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譯莎工作之艱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畢身精力，殆以盡注于茲矣。”

自1935年春開始只身挑戰卷帙浩繁的《莎士比亞全集》，到1944年末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朱生豪人生最后十年的譯書歷程，在他的《譯者自序》中化作如此輕巧而沉重的一句。

2月2日是朱生豪104周年誕辰的日子。這位中國莎士比亞戲劇譯介史上的先驅，以32歲的短暫人生譯出莎劇31部半，放到如今亦如不可能完成之任務，遑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代、物質條件。一本牛津舊版的《莎士比亞全集》、兩本詞典、因在戰火中佚失而譯了三個版本的《暴風雨》，加之疾病貧寒時的四處漂泊……如今的譯者們是否過得太安逸，以致當年字斟句酌、苦心孤詣的傳統盡失？

在朱生豪的日記、書信、傳記中尋章摘句，拉出一張屬于他的書單，會發現這清苦、哀怨的讀書人亦有無異于常人的樂趣，以及超脫于俗世的精神。

兩部詞典

若沒有苦譯莎翁的十年艱辛，朱生豪會從事何種文字工作？他自己已有答案——編詞典。

為了躲避戰火而棲身夫人宋清如常熟老家時，朱生豪隨身所帶除了牛津版的莎翁全集，就是兩部詞典——一部是《牛津詞典》，一部是世界書局出版的《英漢四用詞典》。仍在世界書局工作時，他曾在書信中簡單記述一天的時間安排，其中就有：“七點半起床，八點鐘到局，十二點半吃飯，下午一點鐘到局；辦公時間除了盡每天的本分之外，便偷出時間來翻譯，查字典……”

朱生豪1933年從杭州之江大學畢業后，經當時上海世界書局英文部副主任林漢達面試，在此謀得的第一份生計，正是編詞典。他在戰時隨身攜帶的《英漢四用詞典》，其實是自己參與編纂的，所謂“四用”即求解、作文、文法及辨義。這本詞典詞條不多，部頭不大，而主編是當時書局的編譯主任詹文滸，也正是他授意朱生豪翻譯莎劇的。

但顯然，偏重實用性的《英漢四用詞典》愈發無法滿足朱生豪對于莎劇詞句的推敲。在常熟避難的日子，他常常苦于無人探討，又無書參考的窘境。尤其遇到語帶雙關、插科打諢抑或一些不雅的用典時，也只得模糊簡化，盡失其妙，也成了朱生豪本人的遺憾。

在朱生豪心中，翻譯與編纂孰輕孰重？答案竟是后者。雖然已成中國翻譯史上之經典，但他初到世界書局時，卻最忌諱別人把他叫做“做翻譯的”。他后來在書信中寫道，在大學二年級之前，“我根本不想我會干（或者屑于）翻譯”。此后，但凡有人問他是否在局里做翻譯，他無一不回答：“不，做字典。”雖然這編舟記要比翻譯更加瑣碎和繁復，但他要執拗地強調自己不止一種技能。

但也正是有了詞典編纂的基礎，加之當時與之共事的詹文滸、葛傳槼等前輩的影響，朱生豪對于翻譯中用詞準確性的推敲，也如編詞典一般講究。以至有時一日下筆萬言，有時數日不挪寸步。如嚴復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躕。

課外讀物

雖是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父母早亡，但朱生豪必是有家學淵源的。這從他與其弟朱文振的爭論中可知一二。就讀于中央大學英文系的朱文振欲試以元曲翻譯莎劇，哥哥不置可否，只是說莎劇并非陽春白雪，其精髓在雅俗共賞。于是兄弟倆默不作聲地開始了翻譯競賽，而朱文振依照其理念譯成的幾部歷史劇，卻并未流傳至今。

除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積淀，以愛國之名從事譯事的朱生豪，也如那個年代的青年一樣，著迷于廣泛涌入的沙俄和蘇聯文學，這也得益于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壇先驅大力譯介。有趣的是，當時的魯迅亦已留意到莎士比亞的作品，并期望林語堂能接過重任，而魯迅手頭正在苦譯果戈里的《死魂靈》；最終實現魯迅夙愿的朱生豪，在清苦寂寥的翻譯間隙也與果戈里結緣，在書信中提到“上次在金城看演果戈里的《巡按》（注：即《欽差大臣》）”。

朱生豪也愛看電影。看過根據普希金小說《杜勃洛夫斯基》改編的電影后，他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雖不如《靜靜的頓河》、《雷雨》那樣雄渾有力，卻是“純真的文學電影，清麗極了”。值得一提的是，《杜勃洛夫斯基》最初被譯介至中國，正是刊于魯迅與茅盾共同發起的《譯文》雜志之上（1937年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魯迅本人主編了《譯文》的最初三期）。

在那期間，朱生豪還對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多有涉獵。有一回趁著書店賤賣，他還入了喬治·艾略特的《織工馬南》等多本，但讀后始終覺得不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那樣感人至深。事實上，朱生豪心中也將這些作家逐個排號：艾略特不如狄更斯，狄更斯不如薩克雷，而英國作家整體不如法國、俄國——他曾在字里行間將福樓拜、屠格涅夫稱為“天才”，而英國作家只是工于局部，未成渾然之氣。

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在囊中羞澀之時一次次走進電影院，觀看狄更斯的《塊肉余生》（注：即《大衛·科波菲爾》）抑或薩克雷的《名利場》——后者他還刷了兩遍。

更有趣的是朱生豪夾雜于信間的書評和影評，寥寥數語，雖未能盡得其義，也算是真情流露，哪怕連男女主角的名字都記不真切。但他這些質樸的評判，在他譯莎的過程中也一脈相承。他認為艾略特“寫情”頗佳，狄更斯“塑人”有術，而薩克雷則能將世俗風物描摹于筆尖（“文章也許是Thackeray寫得好”）。朱生豪譯莎之時先攻《暴風雨》，亦是覺得相比起《仲夏夜之夢》那樣“抒情的狂想”，《暴風雨》更像“對于人間的觀照”；從而“擺脫了句法音律的束縛，有一種老筆渾成的氣調”。

再聯想到國家與個人的境遇，下筆不免有悲愴。

尾音

比起那個已經封存于中國翻譯史與莎學史中的大名，以及與妻子宋清如之間遣詞造句高超的情書，朱生豪理應比當代人所理解的鮮活與生動許多。

譬如，他在那個時代就已愛讀英文雜志Esquire（即《時尚先生》），并譯了其中一則影射阮玲玉事件的故事《鐘先生的報紙》。即便戰火紛飛，清苦難熬，他也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譯者。相反，世間紛雜，所思所感，也都融入閱讀與翻譯的每一處細節之中，甚至物化為落在紙上的一切。從《暴風雨》開始，深感所謂“理想社會”、“黃金時代”之不存，便只得與主人公那樣“迎著怒海呼號，迎著狂風悲嘆”，末了感懷“也許更能體味一番作者當時的心境吧”。

也許當代人能用極為規范化的表達敘述朱生豪的成就——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翻譯莎士比亞戲劇31部半，打破了英國牛津版按寫作年代編排的次序，而分為喜劇、悲劇、史劇、雜劇四類編排……也有研究者贊其因愛國而翻譯的義舉，雖然我認為這遠沒有上升到“主義”的高度，但當時那份憤懣的情懷的確是當下不可復制的。

只有如此，才能安然地在《譯者自序》中拋出一句“知我罪我，惟在讀者”。得失寸心知的譯事，“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的羞恥心，及嘔心瀝血然后付梓的釋然，如今早已成了稀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