合提到過中國攝影及攝影收藏市場面臨的一些現狀，8年過去了，是否有變化？有什么樣的變化？

榮榮：首先一點，無論是作為歷史文獻的攝影收藏或是作為藝術機構的收藏，對三影堂來說，始終都是以獨立攝影家的視角出發，是關注攝影作為當代藝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國內攝影的現狀來看，對攝影的重視度，無論是從文獻、歷史，還是從藝術的角度，大環境上仍然有所欠缺。

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國內的影像機構發展了起來，比如北京的光社影像中心、謝子龍影像藝術館、包括影上書房，上海攝影藝術中心，還有成立三年多的成都當代影像館等等，都是在這七八年間發展起來的，是很不錯的。當然它們都是作為民間的機構發聲的，但如果連這些聲音都沒有的話，我們這個攝影的生態也就太可憐了，這是一種生態的建設。

仔細想想，我們人口這么多，攝影人也是這么多，我們不能總是在發燒器材，而不產生作品。我們應當看到攝影家的視點，去梳理什么更重要。遠的不說，民國就有非常多優秀的藝術家、攝影師，比如駱伯年、金石聲等，它們有很成熟的藝術體系、攝影的概念。攝影到現在不過200年歷史，這些攝影師是我們還能接觸到的，他們都還有家人，保留和利用這些作品，但顯然不能永遠靠家人。這么好的作品，應該在國家的博物館里收藏，給他們一個很好的位置，才能夠起到對大眾更好的教育作用。教育和傳播是很重要的。

這個事情難不難？我覺得是有幾個層面的因素：人當然是首要的，還有就是制度，有沒有一個體系，這和幾年前我在別的場合表達過的沒有區別。人在這個位置上，想做一些事情，那就有機會。比如說廣東美術館的王璜生，做了攝影雙年展，也做了攝影的傳播和研究。但有時候人一離開，后面的人興趣點不一樣，可能就斷了。現在新的館長王紹強也對這方面有研究，所以又重新啟動起來。但實際上不能因為人走或人的偏好就影響了機構的核心，還是需要有一個制度，有一個宗旨，建立起一個生態要有人去維護。無論注重的是哪一個版塊，是歷史的、文獻的，還是當代藝術的，都有太多空白可做。

中央美院和中國美院都成立了攝影部，我覺得這當然是好事，但要是沒有一筆經費和人員組成就沒有用。成立一個部門，就要有專門的人力和預算具體去操作。院校里有攝影部是好事，但預算還是要明確的。一年多少預算，全部用在影像上面，不是說一個囫圇的“藝術”門類，有了預算也被油畫、版畫、水墨其他版塊分割了，等于又是空白。然后要去做收藏計劃，要收藏三個、五個藝術家，經過委員會或者別的什么機制來推薦，這樣才有機會慢慢做起來。

國外的美術館或者博物館做收藏，其實也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做起來的。他們也就是比我們早幾十年。關鍵是，如果我們現在有這個意識，那也是不晚的。關鍵要覺得這個重要，要去做。

Vessel 系列作品之一。具本昌作品。藝術家由三影堂+3畫廊代理。

煤場里的佛像，寧夏。《北流活活》系列作品之一。張克純作品。藝術家由三影堂+3畫廊代理。

《鏡子》系列作品，2017~2018。劉珂&晃晃作品。藝術家由三影堂+3畫廊代理。

澎湃新聞： “其實現在是中國攝影家最好的時期，對收藏家來說也是最好的時期。” 2014年，你曾在采訪中提到中國攝影和收藏家處于這樣的一種環境，怎么理解？

榮榮：為什么我會這么說呢？因為還沒有資本進來，也還沒有投機者進來，也就是說還可以買得起，實際上到現在還是這樣。買一張畫可能是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但是你有這樣的一筆錢，都可以買攝影師最重要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對收藏家來說，作品很少人去觸及，就還可以拿得到手。而對攝影家來講，現在中國社會在高速變化發展中，整個外界的變化很刺激，視覺上就非常的豐富。作為攝影家，有本能、敏感度去關注社會當下的一些問題，能夠表達出來，就是“很好的”一種現狀，關鍵是如何用攝影的語言去表達出來。

而對三影堂來說，其實收藏非常有限。在三影堂創辦之前，是我跟映里的有一些收藏。在2000年到2004年左右，我們的一些作品被收藏了，我們也就更有機會去收藏別人的和我們喜歡的大師作品，那時候就是很單純憑個人喜好開始收藏。2007年三影堂正式成立以后，我們要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明天能不能不關門”，所有的資金基本都圍繞著運營和攝影展覽的相關事項進行了。

2009年三影堂開啟了面向全球華人、一年一度的“三影堂攝影獎”項目，意圖將中國當代新銳攝影介紹給廣大公眾，進而推動中國當代攝影的發展。“三影堂攝影獎”大獎是八萬元的獎金，獲得者的作品也會留給三影堂，算作我們的一類收藏。畢竟無論如何，做收藏還是需要一大筆資金一直投入在里面，如果有非常喜歡的，我們肯定也不會放棄機會。

2019年，“三影堂攝影獎”頒獎。

2018年，“三影堂攝影獎”入圍藝術家和評委。

2012年度第四屆三影堂攝影獎大獎得主
張晉
又一季：歸城
明膠鹵化銀

2013年度第五屆三影堂攝影獎大獎獲獎藝術家
李俊
“無常時”系列之一
2008

2014年度第六屆三影堂攝影獎大獎得主  
朱嵐清
負向的旅程 手工書

2015年度第七屆三影堂攝影獎大獎得主
陳蕭伊
Koan 系列之一
凹版印刷

澎湃新聞：除了收藏，我們也希望了解三影堂在日常是如何運作展覽、收藏、學術和公教等不同方向的內容，有沒有過困難的時期？

榮榮：大家普遍了解的是，我們有展覽、畫廊、出版、咖啡店。但其實又不止這些，比如攝影節、公共教育都是很重要的部分，以前還有藝術家駐地項目，現在主要是在廈門。實際操作上，在展覽里，攝影作品會在一個非常安靜的空間里，一個被尊重的區域、一個墻面，讓大家到來，去看、去對話、去了解影像的獨立性。同時，也要通過很多活動來傳播——我們做攝影節、教育項目、培養青年藝術家，都是在傳播攝影這門語言的價值，讓人讀懂一幅照片所蘊含的內涵是什么。

三影堂北京和廈門兩個場館各自獨立，作為創辦人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來的。從最開始的“明天會不會關門”，沒想到很快就到了2017年的10周年，當時評選大獎場面還歷歷在目。明年就16年了，真是感慨。現在回想創辦第二年2008年碰到金融危機，那個時候是最難的，草場地還有很多國際畫廊一夜之間就關閉了。如果當時撒手說不做了，可能到今天也不再有可能再開起來，堅持扛過去，撐下來了。想想為什么呢，在中國沒有需求就不可能活下來，那么一定是因為有需求也有這個市場，并且有人（包括媒體）一直在關注，他們有這個好奇心要去了解，那么或多或少就有來參與。

其實很多人有欣賞攝影這個需求。這幾年我們會評估一些展覽，門票的收入還是挺可觀的。尤其是一些大師的展覽，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是有可持續需求的。

關于運營的資金方面，我們還是靠天吃飯，比如說新冠疫情的影響就真的很大，所以只能去順應自然，有很多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疫情的關系，三影堂攝影獎目前暫停，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再開始，畢竟我們還是希望評委和攝影師能有一個面對面的交流的機會。

攝影還是很豐富的，我們很難憑一己之力什么都顧及。像你提到一些新的民間攝影獎項，我覺得是很好的，有更多這樣的平臺可以讓年輕人發聲。但我覺得這樣的平臺在中國還是太少了，最好還有三個四個五個，畢竟中國（人口）基數有多大啊。在歐洲，你看影像機構、研究所、美術館真的是很豐富，館藏、運用，開放程度都相對比較成熟了，所以這樣一對比，我們真的還是太少。

三影堂外景（北京）

三影堂咖啡廳（北京）

三影堂攝影書店（北京）

三影堂圖書館（廈門）

澎湃新聞：中國攝影收藏的特點是否已經建立起來？

榮榮：如果說官方的攝影收藏，就我所知確實很有限。記得有一年中央美院美術館做了收藏展覽，但還是很不夠。有一點很明確就是必須要有獨立的基金，要有一個獨立的版塊，建立起攝影部，因為攝影也涉及到材料和工藝，沒有人員，就沒法下手去收藏。對于文獻，就更不用說了，搜集、整理、保存都尤為重要。

我還是希望官方能有大的動作，那對于攝影收藏是非常重要的推動。而且遲早會有的。有更多的聲音來呼吁，就能看到改變吧。

如果美術館沒有把攝影作為當代藝術中具有獨立性的領域來看待，不給予充分重視的話，我想中國攝影收藏很大程度上確實還是塊空白。

以我在北京三十年的生活經驗，也接觸到一些人，早期到潘家園跳蚤市場，有看到老照片，但基本都是外國人買，他們比較有這個意識去收藏。我在北京時間比較早，做創作，也引起了關注并且被收藏，所以可以成為獨立的職業藝術家，然后被認可。我能感覺到，本土對攝影的敏感度不高，對攝影這個媒介是不是藝術品定位這個問題，國內的藏家沒有看好，也沒有看懂，這個是我們自身的問題。你說中國沒有攝影收藏家么？其實不是，完全不是。而對其他有收藏意愿、收藏能力的那些人，有沒有條件，有沒有可能讓他成為藏家，取決于體系里有沒有攝影教育的環境，有沒有讓人認識到攝影的價值，這些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所以，如果到歐洲，我們可以看到泰特、蓬皮杜或者MoMA，他們對待一張照片是什么態度，什么樣的安排。那在我們的大環境中，攝影師能在很好的地方展出么？有，但很少。所以公眾就不會認為攝影是藝術品。國家有這個意識，給予尊重和重視，有這個觀念的轉變，很難，但很必要。其實在國外美術館經常能看到這樣的制式，比如說泰特，我就能看到培根或者畢加索的一張畫，然后培根同時代哪一位攝影師的作品會在旁邊展出，他們一視同仁地被重視。在一個時代里，有不同的藝術家選擇用不同的媒介，雕塑、油畫等等，還有的用攝影，不是一樣嗎？他們只是選擇用攝影的語言來表達。這是從教育，從傳播就缺失的。大量攝影收藏家的誕生，語境里要傳播的東西很重要。

如果未來在公立的美術館里，有更多的攝影被收藏、被展示，對于藏家或者對攝影有興趣的人，就會更有自信，這是藝術品。雖然說起來在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幾十年的差距，但是有這個意識，認識到不足的地方，就會有改變，這個生態就會繁榮起來，否則就提不起勁來。

我們有大量的好的東西被埋沒。如果被重視了，就能得到挖掘整理和傳播，那么起到的效應就會更大。

澎湃新聞：攝影收藏需要藝術機構的學術支持，目前發展及互動如何？

榮榮：每年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的“中國律動”板塊，我們都聯合一所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共同呈現，由他們來策劃這個板塊的展覽。比如前年魯迅美術學院展出了他們的師生作品，去年中央美術學院也會有自己收藏的展覽策劃。一般是由我們邀請，然后與策展人交流，再請他們提案，然后再提一些意見，形成共同發起和策劃的最終項目。我們能夠看到很多新鮮的血液會注入進來。

2020年，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在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上的展出。

2020年，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展出現場。

2019年，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展出現場。

澎湃新聞：三影堂目前在國內類似機構中大概處于什么樣的位置？有什么樣的優勢？

榮榮：實際上我并沒有太想過這種問題，只是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就想著一定要發出聲音。計劃沒有變化快，目前能夠按部就班的持續下去我就很開心了，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我現在沒有過多參與日常的管理，因為我又回歸到攝影家的身份上，在創作一些東西。我們的團隊很不錯，有自己獨立開拓的視野，北京和廈門兩個團隊的人員也都很年輕，并不需要我做什么樣的規劃。現在有新的發展趨勢，這是很好的。雖然我們是發起者，但是作為藝術家，也會有一些局限。比如我們的喜好會很個人，這個做、那個不做，但是作為一般機構要運轉，就要更多元、更豐富、視野更廣。我們雖然有很好的初心，但并不是很合格的管理者。

到目前，三影堂還是這樣在運作，沒有基金會介入。我們的機構設有一個運營總監，兩個館長，我自己更多的是在學術上把關。日常的運營、瑣碎的事情就交給更專業的人員去處理。基本這6年來，我退出具體的日常管理了。我們知道一下最近的展覽信息，討論一些大方向就可以。

另外，三影堂現在正與法國阿爾勒攝影節進行合作，這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我們作為一個民間機構，能與國際上非常有影響力有學術性的攝影節建立這種合作，非常順利，也很幸運。這樣我們可以把世界上最好的作品帶到中國來，也可以把中國最好的攝影家帶到世界去，發出自己的聲音。

2017年，三影堂展覽（廈門）

2016年，三影堂展覽（廈門）

2018年，三影堂展覽（北京）

2021年，“徘徊久-具本昌攝影（1990-2021）”展出現場（北京）。

2021年，“徘徊久-具本昌攝影（1990-2021）”+3畫廊現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