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離不開國家

文字創(chuàng)制、文字改革是國家行為，帶有強制性。

秦始皇搞“車同軌，書同文”，短短十來年，六國文字，說廢就廢了。解放后，我親眼目睹，大陸推行簡化字，也是短短十來年，就沒人會寫繁體字。過去，文改會每天都接到很多拼音方案，只要政府不批準，全是白搭。這些方案后來轉(zhuǎn)化成電腦漢字的輸入系統(tǒng)。

中華文明是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俱全的文明。三要素中，中國人尤重文字。古人常拿“立史紀事”當文明標志，比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史記·秦本紀》），就是秦國歷史上的大事。《千字文》：“乃制文字，乃服衣裳。”也是把有沒有文字跟穿不穿衣裳相提并論。

雖然，學者指出，國家不一定非跟文字掛鉤，如印加文明就是沒有文字的國家（用魁普即結(jié)繩的方法記事），蘇美爾的國家權(quán)力也先于文字。

現(xiàn)在，“文字離不開國家，但國家可以沒有文字”，在國際學術界被視為定論，但國和國可大不一樣。種地的跟騎馬、航海的不一樣，小國和大國不一樣，松散聯(lián)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樣。中國大一統(tǒng)，沒有文字，不可想象。

其實，我們應該分析的是，什么樣的國家不需要文字，什么樣的國家沒文字不行。

鄭也夫說，“唯國家權(quán)力可望產(chǎn)生文字，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都一定會創(chuàng)造文字。換言之，文字依賴國家權(quán)力，國家權(quán)力依賴文字——這兩個命題是不對等的，前一關系是非它不可，后一關系是有它方便。”

“方便”二字很重要。

國家，有沒有文字可大不一樣

中國的很多民族，特別是游牧生存圈的民族，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往往不立君長或分種為酋豪，好像無政府主義者或地方自治主義者，自由散漫，民主得很。對他們說來，文字可有可無。他們祖祖輩輩，沒有文字，活得好好的，沒錯。中國史料記載，他們在步入大帝國之前，往往都是靠結(jié)繩刻木記事，以言語為約束，情況與印加文明相似。但他們跟漢族打交道，模仿漢族，把松散的部落攏一塊兒，編戶齊民，建大地域國家，情況卻不同，沒有文字還是不方便。

藏文是松贊干布命通米桑布扎創(chuàng)制，契丹文是耶律阿保機命耶律突呂布和耶律魯不古創(chuàng)制，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榮創(chuàng)制，女真文是阿骨打命完顏希尹創(chuàng)制，回鶻式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命回鶻人塔塔統(tǒng)阿創(chuàng)制，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創(chuàng)制，老滿文是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噶蓋創(chuàng)制，新滿文是皇太極命達海改制。他們的文字，有些借自近鄰，利用現(xiàn)成文字，有些參考其他文字，根據(jù)本族語言的特點加以改造，既考慮自己好使，也方便與他人交流。

文字和大地域國家有關。起碼就多數(shù)情況看，創(chuàng)制文字是從部落生活邁向大帝國的一道重要門檻。蒙古入主中國，滿族入主中國，不光在本族內(nèi)使用本族文字，還允許被征服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前者是六體并行，后者是五體并行，覆蓋面比漢地更廣。

歐洲建東方學，各種古文字的破譯是靠古代銘刻的多語對讀。這些銘刻都是古代大帝國的遺產(chǎn)。1814年，雷慕沙在法蘭西學院開設漢學講座，他是從《五體清文鑒》和滿漢合璧本入手。當時的漢學講座是漢、滿、蒙三語講座。

漢字和大一統(tǒng)

我跟漢學家交流，他們常問，中國為什么沒有史詩？我說，原因很簡單，中國，書面語太發(fā)達，早就跟馬背行吟船夫曲拉開距離，我們根本用不著這玩意兒。史詩，特點是口口相傳，《詩經(jīng)》有《大雅》《周頌》，雖然有幾篇庶幾近之，但中國的歷史記憶，主要靠寫不靠唱。

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中國，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驚小怪。鄭也夫說，中國人不愛辯論（辯論跟獄訟、哲學、宗教關系很大）。辯論是面對面，只有小村小城，抬頭不見低頭見，才當街抬杠。書面語，沒準相去十萬八千里，只能背對背。

中國和歐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歐洲，中世紀以來，所有人信同一個教，但沒有統(tǒng)一的國家；中國，秦漢以來，國家大一統(tǒng)，宗教多元化。信教，群眾基礎是愚夫愚婦，認不認字無所謂，但國家，幅員廣闊，沒有政令統(tǒng)一玩不轉(zhuǎn)。

中國，大一統(tǒng)叫“車書一統(tǒng)”，車是郵驛，書是文字。大地域國家，要用統(tǒng)一的文字抄寫文件，用統(tǒng)一的郵驛系統(tǒng)傳遞文件，非此不能納萬里于方寸，運天下于指掌。這事在世界上并非孤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條御道連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蘭文、波斯文三體書寫，埃及和小亞，還兼用當?shù)匚淖帧＿@是國家發(fā)展的高級形態(tài)。

元朝六體并行，清朝五體并行，和波斯類似。

現(xiàn)在的機場、觀光點，外國游客多的地方，經(jīng)常多語并行，全球化也離不開這一手。

小國寡民可以沒有文字，松散聯(lián)合的大國也可以沒有，但像中國這樣幅員廣闊、人口密集，靠郡縣（或府廳州縣）和文官統(tǒng)治的國家，不能沒有文字。

文字大一統(tǒng)和國家大一統(tǒng)是成龍配套。

我手不寫我口

中國大一統(tǒng)是車書一統(tǒng)。只有書同文，口語統(tǒng)不起來。統(tǒng)不起來就算了。歷史上，各地人說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種字。老舍、趙樹理、魯迅、郭沫若用同一種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種字。粵語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后，大陸推行漢語拼音，漢語拼音和推廣普通話是同步進行。中國太大，方言不統(tǒng)一，拼音玩不轉(zhuǎn)。

黃遵憲倡“我手寫我口”（《雜感·大塊鑿混沌》），“五四”運動倡白話代文言，原因是中國書面語，長期脫離口語，我手不寫我口，文字并不記錄口語。即使白話創(chuàng)作，很多也是假口語。

我手寫我口，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順理成章，也很符合西方語言學的定義。雖然他們也有文字拼寫脫離口語的情況（如來國龍舉英語為例），但遠不如我國嚴重。

中國文字，特點是超口語，憑文字橫行天下。漢唐以下，甭管口語怎么變，書面語還是老一套。普天之下，殊方異言，相去萬里，但口語不通文字通。我到香港問路，語言不通沒關系，寫個字條，一看就懂。

朝鮮、日本、越南借用漢字，受漢文化影響最深，他們的漢字也超口語。

可見文字雖然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但并不等于說，文字和語言是如影隨形，文字是語言的尸體，文字是語言的照片，一點兒獨立性沒有。事實上，在漢語環(huán)境下，我們讀書，經(jīng)常不是讀書，而是看書，一目十行，拿眼掃描，字是靠形體分辨。

古書，形聲字，聲旁反映的是上古音，讀字讀半邊，多半念白字。如果沒有反切，沒有注音字母，沒有拼音字母，只憑音某讀若某，經(jīng)常讀不準，實在沒轍，干脆不吭聲，默記在心。反切是翻譯佛經(jīng)的產(chǎn)物，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是近現(xiàn)代才有，都受外來影響。

兩種文字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六書說，古代的文字教學法和字典編纂法

字書，秦有《倉頡》，漢有《急就》，既是蒙學課本，也是訓練書吏的教科書，出土發(fā)現(xiàn)頗有之。《倉頡》四言，《急就》雜用三、四、七言。四言流行于秦代，三言和七言流行于漢代。這類字書是用順口溜編排文字內(nèi)容，還不是字典。字典要有一定的編纂體例。

許慎《說文解字序》提到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六書最初是文字教學法，許慎用作《說文》的編纂體例。許慎六書怎么講，我們只能根據(jù)他的解釋和舉例。

一、指事（也叫象事、處事）。指事字多用于表達抽象概念（如數(shù)字、方向、位置），許慎舉上、下二字為例。這類字是以點線類的筆畫為抽象符號，學者多把這類符號和加有這類符號的字叫指事字。

二、象形。象形字多為名物字，許慎舉日、月二字為例。這類字是用線條勾勒的圖形表現(xiàn)物體形狀。

三、會意（也叫象意）。會意字是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字組合在一起，表示某種抽象概念，許慎舉武、信二字為例，他的理解是“止戈為武”、“人言為信”。這種解釋雖未必符合造字者的初衷，卻很可代表許慎時代的成說。以上三類是一大類，有時界限很難分。

四、形聲（也叫象聲、諧聲）。形聲字是由形旁、聲旁構(gòu)成，《說文》主形不主聲。許慎舉江、河二字為例，它們是列在同一部首下，形旁相同，聲旁不同。這類字最多。

五、轉(zhuǎn)注。什么叫轉(zhuǎn)注，學者爭論最大，越說越亂，很多人干脆放棄。我理解，轉(zhuǎn)注是訓詁體例。訓詁，有形訓、音訓、義訓。《爾雅》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擱一塊兒，轉(zhuǎn)相訓釋，屬于義訓。《釋名》多用音訓。《說文》主形，許慎的訓詁，特點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即在同一部首下，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放在一起或列為一組，轉(zhuǎn)相訓釋。如許慎舉考、老二字為例，考、老都在老部，老部十個字，前九字都跟老有關，老訓考，在頭，考訓老，在尾，即屬這一類。

六、假借。假借字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如漢官有令、長二職，本無其字，借號令之令和長遠之長為之。《說文》體例是一字一義，假借的用法，一般看不到，但聲旁離不開它，字義孳乳離不開它。

漢字以形聲字為主，指事、象形、會意只是它的構(gòu)形要素，假借是音之用，轉(zhuǎn)注是義之用，皆字典編纂法所不可或缺。戴震把它概括為“四體二用”。

《說文》是以形旁為主的字典。《說文》五百四十部，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萬物雜陳，好像博物館，有點像雅學分類。

三書說，現(xiàn)代古文字學家的偏旁分析法

西方破譯古文字，主要靠多語對讀，我國不一樣，主要靠漢字本身的前后演變，字形分析很重要，特別是在缺乏辭例線索的情況下。三書說是現(xiàn)代古文字學家受西方語言學啟發(fā)，從形聲字逆推，重新歸納和發(fā)明的偏旁分析法。

一、唐蘭三書說，是以獨體象形字為象形，以合體象形字和會意字為象意，以形聲為聲符文字。他把四體中的指事取消，歸入象形，沒有轉(zhuǎn)注、假借。

二、陳夢家三書說，是把指事、象形、會意歸為一類，統(tǒng)稱象形，用以分析形旁；把假借算第二類，用以分析聲旁；把形聲看作兩者的結(jié)合，算第三類，沒有轉(zhuǎn)注。陳夢家的象形是廣義的象形，既包括許慎的象形，也包括許慎的指事、會意。他的象形是指形旁的形。

三、裘錫圭三書說，是以表意為意符，假借為音符，以意符加音符等于形聲。此說與陳說大體相同，只不過用表意代替陳說的象形，認為會意比象形重要，象形比指事重要，把表意當指事、象形、會意三者的總稱，并把假借的概念擴大，既包括許慎所謂本無其字的假借字，也包括本有其字的通假字，同樣沒有轉(zhuǎn)注（1988年）。

這類分析法是現(xiàn)代人為破譯古文字而創(chuàng)造，與許慎時代的文字教學法和字典編纂法并不完全一樣，也不必一樣。

裘錫圭的表意字

裘錫圭的三書說，特點在表意類。他的三書，一方面吸取陳夢家的假借，以假借為聲旁之源；另一方面，又反對陳夢家以象形統(tǒng)括指事、會意，主張用會意統(tǒng)括象形、指事，以表意為形旁之源。

裘先生把表意分為六類：

一、抽象字，書中舉例，一、二、三、四是數(shù)字，上、下是位置，囗（方）、○（圓）是形狀。上、下是許慎指事字的代表字，他算抽象字。

二、象物字，如山、水，即許慎的象形字。

三、指示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號，和上述兩類都有關系，比如本、末。本、末和上、下屬同一類，都是表示位置。很多人都把許慎的指事理解為這一類，但許慎的指事，從他的舉例看，卻是上面的第一類。

四、象事字，裘先生強調(diào)，這類字的特點是象事不象物，但與他的象物字不好區(qū)別，所以在前面加了限定語，叫“象物字式的象事字”，如■（左）象左手，又（右）象右手，夨象側(cè)頭，屰象頭朝下。

五、會意字，指會合兩個以上意符創(chuàng)造新概念的字，底下又分六類，在表意六類中數(shù)量最多，分類最繁瑣。

六、變體字，指增減筆畫和改變方向（指顛倒位置）的字。

從字面看，裘先生的表意有點像是回歸唐蘭，但裘先生的表意比唐蘭的象意寬，反而與陳夢家的象形范圍一致。他的表意與陳夢家的象形所指并無不同，只不過他更強調(diào)文字表達詞義和語義的一面，有更明顯的定義說傾向。陳夢家說，象形是由形而得意，假借是由音而得意，形聲是由形與音而得意。其實，任何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裘先生的表意并不一定比陳夢家的象形更合適。

裘錫圭的記號字

裘先生說，字符分三類，意符、音符和記號。意符與詞義有關，音符和語音有關，記號跟語音、詞義皆無關（1985年）。這也是從語言學的定義看文字。他認為，只有與語音、語義有關的字才是字，記號不是語言學定義下的字，所以既不在三書內(nèi)，也不在六書內(nèi)（1988年）。

裘先生說的記號字是什么字？聽上去比較繞。

一、數(shù)字：裘先生說，中國的十位數(shù)，除九是假借字，其他是幾何形符號，這些符號可能是吸收他所謂的甲類符號（1989年A）。他把這些符號分為兩類：一、二、三、四算抽象字，五、六、七、八算記號字（1988年），十算什么，不詳。

二、干支：裘先生說，十干中的甲、乙、丁、癸算記號字，可能也是吸收他所謂的甲類符號（1978年），其他算什么，不詳。

此外，意符加記號，聲符加記號，他叫半記號字（1988年）。

記號字和半記號字，本來很少，但裘先生把所有喪失表意、表音功能，不再反映原有字形和讀法，只具有符號意義的字視為記號字。比如漢字演變?yōu)殡`、楷后的字，往往看不出原來的字形和讀法，在他看來，很多就是記號字或半記號字。如果這樣的字叫記號字，可就太多了。

上述定義和分類顯然跟他對新石器時代兩類符號的看法有關。在他看來，甲類符號跟語音、詞義無關，不算文字；乙類符號至少跟他的表意字有相似性，離文字的概念比較近。

符號字和圖形字

漢字，從形體角度講，主要分兩大類，一類是符號字，一類是圖形字。前者很少，后者很多。講字形，后者比前者重要。講起源，前者不容忽視。我認為，裘先生的六種表意字和他所謂的記號字均可歸入符號字和圖形字。兩類就夠了，不必分得太細，太細則徒增紛擾。

一、符號字

（一）筆畫字。橫（ー）、豎（ㄧ）、撇（ノ）、捺（ㄟ）、點（ヽ），許慎都算字，其實是構(gòu)形要素。裘先生的抽象字、指示字、記號字和半記號字，其實就是利用這類符號作構(gòu)形要素。

（二）標點字。句讀號（丶）和鉤識號（レ），許慎也算字。裘先生好像沒提到。

（三）數(shù)字。甲骨文，一、二、三、四用橫畫表示，五、六、七、八用兩畫交午或分合表示，九是肘之初文，十用豎畫表示，廿、卅、卌是十的合文形式（并非表現(xiàn)結(jié)繩），除去九，都是模仿算籌排列，似乎不必分為兩大類。清徐灝有“先數(shù)后文”說，合于蘇美爾的發(fā)現(xiàn)。《易經(jīng)》八卦的陰陽爻，據(jù)張政烺考證，并由清華楚簡證明，也是從數(shù)字發(fā)展而來。古人有文字起源于籌策、八卦、結(jié)繩說。葛英會說，三說皆與記數(shù)有關，數(shù)先于文，是最早的文字，數(shù)字不應排除在文字之外。

（四）干支字。古人用于記時日，和數(shù)字一樣，是古代最重要的符號字。商代習字刻辭主要就是拿干支作練習。這種字，很多是假借字，但甲、乙、丁、癸是典型的符號。裘先生只把甲、乙、丁、癸算他所謂的記號字，但從功能角度講，干支都是符號字。

二、圖形字

有獨體、合體之分。裘先生的象物字屬前一類，會意字屬后一類，指示字、象事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號，或以象物字本身的形狀表達某些抽象概念。變體字只是顛倒左右或上下，不是單獨一類。

符號字固然是符號，圖形字也屬于廣義的符號。

定義說在文字、符號之間劃線，主要看語音、詞義。這是以成熟文字為標準，衡量原始文字。衡量的結(jié)果，當然是不夠格。《說文》雖然一字一音一義，但早期未必如此。文字的定形定音定義，從來都是歷史過程。

右文說，另一種文字教學法和字典編纂法

形聲字，一般以形旁居左，聲旁居右（但也有上下結(jié)構(gòu)者）。《說文》以部首隸字，主于形，很多通假字、異體字，被他按部首強分，根據(jù)部首，解釋成不同的字，往往與古文字的實際使用情況不符，這是該書的一大問題。

宋王圣美倡“右文說”，反之，主于聲。近世學者，受清代小學和西方語言學影響，特別重視音韻，認為詞義跟聲旁關系更大，改從聲旁認識文字。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就是按上古韻部為聲旁分類，把《說文》原來的順序打亂，重新按聲旁排列。王力編《同源字典》，也是主于聲。

右文說，跟《說文》不一樣。比如受和授，本來只有受，授予和接受都用受，后來為了區(qū)別主動被動，給授予的受加了手旁。還有徹（繁體作徹），甲骨文象以手拿開鬲，乃撤字的本來面貌，后來為了區(qū)別通徹的徹，就給撤除的撤加了手旁，給通徹的徹加了彳旁。形旁反而是起區(qū)別和限定的作用。

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館看到一部寫在戰(zhàn)國竹簡上的字書，非常有意思。它的年代比《說文》早，體例不一樣。其中有些例子是講字形，例如美，《周禮》作媺，簡文作■，它的解釋是“人植羽為美”。這種解釋跟許慎說的“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有點像。但更多的例子是以聲旁串連，把聲旁相同的字列為一組。比如聲旁為甚的字有一串，它的講法是，同樣是甚字，加一個形旁是什么字，換一個形旁又是什么字。

《說文》主形，上博《字書》主音，《爾雅》主義，正好代表了中國早期字典的三大類型。

形聲并用和圖書并行

上文說，中國的書字既可指文字，也可指用文字寫成的書。中國字是形聲并用，中國書是圖書并行，兩者有相似性。

萊辛《拉奧孔》講審美，提出過一個重要問題，為什么同是表現(xiàn)拉奧孔，雕刻和詩歌不一樣。雕刻用眼睛看，時間是凝固的。詩歌是語言，可以延展和繼續(xù)。

圖拉真石柱，有人說是最早的卡通。

亞述畫像石，不但有連續(xù)的畫面（如《獵獅圖》），還輔以榜題。我國畫像石也有榜題。

宋以來的文人畫講書畫同源，詩、書、畫、印并重，文字和圖畫也是結(jié)合在一起。

電影，早期是黑白默片，后來加字幕，后來彩色帶配音。

人類的所有嘗試，都是想把二者結(jié)合在一起。

楚帛書，既有圖，又有文，文字和圖畫（十二月神和青、赤、白、黑四木）是按四方八位加中央轉(zhuǎn)圈排列，從布局（layout）的角度講是一種文字畫。

馬王堆帛書，既有單獨的書，也有單獨的圖，既有以文字為圖題或圖注的圖，也有以圖畫為書籍之插圖的書，還有上述那種文字畫。

漢代的蘭臺石室，既收圖，也收書。《漢書·藝文志》中的書，很多都是文圖并茂的“圖書”。“圖書”一詞，現(xiàn)在還在用，已經(jīng)專指書，但原來的意思卻兼指圖、書。

“讀圖時代”不自今日始

中文圖字，含義很復雜，可以包括圖畫（picture）、圖像（image）、圖解（diagram）、圖說（illustration）、圖案（pattern or design）、圖版（plate）、插圖（figure）、圖表（table）、地圖（map）、海圖（chart）、星圖（star atlas），各種圖有各種圖的用處，英文分很多詞。

中國的圖，有些是表現(xiàn)思想，很抽象，如儒籍中的畿服圖，日書中的日廷圖、艮山圖和視羅圖，宋儒的太極圖，還有道教的符籙。

符箓，古人也叫箓圖。箓圖是符號化的圖，早期可能是具象的圖，后來代之以解散形體重新組合的符，配上代表天象的星斗。這種似字非字的“天書”，特點是“千言萬語，一目了然”。

2007年，荷蘭布里爾出版社出版過一本講中國圖文傳統(tǒng)的書：《中國技術知識生產(chǎn)的圖文經(jīng)緯》。圖是graphics，文是text。此書導論一上來有一段話，是鄭樵《通志·圖譜略》的話：“圖，經(jīng)也。書，緯也。一經(jīng)一緯，相錯而成。……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形不聞其聲。”

現(xiàn)在，我們有圖文書，有電影、電視、電腦、手機、iPad，視覺與聽覺并重，文字與圖畫并行，圖、文的界限已經(jīng)打亂。圖，不光可以看，還可以讀。大家都說，我們已進入“讀圖時代”，未來世界是圖的天下，讀圖取代讀書，早晚。

其實，“讀圖時代”不自今日始。

徐冰造字

如今還有倉頡嗎？有。我認識一個，他叫徐冰。

1989年有人辦了本雜志，叫《東方紀事》。頭一期發(fā)刊，我是作者，被請去慶祝。大家分幾桌吃飯。那本雜志，封底印了幅版畫，無題，只注作者，曰“中央美術學院徐冰”。人們紛紛議論，這是什么，是西夏文嗎？他們問我，我說不懂，后來才知道，這叫“天書”。

“天書”是徐冰出道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1987到1991年，他一口氣刻了兩千多個字，印刷、裝訂，布置展覽，費了老勁。他說，這是用點畫偏旁拼湊的“偽漢字”，故意跟大家逗悶子，但卻啟發(fā)了我對假竹簡的辨?zhèn)巍Ｖ袊僦窈啠畛跏桥R摹式，一對原件，馬上露餡。后來有一種假竹簡，我叫“天書”式，其實就是這么拼出來的。這種假竹簡，乍看全是楚文字，我學了三十多年古文字，一個字也認不出來。

1990年，徐冰去美國。他在美國創(chuàng)作了“英文方塊字”（1993年）。這種方塊字，乍看似中文，其實是把英文攢一塊兒，還是跟大家逗悶子。

2011年，“地書”出籠，他送我一本，據(jù)說是國際版。他說，他想跳出中文和英文，告別巴別塔，實現(xiàn)“普天同文”。他的靈感，據(jù)他自己說，是來自“機場的指示系統(tǒng)和飛機上的安全說明書”。

還要嘴巴干什么

嘴巴這東西，不光用來吃飯，還能用來說話。光吃飯，不說話，何異畜生？如果說話全是多余，寫書就更不必說了。

研究漢字起源，我有個謬論，考古不能解決的問題，何妨求諸人類學。比如晚近的文字創(chuàng)制，比如現(xiàn)代的都市生活。

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商品世界，Logo滿天飛。

馬路上的標志，種類繁多，比如畫條橫杠，好像欄桿，是不許進入；畫個喇叭，打個斜杠，是禁止鳴笛；寫個P，是可以存放車輛；寫個STOP，是必須減速停車。這些標志，無論是否可讀，都跟讀無關，特點是一目了然。

人類的眼睛是通用工具，嘴巴可不一定。上帝害怕人類抱團，用語言離間人類。

徐冰“地書”是用滿大街都有的sign拼成“符號串”，據(jù)說可以溝通人類。

我們按照他的“地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天如此。鬧鐘響-起床-洗漱-如廁-早餐，開車 / 擠公交 / 擠地鐵，上下班。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所有人行色匆匆，他們跟著這些sign，一會兒向左轉(zhuǎn)，一會兒向右轉(zhuǎn)，從一條馬路，到另一條馬路，出這個門，進那個門，甭管走哪兒，所有人都一個樣，不是低頭看手機，就是抬頭看路標，神情恍惚，東張西望，真跟回到周厲王那陣兒似的，“道路以目”（《國語·周語上》）。

廁所，畫兩人，一個穿褲子，一個穿裙子，瞄一眼，就不至誤入。

買東西，啪啪一敲，金額馬上蹦出來，交錢走人。

周末，逛商廈 / 看電影 / 下飯館，依然如此。

放長假，自駕 / 乘火車 / 坐飛機，滿世界亂跑，也不例外。

甭廢話，我們的小時代。干瞪眼，我們的大時代。

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歸宿？

2015年11月29日

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本文原題《誰是倉頡——關于漢字起源問題的討論（下）》，刊于1月24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此標題為編者所擬。）

附：參考文獻

1．Jacques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y,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7。中譯本：雅克·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

案：此書挑戰(zhàn)索緒爾的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來國龍、鄭也夫引其說。作者是法國解構(gòu)主義大師。

2．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考古》1972年3期，2-13頁。

案：此文認為中國文字始于半坡遺址，距今約六千年，早期文字分刻劃符號和圖形符號兩大類，分別屬于指事、象形兩大系統(tǒng)，指事先于象形。作者是著名古文字學家。

3．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初印于1988年，修訂本印于2013年。英譯本: Qiu Xigui， Chinese Writing, translated by Gilbert L. Mattos and Jerry Norman, New Haven: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案：此書是繼唐蘭、陳夢家、郭沫若之后，系統(tǒng)討論漢語文字學的代表作，英譯本由已故美國漢學家馬幾道和羅杰瑞翻譯。作者是著名古文字學家，深受語言學家朱德熙影響。他是利用古文字材料和語言學分析方法講文字起源的代表人物。

4．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1978年）、《漢字的性質(zhì)》（1985年）、《漢字的起源和演變》（1989年A）、《四十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1989年B）、《究竟是不是文字——談談我國新石器時代使用的符號》（1993年）、《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與沈培合作，1998年），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25-39頁、49-58頁、103-148頁、149-161頁、237-238頁和259-295頁。

案：這六篇文章可與前書對讀。《漢字的性質(zhì)》即《文字學概要》第二章的初稿。作者把郭沫若所謂的刻劃符號稱為甲類符號，圖形符號稱為乙類符號，認為這兩類符號都不是文字，推測漢字起源于約公元前2500年。

5．Nicholas Postgate, Tao Wang and Toby Wilkinson, “The Evidence for Early Writing: Utilitarian or Ceremonial?” Antiquity 69 (1995), pp. 459-480.

案：此文把文字按用途不同分為兩類：實用文字和禮儀文字，認為禮儀文字多書于硬材料，實用文字多書于軟材料。作者認為，我們之所以有早期文字皆禮儀用字的印象，主要是因為軟材料難以保存。其實，從最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看，世界四大古文字主要是實用文字。三位作者，Nicholas Postgate執(zhí)教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汪濤執(zhí)教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xiàn)供職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oby Wilkinson執(zhí)教劍橋大學基督學院。

6．Mark E.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案：此書主要討論戰(zhàn)國秦漢時期文字與國家權(quán)力的關系。作者（漢名魯威儀）寫作此書時執(zhí)教劍橋大學，現(xiàn)在是斯坦福大學教授。

7．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3.

案：此書認為，中國文字起源圖形文字（pictographs），發(fā)展經(jīng)三階段：第一步是符號字和圖形字（logographs and zodiographs），第二步是多音多義字（multivalent graphs），第三步是定音定義字（determinatives）。作者（漢名鮑則岳）執(zhí)教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是美國從語言學角度講文字起源的代表人物。其學出自語言學家Peter A. Boodberg，其zodiographs一詞借自希臘文zōdion，意思是“動物畫”，就是他老師發(fā)明。

8．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案：此書主張“以后證前”，認為世界文字起源于陶符，中國文字與拼音文字不同，不是簡單追隨語言。作者是香港著名學者。

9. Stephen Houston ed., The First Writing: Scr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Proc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案：此書是請有關專家討論中美洲古文字、楔形文字、原始埃蘭文、埃及古文字和商代文字的論文集。主編Houston是瑪雅文專家，執(zhí)教布朗大學。其中Chapter 6（pp. 190-249）：Anyang Writing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是請Robert Bagley（漢名貝格利）撰寫。此文反對激發(fā)擴散說（文字一源說），反對族徽為原始文字說，反對突發(fā)說，認為安陽甲骨文之前還有一段準備時期，與蘇美爾楔形文字類似，也是以管理為中心。作者是美國漢學家，出自羅樾（Max Loehr）門下，執(zhí)教普林斯頓大學，主要研究考古-藝術史，近年對漢字起源產(chǎn)生濃厚興趣。他是管理模式說的代表人物。

10．沈培《漢字的起源和早期發(fā)展》，嚴文明主編《中華文明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卷，第七章，303-332頁。

案：此文分析漢字的發(fā)生過程，有點類似鮑則岳。作者出自裘錫圭門下，執(zhí)教香港中文大學，主要研究中國古文字。

11．來國龍《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語言學眼光”和漢字起源的考古學研究》，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周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53-78頁。

案：此文批判定義說，主張用考古材料解決文字起源問題。作者出自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門下，執(zhí)教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主要研究考古-藝術史和中國古文字。

12．羅泰《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zhì)》，來國龍譯，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周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343-374頁。

案：此文強調(diào)西周銅器銘文是寫給神靈看的，本質(zhì)上是宗教文書，而非歷史記錄。作者出自張光直門下，執(zhí)教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要研究考古-藝術史。

13．Francesca Bray,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Georges Metailie ed.，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Warp and the Weft, Leiden·Boston: Brill, 2007.

案：此書是西方學者關于中國圖文史的論文集。

14．劉克明《中國圖學思想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

案：這是國內(nèi)學者討論中國圖學思想史的專著。作者執(zhí)教華中科技大學。

15. Adam Smith“Writing at Anyang：The Role of Divination Records i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iterac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2008.

案：此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全書分四章，第一章講文字發(fā)生發(fā)展的演化模式，第二章講占卜文字與簡冊文字的關系，第三章講花東甲骨，第四章講習刻卜辭。與Robert Bagley的管理模式說相反，此書強調(diào)，中國文字是安陽貞人集團的創(chuàng)造。作者出自羅泰門下，執(zhí)教賓夕法尼亞大學，主要研究考古-藝術史和安陽甲骨文。

16．史金波、黃潤華《中國歷代民族古文字探幽》，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案：此書綜述中國歷代民族古文字。史金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前所長，西夏文專家。黃潤華是國家圖書館民族古文獻學家。

17．拱玉書、顏海英、葛英會《蘇美爾、埃及及中國古文字比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

案：此書認為，由陶符代表的中國原始文字和蘇美爾、埃及的原始文字一樣，最初只是記數(shù)、記物的符號，而不是記音的符號。每個字符往往單獨出現(xiàn)，沒有詞序和語法。三位作者都來自北京大學：拱玉書研究西亞古文字，顏海英研究埃及古文字，葛英會研究中國古文字。

18．葛英會《古漢字與華夏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案：此書前七篇是討論文字起源，其中三篇已收入前書。作者認為，文字起源，數(shù)先于文。

19. Li Feng and David Prager Branner, Writing &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案：此書是關于漢字書寫傳統(tǒng)的討論集，涉及漢字起源、商代甲骨文、兩周金文和秦漢簡牘。全書由美國和加拿大的十一位學者分頭撰寫。主編李峰出自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門下，主要研究考古學和古文字學，David Prager Branner（漢名林德威）出自羅杰瑞（Jerry Norman）門下，主要研究漢語字典和方言，二人執(zhí)教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其中Chapter 7（pp. 239-70）: The Royal Audience and Its Reflections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即上羅泰《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zhì)》的英文全稿。

20．Stephen Houston ed., The Shape of Script: How and Why Writing System Change, Santa Fe：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2012.

案：此書相當The First Writing的續(xù)篇，主要討論文字產(chǎn)生后的歷史變化，其中Chapter 6（pp. 135-58）: Script Change in Bronze Age China對上引鮑則岳書和裘錫圭書有所評論。作者Kyle Steinke（漢名史可安）是Robert Bagley的學生。

21．Wang Haicheng, Writing and the Ancient State,, Early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2014.

案：此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普林斯頓大學，2007年），重點討論中國古文字與早期國家的關系，強調(diào)文字的管理功能。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講文字和王朝世系，第二部分講文字和簿書統(tǒng)計，第三部分講習字訓練和書寫傳統(tǒng)。每一部分都以近東和中美洲古文字與安陽甲骨文作比較。作者王海城出自Robert Bagley門下，執(zhí)教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22．鄭也夫《文明是副產(chǎn)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三章：文字的起源。

案：此書第三章以德里達的《論文字學》為切入點，批判定義說，并利用國內(nèi)外的研究成果，討論漢字起源。作者是社會學家，執(zhí)教北京大學。

23．張瀚墨為上王海城書寫的書評，2015年12月11日，即將刊發(fā)于《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第二輯。

案：此文匯集近二十年英語世界討論文字起源的有關論著，對王海城祖述的貝格利管理模式說進行評論，認為該書之長在比較研究，但此說尚嫌證據(jù)不足。作者出自羅泰門下，執(zhí)教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校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