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職工每年用于宴請活動的開支平均為4000～10000元，有的家庭年均隨禮金額高達2萬～3萬元，少數甚至高達5萬～6萬元；鄉村群眾開支為2000～5000元……有一戶村民辦喪事，準備宰殺120頭牛。

四川金陽縣的上述人情開支水準，并不說明當地民眾生活水平不錯，真實情況是，該縣位列“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這樣的經濟發展水平，支撐不了這樣的人情開支。民眾為此不堪重負，苦不堪言。

人情社會的交往規則具有更大的裹挾效應，只要在當地生活工作，盡管有一萬個不愿意，也不得不參與這種習俗，否則將被逐出人際交往圈，寸步難行。

而通常隨禮者也有盤算：婚喪嫁娶家家都會遇到，每一次出血，最終會有“回本”的一天，從長遠來看，誰也不吃虧。基于這種考慮，這種習俗有著頑強的生命力。

不過，婚喪嫁娶的一整套儀式，在今天很容易成為家庭與家庭之間相互攀比的極少數難得機會，于是在很多地方，婚喪嫁娶的開支趕著浪頭往前沖。習俗因此成為陋習。

怎么“端風俗”“正人心”？金陽縣的辦法是由政府制定文件，以10條剛性規定，遏制婚喪高額禮金和鋪張浪費之風，比如：婚嫁禮金總額不超過6萬元；婚嫁中送親接親車輛不得超過6輛；喪葬活動中親屬一方奔喪車輛不得超過5輛……包括普通群眾都得遵照執行。

新聞報道說“一些婚喪嫁娶中大操大辦等行為得到有效制止”，那位準備殺120頭牛辦喪事的，也按規定改為只殺6頭牛了。

政府對攀比性的“隨禮”采用強制措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治理效果。但問題在于，如上所述，“隨禮”本質上還是一種物質利益的交換，明面上可以遵守政府規定，照章“隨禮”，但私下里卻可以不上賬面為事主彌補損失，以維持“禮尚往來”的默契。履行監督職責的機構如何能斷定那么多普通公眾的賬目不是“兩本賬”？真要嚴格“執法”，得派出多少財會人員和“臥底”才行？而為此需要付出的行政執法成本大到什么程度，則無法測算。

問題還在于，隨著時間推移，硬性規定如果仍未起到扭轉陋習的作用，那么一旦出現執法“疲軟”，則硬性規定最終形同虛設。

突破“陋習人人厭棄，但人人束手無策”的怪圈，借助政府推手革除陋習固然重要，但政府為此要付出巨大的執法成本，最終它會以稅收等形式，轉移到公眾身上，而且這一過程中，效用遞減是明顯的。因此，政府推手只是一個重要的開頭，后續的移風易俗，實有賴于社會自治。而社會自治不發達，則所有大小責任都由政府承擔，只能使政府負擔沉重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