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中文系教授胡曉明在《我的古籍電子書閱讀小史》（《文匯報》2015年6月19日）中這樣說道：

正如紙本書的背后有人，電子書的背后，也有精彩的人。篇幅所限，我這里只講陸渾戎先生。陸先生網上奇人，其微博自我介紹是：“高校教師、學術資源控；開放獲取數據庫、免費在線資源；古籍、地圖、老照片；海外漢學、中外交通史、數字人文、傳播學……”。……每天都有全中國乃至世界上的電子書愛好者自動到他的網頁上報到，每天都會有源源不絕的新資源新鏈接新信息在他的微博上發布。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讀書界、文化界大名人的名字。我最初以為“陸渾戎”是一團隊，后來與他聯系，才知道確實是一個人。以“一人敵一國”，好多名校大研究機構或商家，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一是海量的學術資源，如觀江海之深、山川之廣，天下百官之美富；一是開放獲取，完全免費，毫無半點私利。他既是電子書的教父，又是網絡界的雷鋒；既是循循善誘苦口婆心有問必答的好導師，又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隱秘大宗師；既是獨行僧，又是采花賊、伏地魔……跟著他可以潛往穿行于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類似這樣的奇人奇事，每天都在發生。

胡教授說得沒錯，尤其是人文社科類的微博用戶多多少少都轉發過陸渾戎發布的資源鏈接，筆者就是其中之一。受益之余，難免會想陸渾戎是誰，他為什么會如此關注數字資源，又是如何發現這么多資源的，在使用這些資源時有沒有什么心得？

帶著這些疑問，筆者首先展開了“搜索大法”，公開資料顯示：陸渾戎的真名是王國強，1978年生人，河南嵩縣籍。200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洛陽師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中西文化交流史、漢學史。

隨后，筆者聯系上這位微博上的“資源帝”，與他做了更為深入的交流。

澎湃新聞：微博名“陸渾戎”有什么來歷嗎？您是如何成為“資源帝”的？

陸渾戎：“陸渾戎”是春秋時期陜甘一帶的允姓之戎，后遷至今屬洛陽的嵩縣、伊川等地。我是嵩縣人，在陸渾水庫邊長大，故取了這個網名。其實還曾還用過“烏衣衖”，因有冷僻字改了。

2004年至2007年我還在復旦念研究生的時候，就開始關注網絡資源，并深受其惠。畢業工作后因研究需要，也一直在用。時間長了，各種資源越積越多，瀏覽器收藏夾里的鏈接也不斷增多。

大概是在2013年11月，兩年多前了，我逐漸把收藏夾里的鏈接搬到微博上。很出乎意料，這些資源頗受歡迎。關注者從那時起就一直在持續增加，從不足一千到現在的接近十二萬。當然，要感謝眾多網友的推助，尤其是@錢文忠、@崔永元、@嚴鋒、@政治學微博課堂、@馬伯庸 等師友的推薦，引來不少關注者。

如前所述，最初的微博基本是搬收藏夾。后來成了習慣，就開始不斷找，主要方法有搜索引擎、研究指南、師友推薦等。搜索引擎大家都會用，不多說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圖書館的網站有Studies Guide，分門別類地介紹各種學術資源，也是發現資源的好幫手。尤其是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兩家圖書館的研究指南，非常好用。還有出于專門機構或學者之手的專門資源導航或研究指南，會針對其關注和研究的特殊領域介紹各種資源，如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等編輯的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r Chinese History（中國經典文獻工具書錄，http://www.princeton.edu/chinese-historiography）。

現在，有時候網友發現數字資源也會自發地@我，就能發現更多的資源與大家分享。哪有什么“資源帝”，博友們的戲稱而已，其實是個搬運工。

澎湃新聞：您一開始說到您讀研時就關注網絡資源并深受其惠，能否具體說說？

陸渾戎：那時我還是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學生，我的導師周振鶴先生在講授“歷史文化地理”這門課時，談及相關領域的各種基本參考書籍和最新著作，其中就有黃一農先生的《兩頭蛇》（臺版），我也因此而得知黃先生“e-考據”的提法。

我的博士論文討論的是一份叫做《中國評論》的雜志，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英文的，比較少見，是通過香港大學圖書館的“HKJO”數據庫獲得的。所以我在入門時，就算是網絡學術資源的受惠者，故而一直在關注這方面的進展。

目前來說，開放數字資源的推動者可以歸為四類：政治機構、學術機構、商業機構、非營利組織。第一類包括有政府背景的數字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等，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歐盟數字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第二類主要包括大學和研究機構；第三類如谷歌圖書館、Jotor的部分開放資源等；第四類如Internet Archive和書格數字圖書館等。另外還包括各種致力于開放獲取的聯盟和組織、出版界人士和一些熱心于開放獲取的學者和社會人士。

澎湃新聞：看來您與數字資源的緣分可以從《中國評論》這份雜志說起呢，但在既往的報刊史研究中，我們對《申報》、《大公報》等了解較多，《中國評論》是一份怎樣的刊物？

陸渾戎：《中國評論》是譯名，原名為“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漢學期刊，發行范圍應該包括中國沿海的港口城市、東南亞地區、歐洲和新興的英語世界—美國和澳大利亞。早于《中國評論》并同樣在中國出版的西文刊物如《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中日釋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和《教務雜志》（Chinese Recorder）等，或偏重于宗教或存在時間短，在漢學方面的影響均相對有限，《中國評論》算是第一份真正的漢學期刊。

《中國評論》的封面和內頁

這份刊物共有25卷、150期，主要包括論文、書評和翻譯三大類，合計約有一萬頁。按照設想，研究范圍和內容應包括“中國、日本、東方列島和一般意義上的遠東地區的科藝、人種、神話、地理、歷史、文學、自然史、宗教等方面”。但從內容上來看，該刊主要討論的是中國語言、歷史、民俗等方面的問題，非常符合十九世紀漢學研究側重于語言、文明和歷史研究的定義。

該刊編輯如丹尼斯（N. B.Dennys）和歐德理（E. J. Eitel）等都是在漢學研究上頗有素養的漢學家，撰稿人以在華西方僑民尤其是英美僑民為主，較為活躍的有翻譯中國經書的著名英國學者理雅各(J.Legge)，在廣東設立“嘉約翰精神病收容所”的美國籍傳教士嘉約翰(J.G.Kerr)，南洋史研究的開拓者、英國駐華領事費笠士(G.Philips)等。

澎湃新聞：說到海外漢學，我們現在對強勢的美國漢學了解很多，對英國漢學知之甚少，那是否可以說《中國評論》體現的是英國漢學？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當時英國漢學的狀況如何？

陸渾戎：由于商業、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英國人是逐漸深化中國研究的。因此，英國的漢學期刊與其殖民勢力的擴張也有著極為合拍的一致性，十九世紀初期有在馬六甲所刊發的《印支搜聞》（Indo-Chinese Gleaner），到了十九世紀的中后期則以香港的《中日釋疑》和《中國評論》為主，進入二十世紀前半葉又以上海的刊物，如《新中國評論》（New China Review）、《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為主要陣地。

就《中國評論》而言，該刊大致以英國人為主。創刊時，英國漢學史上的重要人物理雅各還在香港。雖然他于1873年回到了英國，后來還擔任了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一職。但總體而言，那個時代英國漢學的重心在中國。

所以，從地域分布上來說，近代英國漢學最基本的地理格局是:“本土”與“域外”共存，且其重心不在“本土”，而是在有“域外”漢學的遠東地區。十九世紀末，在華英僑中致力于漢學并有所成的大有人在，且有《中國評論》這樣的漢學刊物，比英倫三島的漢學要熱鬧得多。這一點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太一樣，以法國為例，法國漢學的主流是其本土的學院派學者雷慕沙（A. Rémusat）和儒蓮（S.Julien）等人。

而相比于其他歐洲國家，英國的漢學研究起步比較遲，但到了十九世紀，開始涌現了很多著名漢學研究者，如斯當東（G.T.Staunton）、馬禮遜（R.Morrison）、德庇時（J. F. Davis）、馬儒翰（J. R. Morrison）、偉烈亞力（A. Wylie）、翟理斯（H. A. Giles）、莊延齡（E. H. Parker）和理雅各（J.Legge）等。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國評論》時使用了“僑居地漢學”這一概念，“僑居地漢學”相比于“本土漢學”有哪些優勢和特色呢？

陸渾戎：提起“Sinology”意義上的“漢學”，通常都會認為某國的漢學研究一定是發生在其“本土”的。比如，說到英國漢學，我們會默認它發生在英國。這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在近代中國，各色西方人士紛紛來到中國，其中有傳教士、有外交官、有受雇于西方殖民機構或中國海關的“洋員”，也有商人、軍人、冒險家和騙子，真可謂不一而足。這些人中，不乏好學之士，基于傳教、外交、日常工作等各種各樣的目的，他們開始研究中國的語言、宗教、民俗、歷史和地理等各個領域。為了便于交流，這些在華西人建學會、搞演講、出書、辦期刊，將歐洲本土的學術交流體系移植到中國來。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形態的漢學遂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說其新，原因之一是這種漢學產生在中國，這對于那些來華西人而言是他們的僑居之地，故可稱為“僑居地漢學”。

“僑居地漢學”是西方漢學的“飛地”，是在中國研究中國，研究者不僅可以廣泛地利用中國浩如煙海的各類文獻，還可以搜求到諸如碑刻、地方志、征信錄等這些在歐洲大陸的圖書館中難以見到的資料。再加上有了語言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等學科理論的指導，這些漢學研究者還注重收集各種口頭傳說和口碑資料，試圖在與其研究對象的當事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的過程中獲取有益于研究的信息，他們還致力于各地方音的記錄、研究和比較。

舉例來說，《中國評論》顯示僑居地漢學在漢語比較研究、方言調查、民俗資料收集等領域均有相當之成績。這也開創出了西方漢學的新傳統——迥異于立足歐洲圖書館資料的法國漢學老前輩們，而是將文獻與類似于“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如莊延齡（E.H.Parker）等人利用了語音學的記錄方音的基本方法，保留了晚清時期中國不少地方的方音資料，如北京方言、漢口方言、客家話、廣州話、福州話、四川話、揚州話、寧波話、溫州話等。他在《中國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一般會先介紹其考察區域的地理位置、人口、行政區劃等基本情況，再討論其考察方言的聲調、語音的特點等，然后詳細地用威妥瑪(T.F.Wade)拼音來記錄該地方言中的每一個音節，如其記錄的客家話共有710個音、廣州話有780個音。這項研究后來通過翟理斯(H.A.Giles)《華英字典》的傳播而影響到包括高本漢(B.Karlgren)在內的研究者。

莊延齡的漢學作品《諸夏原來》

長期僑居中國，還能使研究者親歷很多歷史事件。如德國學者歐德理（E.J.Eitel)對香港史的研究。他于1862年到達香港， 1879年成為香港政府的學校監督并兼任香港總督軒尼詩的私人秘書，加上他的夫人是英國人，所以和香港的主流社會交往頗為密切，并參與和見證了早期香港歷史發展的很多重要事件。他在《中國評論》上發表多篇關于香港的文章，后來演變成專著《歐士于中土》（Europe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beginning to theyear1882， Kellyand Walsh Ltd.1895），該書奠定了他在早期香港史研究方面的權威地位。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國評論》時，數字資源除了給您帶來獲取資料上的便利外，在具體運用上，它與傳統紙質文本資料有什么區別？能舉例談談嗎？

陸渾戎：首先是為了解相關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比如通過谷歌和Jstor數據庫等工具，注意到了黃文江對歐德理和《中國評論》的研究、D. P. Branner對莊延齡語言觀的研究、吉瑞德（N. J. Giradot）對理雅各和比較宗教學創立之關系的研究，這些成果起到了提供線索、開拓視野、點撥思路等多方面的作用。

再者是諸多具體問題的快速解決。比如某篇譯文或某句話的具體出處、專名的翻譯、《中國評論》發表論文被引用的情況等等，通過各種數據庫如“瀚典”、“谷歌圖書”和各種在線工具書便能較為快速地得到解決。

數字資源與傳統資料之間的差別有時候其實很模糊，不應過于強調。我就把《中國評論》電子版全部打印出來了。檢索只是一個步驟，檢索之后還要閱讀，甚至細讀核心文獻。在閱讀的過程中又會有新的發現，會重新檢索。如此往復，才是常態。不可否認，選擇檢索詞及檢索結果，多少會有先入為主之見。但經過檢索-閱讀、閱讀-檢索的數個回合，應該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用傳統的方法，也同樣存在。在閱讀史料時，也一樣要避免先入為主之見。

澎湃新聞：說到數字資源使研究資料的獲取更加便利了，這是不是也可以造福學院外的歷史愛好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歷史研究的門檻？

陸渾戎：現在通過網絡可以得到各種各樣的學術資料，有些甚至是前網絡時代不可想象的。比如我算是做漢學（Sinology）史的，在傳統時代如高第《西人論中國書目》、《通報》等，離開北京、上海或著名大學的圖書館就很難看到；現在無論身在何方，誰都可以通過Gallica和Jstor數據庫獲得研究資料。

所以，開放獲取數字資源的確有造福學院外歷史愛好者的作用。此類資源數量豐富、涉及各方面，且具有無遠弗屆、免費取用的特點，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之前學院外歷史愛好者在資料獲取上的障礙。甚至在一些特殊領域，比如攝影史、軍事史等，非學院派已經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視的成績。

但話說回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研究門檻的降低，開放獲取資源只是提供了研究歷史的資料基礎等基本條件。

澎湃新聞：我們看到現在您除了在微博上發布資源，還多次參加線下講座與大家分享經驗，就您所知，聽眾對數字資源的反響和理解是怎樣的？

2015年12月18日在北京大學做講座

陸渾戎：從虛擬到現實，當然會有些不同。微博上主要是發布資源，豐富但也散碎。線下交流時，會更注重整體性和全面性。在微博以開放獲取數據庫為主，而講座時還會談商業性的數據庫；在微博專注資源，而線下則會兼涉利用資源從事研究的問題。

幾次講座的聽眾主要是人文學科的在校生，本科生和研究上都有，也有些青年教師。大家對數字資源的興趣，遠超我之前的想象。我和大家交流的內容，主要包括數字資源的總體情況、檢尋方法和利用等。觀點可能無甚新意，但可能還有點提供線索的作用，總體而言反響還不錯。

至于對數字資源的理解，從互動情況來看差別較大。有質疑，有當成輔助工具的，也有寄之以厚望甚至視為“革命性”的。數字資源與人文研究的結合，目前來看還處于起步階段，由于學科和了解程度等差異，理解不同也在情理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