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質的旗袍，飛沫的紅酒，明暗的光影，落寞的男女，還有永遠旋轉著的老式唱機，這些鏡頭構成了王家衛作品中的上海，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我對這些鏡頭曾經非常著迷，進而對舊上海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

近年來，多讀民國報紙，多翻上海方志，多搜集名人傳記中有關舊時上海的點點滴滴，發現了不少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早在民國時代，上海就被稱為“魔都”，而上海女生則被稱為“魔鴿”，上海男生又被稱為“魔仆”。這個“魔”，不是魔力，更不是魔鬼，而是老上海對英文modern的音譯——魔鴿即modern girl，時尚女；魔仆即modern boy，時尚男。

比如說，早在民國時代，上海的房價就穩居全國首位，不但比廣州高得多，而且比北京高得多。當年魯迅在北京買了兩套四合院，一旦搬到上海，就連一間公寓房也買不起了。

再比如說，日本侵華以后，淪陷區的難民多半出逃，致使南京衰落，北京衰落，杭州衰落，青島衰落。上海則不然，從1939年到1942年，上海的居民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將近一倍。淪陷后的上海涌現出畸形的繁榮，樓市火爆，股市火爆，實業瀕臨破產，娛樂業卻無比發達。

這些細節很有趣，可是也很零碎，無法勾勒出舊上海的全景輪廓，不足以描述淪陷期間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幸運的是，現在我們可以讀到一部日記，一部詳細記載舊上海某普通職員在社會底層怎樣工作、怎樣生活、怎樣談戀愛的日記。

這部日記的作者名叫顏濱。

顏濱不是名人，他1923年生于寧波，在寧波老家讀過初小（一年級至三年級），后來因為父親到上海經商，他也跟著來到上海，在上海讀完了高小（四年級至六年級）和初中。初中畢業后，他留在上海，先是在某家五金店當學徒，繼而成了這家五金店的職員。

上海淪陷后的第六年，也就是1942年，顏濱開始寫日記。從這年開始，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64年，他的日記基本上沒有間斷，至少寫了幾十本。遺憾的是，他的日記沒有完全保存下來，有一部分被人為撕毀，還有一部分在流傳過程中丟失了，留存于今的只剩下十六本。

七八年前，這十六本日記被歷史學愛好者采金發現并收藏。采金做了一番辛勤整理，將1942年至1945年這四年的日記全部抄錄下來，并擇要選摘了抗戰勝利后的部分日記，匯編成一本全是干貨的大書：《1942-1945：我的上海淪陷生活》。

說這本書全是干貨絕不為過，因為它不但如實記錄了淪陷期間的上海時局，而且非常生動地記錄了時局變動對身處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所造成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日偽政府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打了一場如火如荼的貨幣戰爭，一方想方設法讓法幣（1935年以后由蔣介石政府發行的貨幣）破產，另一方發動宣傳攻勢來詆毀中儲券（1941年以后由日偽政府發行的貨幣）的信用。如果我們翻到《1942-1945：我的上海淪陷生活》第77頁，就能清晰地看到這場貨幣戰爭在上海市面上引發的恐慌：

市上突然起了一種謠言，說是儲備券不能通用了，瞬時間傳遍全滬，引起了空前的騷動，議論紛紛，真假莫辨。一般藏有此券者，不管價格，盡量購買日用品等。因之，百貨商店等莫不門庭若市，擁擠不堪。不過商店老板也非愚笨之人，不約而同地俱各提早打烊，有的竟貼出“家有喜事”或“今日宴客”等條子，以作提早的借口，實是可笑又可憐。他們既不敢拒絕收受，又不能不賣，所以這樣實在是唯一的辦法呢。我的身旁卻巧藏有此券五十余元，因此也不得不想一些辦法，最后決定把它們變成用品，趕緊地買了一件襯衫、兩雙襪子及四塊肥皂。（1942年6月5日）

重慶方面派人到上海造謠，說日偽政府發行的中儲券將要作廢，正在使用中儲券的上海市民當然慌了神，紛紛瘋狂購物，趕緊把身上的錢全花出去。不幸的是店家也相信這個謠言——你們想把即將變成廢紙的錢甩給我？沒門兒！我關門打烊，誰愛賣誰賣！

我們還知道，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重慶方面的飛機就在美軍支持下隔三差五到上海來扔幾顆炸彈，打擊打擊日軍和偽軍的囂張氣焰。日偽政府怕挨炸，于是大搞燈火管制：到了夜里不許亮燈，好讓“敵機”找不到目標。在本書的第114頁，我們可以看到燈火管制實際上增加了上海人的經濟負擔：

號稱為“不夜城”的上海，頓時竟成了黑暗世界。馬路上的路燈全部關止，各住戶之電燈俱須用黑罩罩住，窗門上須用黑布窗簾，總之，光線一點也不能外露，否則一千元的罰款便輕輕地放在你的頭上。我們學校里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因燈不便罩住，所以窗簾便特別道地，據說校中這筆費用足足地去了兩千余元！（1942年10月2日）

日偽政府不讓大家亮燈，可是很多人為了工作、學習或者娛樂，燈又不能不亮，于是用于遮光的燈罩和黑布窗簾開始暢銷。日記作者顏濱在一家夜校讀書，這家夜校為了不被罰款，花大價錢采購了一批遮光簾。

由于燈火管制實施的時間比較長，所以顏濱日記里多次提到燈火管制給他添堵的事情，例如路燈不亮讓他差點兒撞到樹上，夜間盜賊敢于在大街上攔路搶劫，有一次最為嚴厲的燈火管制搞得他所就讀的夜校不得不連續停課十天。這些細節都非常生動，在其他資料中是讀不到的。

自從日軍侵華以后，中國就開始了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無論是法幣、中儲券，還是偽滿政府發行的偽滿幣、邊區政府發行的邊幣，都在迅速貶值。為了保住手中紙幣的購買力，凡有經濟頭腦的人都搞起了囤積：囤糧食、囤布匹、囤金條、囤銀元、囤股票、囤肥皂……只要是能存放、能保值的東西，都有人在購買和囤積。也就是說，大家不再存錢了，改為存東西。問題是，囤積者越多，市面上商品就越少；商品越少，通貨膨脹就變得越厲害。本書第110頁有一段欲囤積而不得的日記：

為了秉衡及鶴鳴合買的幾盒象牌盼更，奔走了好多次，只因對方人不在，以致仍未將貨取回，實在可惡之極。（1942年8月27日）

日記作者是個小職員，沒有實力囤大件商品，只想跟兩位同事合資，囤一些培根（即日記中的“盼更”）。培根是食品，囤積者較少，可是即便如此，他還是沒能買到手，可見商品緊缺到何種程度。

事實上，我們不僅可以透過本書所收錄的日記來窺視上海淪陷時期的市民生活，還能切切實實地觸摸到日記主人顏濱的心態和性格。

顏濱的家庭是很不幸的，他自幼喪母，靠祖母一手拉扯大，父親把他接到上海念書后不久，也病逝了。好在他在上海并不孤獨：他的姐姐、姐夫、堂哥、伯父以及兩個舅父（大舅父和四舅父）都在上海，他在五金店的同事、經理、師傅和廚師差不多也都是寧波同鄉。他經濟困難時總有親戚接濟，他做學徒時的授業師傅和同鄉經理雖說常在日記中被他罵為“小人”，但都對他不錯，允許他預支薪水，允許他半工半讀，允許他上班期間自由外出。

因為父母早亡，所以他很敏感很脆弱，骨子里缺乏安全感；可是他并不缺乏關愛，所以他在大多數時候又很陽光，既愛交朋友，又奮發上進，一邊在五金店上班，一邊在中華第四職業補習學校苦讀國文和英語，同時他還與補習學校的同學合辦校刊、組建學習社，互相激勵，苦練寫作與英語會話。作為一個初中學歷的小職員，一個身處社會底層的青年，他的抱負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不過他也喜歡偷懶，例如春節時剛發過毒誓再不打麻將，幾天后又來了“一場通宵的雀戰”（1944年2月24日的日記），大概咱們凡夫俗子都會犯這種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