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狄更斯《雙城記》那有名的開篇舉世流傳，已成佳話。不過，在第二段中，狄更斯筆鋒一轉(zhuǎn)，開始調(diào)侃起王室成員的長相來了：“英格蘭寶座上有一個大下巴的國王（指喬治三世）和一個面貌平庸的王后（指王后索菲亞·夏洛特）”。雖說英王喬治三世與哈布斯堡家族的大下巴肯定沒什么關(guān)系，但是漢諾威家族特征之鮮明，也一點兒不遜色于哈布斯堡家族，因為這個王朝是由5代相愛相殺的父子組成的。

一個不懂英語的外來君主

1714年，德意志的漢諾威選帝侯格奧爾格·路德維希（德語Georg Ludwig）成為英國國王喬治一世（George I），這一年他已經(jīng)54歲了，以18世紀的標準算是個老年人，頗有大器晚成的色彩。這個德意志的公爵繼承英國王位，是一連串偶然事件交織的結(jié)果。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使這個遠房侄兒登上王位，諷刺的是喬治在王位繼承順序中排名第52位。

盡管排名不靠前，喬治還是登上了西渡的駁船。9月18日初到英倫，島國的濃霧彌漫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大概也奠定了他對英國的厭惡感。這里的天氣固然與陽光明媚的漢諾威大相徑庭，更糟糕的是政治的“天氣”同樣令他水土不服。

喬治一世生于斯長于斯的漢諾威，只是到了1692年才勉強取得選帝侯資格。這種專制主義的小朝廷遍布德意志，“君權(quán)神授”在英國雖已失去市場，在德意志卻是方興未艾，喬治一世遠赴英國的時候，他的畫像就被置于漢諾威宮廷的王座上，代替其本人接受臣民的朝拜。這種做派集中體現(xiàn)了德意志小君主們對路易十四的爭相模仿。可是到了英國，喬治發(fā)現(xiàn)他不得不面對爭吵不休的英國議會，而且這個議會早在他到來之前就奪去了王室的權(quán)力，對于習慣了家長制作風的喬治來說這是個不小的打擊。然而他還得克制自己不能發(fā)作，因為在這個國王凡事得和臣民商量的國度，他自己的王位本就是議會授予的。

反過來看，英國民眾對外國來的君主也沒有什么好感。不僅因為喬治一世公開宣稱討厭英國和英國人，反對君主立憲制，而且作為英國的國王，喬治一世基本不會說英語。考慮到他的年齡，再想學一門外語實在是力有不逮，更何況這還是他最討厭的語言。不過，正是從漢諾威王朝開始，君主立憲制迎來了發(fā)展的重要契機。由于國王不通英語，而大臣們也很少懂德語，雙方用法語交流也力不從心，漸漸地國王就不再親自參加內(nèi)閣會議，而是由某大臣在會后對國王作書面報告。領(lǐng)頭的大臣原本只負責召集、協(xié)調(diào)會議和匯報工作，法理上并沒有特別的地位，后來這個大臣的地位逐漸固定，發(fā)展為“首席大臣”（Prime Minister，即首相）的雛形，羅伯特·沃波爾爵士（Sir Robert Walpole）是第一位首相，執(zhí)掌內(nèi)閣達20年。

喬治一世西渡英倫之時，也帶來了他同名的兒子小喬治，即后來的喬治二世國王。雖然他在英語水平方面跟老喬治半斤八兩，但是父子間的關(guān)系卻極為惡劣，甚至到了“相攻擊如仇讎”的地步。所有的怨懟可追溯到老喬治的妻子、小喬治的母親索菲亞·多蘿西婭那里。早在漢諾威時，容貌姣好的索菲亞就與一名瑞典軍官保持情人關(guān)系，東窗事發(fā)后盛怒之下的老喬治很快就讓這瑞典軍官“人間蒸發(fā)”了，而對妻子他也是毫不留情：索菲亞被喬治監(jiān)禁在城堡中，此后直到去世的32年間她再未見過自己的兒女。在這期間，小喬治曾嘗試用各種辦法去探望乃至解救母親，均以失敗告終。

父子間的仇恨并未因入主英國而稍有緩解，對于早年父親對他的飽以老拳，小喬治也禮尚往來：他在議會兩院組建了針對父王的反對黨，喬治一世在政界蒙上了虐待發(fā)妻的惡名。雖然小喬治對君主立憲制并不比他父親更有好感，但只要有利于反對父親，他就絕不浪費這樣的機會。

“父不慈，子不孝”的惡性循環(huán)

轉(zhuǎn)眼到了1727年，當年的小喬治成了喬治二世陛下。諷刺的是父子相煎的悲劇如詛咒般地重演了，小喬治曾經(jīng)的角色由腓特烈王子來扮演。對于當時的英國人來說，喬治二世對威爾士親王腓特烈的態(tài)度，實在令人大惑不解。因為只要一提到他的這個兒子，喬治二世總是怒不可遏，似乎父子是天生的敵人，從來沒有過哪怕一絲的溫情。

前面曾說到，喬治二世對君主立憲制同樣厭惡，它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于被利用來反對父王。到了喬治二世自己坐到那個位置上，他就立即感受到了君主立憲制對他的壓力。1728年他任國王不久，按照英國的慣例，他的兒子、王位繼承人腓特烈必須到英國接受威爾士親王的冊封。面對來自體制的約束，喬治二世毫不掩飾對兒子的痛恨：“他是一個惡魔，是這個世界上最壞的惡棍。他愚蠢至極，謊話連篇，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卑鄙的人，我衷心希望他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不僅在公共生活方面，這位驕橫的父親在私人生活上也對兒子極為粗暴。喬治一世在世時為孫子腓特烈選定普魯士公主威廉明娜為配偶，喬治二世剛一即位就立即否決了這門親事，并且憤憤然地嫌棄道：“我認為讓我家這個低能兒和一個瘋子似的女人結(jié)婚對后代沒什么好處！”

中國俗語說“一代做給一代看”，威爾士親王腓特烈也從他父親那里學來了反對老子的不二法寶：充分利用議會中的反對力量。在公眾面前逐漸為父王樹立起“倔強固執(zhí)、放任自流、寬于待己、嚴于律人、一毛不拔、肉欲橫流的偽君子”的形象。雖有不少添油加醋的成分，不過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的自傳也印證了親王的話絕非無中生有。作為首相沃波爾之子，這位當時的“官二代”對喬治二世的私生活大加諷刺，這與他寫《奧特朗托城堡》所練就的語言風格多少有些關(guān)聯(lián)。由于腓特烈王子籠絡(luò)了許多反對派成員，他們常常聚集在威爾士親王府邸針砭時政，氣氛積極活躍，這與喬治二世宮廷的呆板乏味是大異其趣的。

然而，學習也是相互的。為了削弱兒子籠絡(luò)門客的實力，喬治二世大幅削減了給威爾士親王的津貼，而且他宣布任何與親王相友善的人都是國王的敵人，這種逼迫大家站隊的做法跟乃父喬治一世如出一轍，當年老喬治就是這樣整他的。如今到他用來整治兒子的時候了。但不知是否喬治二世先前的詛咒應(yīng)驗了，1751年腓特烈王子先于其父去世，此時喬治二世作為父親所應(yīng)有的那種表面的悲傷都裝不出來。

兩位喬治國王在位時期，雖然英國民眾對德意志來的君主從未有什么好感，但是漢諾威王朝在英國還是站穩(wěn)了腳跟。一方面，英國人寧愿承認根基不深的外來王室，從而維持著“光榮革命”后平穩(wěn)的政治局勢，也不愿讓所謂土生土長的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瑪麗一世時代天主教報復的血腥，到那時還讓人不寒而栗。另一方面，雖然喬治們對君主立憲制頗為介懷，但他們心里明白，恰是1701年議會的“王位繼承法”將他們推上英國王座。

喬治二世自己有一段話頗能顯露漢諾威君主的無奈心態(tài)。1755年喬治二世返回漢諾威居住，當時英國面臨七年戰(zhàn)爭的形勢，迫切敦促他返英，但國王沒有輕易回去：“英國已經(jīng)有足夠多的國王了。”他酸溜溜地說。他是指議員們。“我在那里什么也不是。我老了，”——時年七十三歲——“不要回去受那該死的議會的耍弄了。”

值得一提的是，喬治二世是英國歷史上最后一位親自上陣，與士兵們并肩作戰(zhàn)的國王，顯示了他古條頓騎士的回音。

瘋還是不瘋？這是一個問題

1751年威爾士親王腓特烈去世，他的兒子被喬治二世冊立為王儲。巧合的是，這位“王太孫”也叫喬治，與兩位先王不同的是，喬治三世是第一位出生于英國本土的漢諾威朝國王，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自然增強了他對英國的認同。相應(yīng)地，他對漢諾威極為不屑，稱之為“討厭的領(lǐng)主國”。

從個人氣質(zhì)而言，這第三位喬治頗得貴族理想主義的熏陶，他將國王看作一種天職，象征著正義、榮譽和清廉，是民眾權(quán)利和自由的衛(wèi)士。喬治三世年輕時曾寫道：“英國的驕傲與榮耀，英國憲政的最終目標，就是政治自由。”這話出自君主之口，連那些法學家都未曾意料到。對于包養(yǎng)情婦他更是沒什么興趣，雖然狄更斯諷刺他的大下巴，也說了王后夏洛特面貌平庸，不過這不影響國王夫婦的伉儷情深。以中國儒家傳統(tǒng)對君主的要求而言，喬治三世的品質(zhì)也頗多可圈可點之處。

不過，即便這樣喬治三世仍未能逃脫漢諾威家族代代相傳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父子關(guān)系長期不睦。頗有道德模范色彩的父親喬治三世，其兒子們似乎在每個方面都與他相反。尤其是威爾士親王最令他頭疼，這位王儲同樣名叫喬治，這實在很讓人懷疑漢諾威家族在給新生兒取名上的智商，究竟是出于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嚴謹，還是受到英國保守風格的熏染，姑且存疑。問題在于，王儲喬治一點都沒有遺傳父親的優(yōu)點，相反早先兩位喬治王的缺點他似乎照單全收。完全是酗酒賭博、沾花惹草、鋪張奢華的紈绔子弟形象，雖說這位喬治在文藝鑒賞和美食烹飪方面極具天賦，但這也意味著很快他就大腹便便，過早地肥胖起來。據(jù)說當時引領(lǐng)潮流的立領(lǐng)就是他發(fā)明的，這樣他可以掩蓋住發(fā)胖難看的脖子——如果他還有脖子的話。

饕餮之徒：諷刺喬治四世貪吃的漫畫

1788年，喬治三世精神上出了問題，在溫莎城堡就餐時，他突然抓起王儲并飽以老拳，還企圖將他的頭部往墻上撞，雖然國王這次逐漸痊愈了，但此后他的身體已大不如前。挨了這頓揍的王儲喬治，從此之后就盼望著父王真的精神失常，自己就有機會出任攝政。1801年和1804年，國王曾兩次精神失常，1810年以后基本已不能視事，因此從這一年開始，花花公子小喬治以攝政王身份實際掌權(quán)，1820年父王死后他登基成為喬治四世。

關(guān)于喬治三世發(fā)病的原因，自從那個時代以來一直爭論不休，人們對于究竟該從心理學角度還是內(nèi)科病角度來解釋國王的病因，莫衷一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研究人員才為國王診斷出結(jié)果，認為他患有卟啉病，是一種遺傳性卟啉代謝的病態(tài)紊亂。而這項研究結(jié)論不僅符合當時國王的種種病理表現(xiàn)，而且也能解釋之前幾位喬治王的性情反復無常、父子相煎的惡性循環(huán)。而對于喬治三世來說，他所面臨的處境更加復雜，他一心想成為理想中的君主，并的確為此不懈努力。但是他只具備“中人之資”，面對18世紀下半葉日益發(fā)展的政黨政治，他試圖對其加以主動干預(yù)。但是那些職業(yè)政客的權(quán)謀和城府，他應(yīng)付起來又力不從心。國王以為自己在引領(lǐng)政府，實際上他卻被政府牽著鼻子走。前有小皮特和福克斯這類老練的政治家，后有聲色犬馬的不省心兒子們，北美獨立戰(zhàn)爭又造就了一個嶄新的國家，他久久不愿承認既成的事實，終于從1788年開始逐漸成為壓垮國王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