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缺乏科學傳統么？

饒毅

1月8日，201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時隔11年后再次出現空缺。日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在《知識分子》公眾號發布了“中國未來與科學隱患”一文，從中華民族缺乏科學傳統、中國科學發展歷史很短、華人群體盛行實用主義、中國未來需要自然科學四方面闡述了我國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劣勢和面臨的挑戰，引起廣泛關注。

饒毅指出，由于過去智慧主要用于人文領域，中國古代科學傳統薄弱，特別缺乏抽象、系統、深刻的科學。中華文化在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自然的好奇上存在的短板，今天可能不僅影響科學技術，也會對社會產生影響。

他接著梳理了中國科學發展的歷史，認為科學在中國的歷程僅100多年，而人們有共識地穩定發展科學不過是最近十幾年。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后開始引進科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學逐漸建立，西方理科教育引進中國。1949年以前科研條件差、規模小，西南聯大和北平協和醫學院取得的突出成就在當時是特例。1949年到2000年左右的50年間，由于做官發財的路子行不通，這一時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或許還絕后的對科學興趣最高的年代。但由于當時中國經濟情況的限制，科研尤其是非軍事領域的科研在經費上受到局限，這一年代重要的科研成果有兩彈一星、胰島素研究、袁隆平雜交水稻、屠呦呦參加的青蒿素研究等。

經費的增加一直到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聯合清華大學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985”計劃和同期中科院提出的“知識創新計劃”才得以實現，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2003年以后人們才共同認識到中國可以穩定地發展科學。

饒毅進一步指出，在科研經費充裕的今天，自然科學能否快速、長期、穩定地發展還受到華人群體中盛行的實用主義思潮的制約。1950年到2000年間很多人對于科學技術的興趣很大程度上出于實用主義，因為當時升官發財的通道被堵塞，而現在這些通道重新打開，科學技術人才就越來越少。

文章最后總結道，從世界歷史上來看，大國的崛起都有很強的科學基礎，而中國科學技術在現階段主要停留在山寨國外成果的程度，原創性的、能直接支撐產業的不多。科學技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與中國的未來有密切關系，按目前的趨勢中國的前途存在很大隱患，如何扭轉科技人才質量下滑、人數減少，使得科學技術能夠正面影響中國未來，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如何看待儒家傳統：“道德中國”還是“專制中國”？

上周，《學術月刊》公眾號發布了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汪行福“‘道德中國’還是‘專制中國’——對傳統中國的黑格爾式反思”一文，為理解當前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國熱”提供了一種值得深思的角度。

從中國在16-18世紀早期被西方先哲視為“道德中國”到18世紀后被西方主流視為“專制國家”再到20世紀末新一輪“中國熱”中的“文明國家”論，中國在西方視野中的形象不斷變化。

文章指出，第一波中西文化交流始于明清之際。明末來華的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將傳教與文化傳播相結合，一方面開啟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化運動，另一方面將儒家和其他流派的文化典籍譯介到西方，在西方帶來了“中國熱”，一時間拜爾、萊布尼茨到伏爾泰和魁奈等西方哲學家都對儒家傳統下的中國推崇備至。法國啟蒙哲學家伏爾泰認為“在大地上，中國人的道德和政治最為杰出”，認為孔子和儒家“發現了一個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然而18世紀末開始，西方輿論發生轉向。法國的孟德斯鳩認為中國屬于專制國家，證明其道德并非像其表現出來的那樣優越；德國的赫爾德也提出“僵化中國論”，認為儒家道德學說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停滯。到了黑格爾的時代，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已經從理性國家變成了愚昧國家。

作者指出，在黑格爾看來，中國人缺少把信仰的精神世界與外在的自然世界進行區分的能力，因而也無法在信仰權威與世俗權威之間做出區分，東西方哲學的根本差別在于東方缺乏個體性的自由意識。黑格爾認為孔子是智者而非思辨哲學家，《論語》中的道德只是常識。而中國傳統國家之所以是專制政體，是由于“東方各國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即皇帝）。黑格爾認為國家是自由的倫理共同體，而不是中國的家庭式自然共同體。中國人同時屬于家庭和國家，但在黑格爾那里，國家不是放大的家庭，不要求人們放棄主觀自由和個性，混淆家庭原則和國家原則就會走向家長式專制主義。基于上述理由，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形象是由迷信自然宗教、沉溺習俗道德、崇拜專制君主和自我壓抑的犬儒文化構成的。

作者認為，當前中國崛起背景下，“文明國家論”的風行依賴的是成王敗寇的成功邏輯，更多的是意識形態性的，不具備黑格爾所強調的“思想的普遍性”。盡管黑格爾對中國的具體評論充滿著太多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沒有看到儒家道德中包含著許多普遍的合理因素，但對中國傳統的基本判斷需要以黑格爾的古今原則為前提。黑格爾的《法哲學》是討論中國傳統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參照系，他堅信隨著個人主觀自由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原則，個人能夠反思地對待自己所處的社會時，古代國家必須被現代國家所代替。

作者進一步指出，孔子和儒家學說為那個時代提供了高水平的道德思考，但把儒家的仁學等同于現代的普遍主義倫理，還為時過早。由于儒家沒有把人理解為主體，把主體理解為自由的存在，也就沒有在道德和法律上確立起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主性。無論是主張儒家思想是一種現代性計劃的觀點，還是把禮治國視為與法治國同等有效的主張，都違背了“古今差異”這一根本的現代性思想原則。

黑格爾對理性國家的理解依賴了現代社會的經驗前提，不能以之苛求中國古人。但作為當代人，必須認識到現代國家必須以個人的自由和政治集體的自我決定的實現為最高目的，從這個前提下來考察儒家和傳統中國智慧，從而對其真正地揚棄。

快播該不該獲得掌聲？

上周最大輿論事件當屬快播案。1月7日，北京海淀法院公開審理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CEO王欣等4名高管被控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一案。庭審中，辯護律師針鋒相對的辯詞吸引了無數目光，還被編成段子在網上傳播，網民中支持辯方的占了絕對優勢。

有趣的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1月9日分別發表了相關評論文章，觀點卻有些微妙的不同：

人民日報評論題為《快播的辯詞再精彩，也不配贏得掌聲》，稱“我們都應該尊重快播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不過有句話也應該明白：違法不違法，不看誰更伶牙俐齒，快播的辯護不配贏得掌聲”。

新華社文章題為《無論快播是否有罪 都要對“狡辯的權利”報以掌聲》，文中指出正方和反方同樣值得尊重，“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剝奪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為這個團隊精彩的辯詞報以掌聲。”

關于快播是否有罪、技術是否中立的討論也層出不窮。快播公司使用P2P網絡即時流播放技術，使得每個終端用戶的電腦通過互聯網連接到其他終端用戶， 讓每個用戶都成為一個節點，使很多的影視站不用很多的服務器和帶寬就能保證用戶的正常使用。

共 識網1月8日發布的署名為“托馬斯駱”的“‘快播’案是14年前黃色光碟案的升級版？”一文認為，從法理上，“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若要成立，則需犯罪嫌 疑人主觀上知曉具體的犯罪行為，并積極追求該犯罪結果的發生；而且牟利的方式直接關聯于淫穢物品。但事實上，快播公司、王欣本人和他的團隊，都無法判定每 一次具體的“犯罪行為”是否會發生，更沒法積極追求犯罪結果的發生。從盈利模式上，快播主要靠廣告、引擎和會員費，這些盈利模式都沒法與某一段具體的“不 良視頻”聯系起來。

與之相反，微信公號“長安劍”1月9日發文稱，“法、檢再表現不佳，也不意味著王欣無罪。”文章認為律師從其他網站同樣涉黃 以及技術平臺無罪兩方面做出的“無罪辯護”皆無效。長安劍認為，我國《刑法》對“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規定的司法解釋中的關鍵詞是“明知”，而全世界都 知道快播公司高速發展的原因，作為公司CEO不可能不知道。他進一步指出互聯網最大的誤區就是認為互聯網站只是技術平臺，這成為一些互聯網運營者放棄管理責任、甚至抵抗監管的借口和盾牌，而“誰經營，誰負責”，這應該是中國互聯網的常識和規矩。

庭審中爆出的“樂視舉報”的消息也成為爭議焦點，破土 網9日整理發布的“為什么快播得到了大眾的支持？”一文則主要從版權競賽的角度對快播案進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在版權競賽中，技術從來不是中性的。技術 的背后往往有著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和權力關系”，看似自由的互聯網生活也越來越多的被少數資本巨鱷把控，快播成了版權所有者斗爭之下的炮灰。而在版權制度 十分嚴格的國家，盜版支持者們甚至形成了一波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2006年5月31日瑞典警方對盜版網站“海盜灣”的突襲引發了千人示威游行，還創造了一個名為“盜版黨”的瑞典政黨。各國盜版黨們還聯合成立了盜版國際，認為“如美國電影協會及美國唱片工業協會一類的組織動輒控告他人，又不準許他人使用 P2P，更經常呼吁別人捐錢贊助反盜版行為，其實是為了自己利益而不擇手段，甚至是科技進步及個人自由的最大阻礙”。

1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 辦公室發言人姜軍就“快播”案發表談話稱，“任何在網上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的網站、提供淫穢色情信息服務者，都要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人民日報再 度發文表示，“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人類文明史一再從正反兩面說明這一點。技術進步若要真正成為‘福利’，離不開規則和法律的守護，而法律也在不斷的挑戰 與回應中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