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如同在中國，大學本科的錄取過程受到公眾的極大關注和熱烈討論。但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研究生（碩士、博士）錄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學校、各院系的錄取委員會對申請人材料的評估。而這個評估過程，相較本科錄取顯得神秘得多，申請人準備材料時往往不得不百般揣摩，多方問詢。

近日，密歇根大學教授朱莉?波塞爾特（JuliePosselt）研究高等教育的專著《研究生錄取內幕：優點、多樣性和教師把關》（Inside Graduate Admissions: Merit, Diversity and Faculty Gatekeeping）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在現場觀察和深度訪談的基礎上，披露了美國各精英高校的研究生錄取委員會究竟如何作出錄取決定，并指出了錄取過程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比如過分重視GRE考試（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是由私立的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主辦的標準化考試，用來測驗大學畢業生的知識技能掌握情況）、對亞洲學生的特殊對待、以及各種形式的偏見。美國媒體《Inside Higher Ed》刊文介紹了這本書。

文章稱，為了開展這項研究，波塞爾特從三所研究型大學的六個院系獲得授權，旁觀他們對申請人作出評價的過程，并對另外四個院系的教授進行了采訪。所有涉及院系都是各自學科領域的領跑者，但作者沒有公開它們所屬的高校。匿名采訪使教授們表現得相當坦誠，告訴了作者諸多不適合向公眾談論的事。

GRE考試分數備受重視

波塞爾特在書中披露，精英大學的研究生錄取委員會對于GRE分數“相當有興趣”，并且每一個院系在實際錄取操作中都設有GRE分數攔截線，盡管只有少量院系公開表示存在這種做法。多數院系對外聲稱采用“全面評估”來篩選申請人，即對于每一個申請人的能力都使用一系列標準來衡量，而非采納單一標準（如GRE分數）。

許多錄取委員會成員說，需要評估的申請實在太多了，他們需要一個簡單的辦法來比較各個申請人，并排除其中一些。除了GRE分數，申請人本科就讀項目的聲望也是有用的指標。但是平均績點（GPA）不那么重要。波塞爾特引用了一位天體物理學教授的話：“績點，大多數人說它不太會影響他們，主要是因為每個申請人——每個進入決選的申請人——都有著非常高的平均績點，以至于它沒有意義了。”

波塞爾特詢問了委員會成員們為什么如此看重GRE分數和申請人是否來自精英本科院校。她得到的答復大多把研究生錄取看作一場“賭博”。教授們依靠數量有限的研究生們在科研和其他任務上同他們一起工作，任何減員都是一場災難，所以委員會成員們想要降低風險。

精于考試、面目難辨的亞洲學生

亞洲學生普遍的超高考試成績給教授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也使得他們的決策變得困難。他們不得不弱化亞洲申請人的GRE分數的重要性，以免招收過多此類學生，因而看上去這些院系像在“扶助”來自其他地區的申請人。一位科學教授告訴波塞爾特，“他們（亞洲學生）的（標準考試）成績個個超過90%的考生。美國國內學生在成績表上分布比較均勻，所以你可以更多地用它來鑒別申請人。”一位哲學教授更為直白，“當然是有那種很典型的中國學生……考分都是天文數字。”

教授們堅稱，他們對國際學生的考試成績的觀點不是歧視性的，而是基于有些國家的學生比美國學生更重視考試這個事實。

許多教授表達了對中國申請人通過作弊來為考試成績注水的擔憂，尤其是用來證明英語水平的考試。有錄取委員會成員提到，過去曾有申請人的分數顯示其英語熟練，但來美國后卻表現出極其糟糕的英語水平，令他們很惱火。一些院系要求國際學生通過他們的面試，而對美國本土申請人沒有這項要求。

此外，許多美國教授反映來自中國的申請人“千人一面”，難以從中擇優錄取。一位人文學教授甚至對波塞爾特說，“你怎么比較這六個中國學生呢？他們都姓一個姓。”（盡管是個玩笑，但作者在書中注明，中國最常見的100個姓氏被用于87%的人口，而在美國這一數字是17%，也就是說美國人“重姓”的概率確實比中國人低得多）。

“自由派偏見”貽害學術界？

波塞爾特發現，部分錄取委員會在評估申請人時會施加個人或集體的偏見。她提及了一個涉及政治偏見的典型案例。某申請語言學博士項目的學生畢業于一個小型宗教大學，該校的價值觀遭到了部分錄取委員會成員的質疑。一個成員說，“（該校都是些）右翼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另一個人的說法引發了哄笑，他說該校“是由科赫兄弟贊助的。”（科赫兄弟兩人均為美國富豪，以資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聞名）

接下來，委員會花費了比平常更多的時間討論她的GRE分數和教育背景（此人考分較高，上大學前在家里接受教育）。委員會主席說，“你們不覺得她是個奇葩嗎？”其他委員會成員為她辯護，一個人說該校在人文學領域聲譽良好，另一個說她的個人陳述顯示出學識上的獨立性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維。

最后，委員會讓該學生進入了下一輪評估，但在接下來的評估中將她淘汰。

這個案例激起了有關美國大學教育中“自由派偏見”的討論。過去曾就此話題發表評論的《彭博評論》的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德爾針對這個案例撰文表示，“委員會身上體現的是赤裸裸的偏執。這不僅僅是保守派基督徒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整個學術界需要面對的問題。”她表示，根據以往的研究，唯一在右傾程度上跟學術界的左傾程度可堪比擬的職業領域是南方浸會牧師。“左派傾向使學術界與它本應服務的社會切斷了連接。磨人的‘文化戰爭’和日益嚴重的黨派分歧標志著社會上的各個派系已經不再知道如何對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