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是中國外交部老一輩日語翻譯，曾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擔任中日外交一線翻譯，親歷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的歲月。1934年他出生于江蘇南通，1954年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攻讀語言文學，畢業(yè)后被外交部選中，曾為周恩來等重要領(lǐng)導人擔任日語口譯。

2016年1月6日，上海日本研究中心、上海市日本學會為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舉辦特別演講會，邀請周斌講述“在總理身邊的日子”。

活動當天，82歲的周斌先生站著進行了3個小時演講，不用話筒，沒有休息，神采飛揚。觀眾問他是否需要喝口水，他大手一揮：“當翻譯習慣了，不用！”臺下掌聲一片。他回顧了自己走上翻譯道路的歷程和在總理身邊的幾次重要的翻譯經(jīng)歷。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整理部分口述內(nèi)容與讀者分享。

不情不愿學日語

我中學畢業(yè)于上海華師大附中，后來被保送到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是季羨林教授。當時黨和國家急需這方面人才。其實我高中擅長數(shù)理化，不喜歡外文，覺得英文是美帝國主義的語言，沒有用，只是為了升學而學習，成績還可以，完全沒興趣。但因為是組織推薦去北京大學東語系，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去了。

當時北大東語系有日本語、蒙古語、越南語、朝鮮語、印地語、緬甸語、阿拉伯語等9種語言。那時，尼赫魯訪問了中國，中印關(guān)系很好，我就報了印地語。在印地語系才上了一天課，黨組織就找我談話，第一句話是：你不要學印地語了，改學日本語吧。

我很震驚，我說我絕對不能學日本語，我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啊！我父親在南京的磚瓦廠當卡車司機，死于南京大屠殺，母親是蘇北的農(nóng)民，也死于日軍刀下，我那時還不到5歲。

總支書記和副書記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回答說：“我什么都可以聽黨的話，就是不能學日語！來東語系，不學數(shù)理化，我聽黨的。但是這事，總得尊重我的選擇吧！”我想通過訴苦改變領(lǐng)導的決定，但是沒有用。原來，當年每個專業(yè)要配一個黨員做團支書，印地語專業(yè)已經(jīng)有一個了，日語專業(yè)正好缺一個。書記最后使出殺手锏，說你是共產(chǎn)黨員，應(yīng)該服從組織決定。我沒辦法，只好點頭踏進日語專業(yè)。

一開始我對學日語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國仇家恨在心，怎么學得進去呢？后來真正的轉(zhuǎn)折，是當時57歲的周總理在北大的五分鐘演講。

那時他陪同緬甸總理烏努來做一個關(guān)于佛教如何改變緬甸的演講。烏努最后說：“我敬愛的朋友周恩來先生，他不相信佛教，而相信從遙遠歐洲傳來的一個主義，但是我不怪我的朋友。他不是對佛教有成見，而是他沒有切身體會到佛教的偉大。如果周恩來先生能在緬甸生活一年半載，一定會像我一樣成為虔誠的佛教徒。”

其實，聽周總理講話才是我們臺下四百多師生代表的目的。我們高喊“歡迎周總理講話！”他實在推辭不過，就講了五分鐘。那五分鐘演講的內(nèi)容我終身不忘。周總理說，“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不僅要在中國貫徹，而且將來在世界上與各國的交流，我們也要貫徹。有些錯誤的意見也可以發(fā)表。有些國家攻擊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完全是說謊，今天烏努先生不就講得很好嘛！至于烏努先生希望我成為一個佛教徒的美好預言，恐怕永遠不能實現(xiàn)了，我遺憾地告訴你，因為30年前我經(jīng)過嚴格的比較和選擇，我挑選了從歐洲傳來的主義，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中國的問題、解決中國的問題。

我當時深深地被周總理的智慧和風度所折服。這讓我暗暗下決心，既然答應(yīng)組織上學習日語，將來要當日語翻譯，我將來一定要站在他身邊，為他做翻譯。

從此開始了一千多個日夜的北大苦學，學到幾乎神經(jīng)衰弱。頤和園、圓明園遺址離北大就一點路程，同學們都去玩，我從來沒去過。但我人生中最滿意的事就是沒有浪費北大的學習時光，所有的周末都在圖書館里。

我還懂得了一個道理：我這樣學語言，是半途出家，19歲才從字母學起，怎么能成為一流的翻譯？很難很難。語言要從小開始，我沒有這個條件。要用后天努力彌補先天不足。這個理想鼓舞我成功了。    

1958年畢業(yè)時，我的18門必修課全部成績都是滿分5分。畢業(yè)時季羨林教授握著我的手說：小周你替北大東語系爭光了，1946年創(chuàng)立以來你是第一個全優(yōu)生。希望你到外交部以后繼續(xù)加油。

組織上的特殊培養(yǎng)

1961年，外交部確定了18名甲級翻譯，其中只有一個日語翻譯，就是我。甲級翻譯就是在政治上和專業(yè)上都通過審查，才可以給國家領(lǐng)導人當翻譯。

但即便我那樣努力學習，語言上的先天不足很難補足。直到現(xiàn)在我還有這種感覺，我已經(jīng)80多歲了，還是常常感覺日語不到家。比如最近我在想，“指示”和“批示”，在日語中應(yīng)該怎樣翻譯出差別來？仍然需要學習。

后來之所以能在翻譯上做出一點小小成績，除了北大苦讀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組織上的特殊培養(yǎng)。

當時中國對日外交和對其他國家不一樣。因為長時間與日本沒有外交關(guān)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人很少，對日工作一直是周總理直接領(lǐng)導，主要工作是外辦常務(wù)副主任廖承志負責。廖承志同志生在日本長在日本，是當時中國頭號日本專家。廖承志下面有四位中層干部，叫“四大金剛”，處一級的叫“十八羅漢”，我就是小和尚。

廖承志同志常常帶著我，他是特別好的領(lǐng)導。其實外交部四個日語翻譯中，兩位大姐、一位大哥的水平都高于我，我到現(xiàn)在也承認。但我的長處是精神飽滿、喜歡學習、不怕批評。他們培養(yǎng)我，但凡三位主要翻譯在場，我可以作為見習翻譯跟在身邊，這是最好的學習。

不久后我成為正式翻譯，心里還有點慌，但廖承志同志和另外三位大哥大姐都鼓勵我。我翻譯得好，廖承志會摸摸我的頭——那時我的頭發(fā)還很茂盛——把我的頭發(fā)弄得亂七八糟。我翻譯錯了，他會發(fā)出英明指示——

有一次，日本各界名人組織民間代表團訪問北京，在1000多人的政協(xié)禮堂作報告。請他們講日本的工人運動、農(nóng)民運動、婦女運動，這個難不倒我。最后一個發(fā)言的，是京都的一位91歲老和尚，佛教界權(quán)威。我事先問他，為了翻譯的質(zhì)量，您能不能先告訴我您發(fā)言的內(nèi)容？他說，周君，憑你的日語，毫無問題，放心。

結(jié)果老和尚一講我就懵了，他大段引用佛經(jīng)，我只能聽懂30%的詞匯，世界啊和平啊亞洲啊，其他的無論如何翻譯不出來。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出洋相，我都要哭了。正好廖承志同志是會議主持人，坐在我后面，發(fā)現(xiàn)了我的異樣。我問他怎么辦，他發(fā)出了英明指示：

“他胡說，你胡翻。”

六個字。只有懂得日語又愛護部下的領(lǐng)導才會發(fā)出這樣的指示，他不想讓一個年輕的翻譯為難。這是難以想象的寬容。

于是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說了一通世界和平、中日友好，聽眾竟然熱烈鼓掌。結(jié)果老先生興致很高，一般每人20分鐘的發(fā)言他講了40分鐘。

下來以后廖承志同志一句話也沒批評我。我問他，你聽懂多少？他說我懂一半。我就知道有差距了，我只懂30%。他又摸摸我的腦袋：“小周，你將來會成為出色的翻譯，不僅有翻譯的本事，還有胡編的本事！”

第一次給總理當翻譯的失敗經(jīng)驗

給總理當翻譯就不能胡編了，一個字都不能胡編。外面盛傳周總理懂幾國語言，其實不很準確，他主要是三門外語：懂一些日文，因為19歲那年到日本去留學，待了一年多；留法4年，懂法語；中學在南開學的是英文，所以有英文基礎(chǔ)。

不過第一次給總理當翻譯的寶貴機會終于來了，我卻犯了錯誤。

那天我正好滿25歲，總理還不認識我。日本的一位自民黨的老政治家來北京訪問，談中日民間關(guān)系的改善。

周總理說，明天陪日本政治家去北京郊區(qū)密云水庫，看看中國熱火朝天的建設(shè)場面。乘一段小火車，從北京車站到密云水庫。他對接待班子講：明天請客人先上小火車，我一到，火車馬上發(fā)動。總理日理萬機，這樣能節(jié)省時間。我還不知道這個“馬上發(fā)動”是多么精確的概念。

第二天，四位隨行的日本記者先上了火車，看周總理還沒到，就想四處轉(zhuǎn)轉(zhuǎn)。當時的北京火車站是為了紀念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新建的，他們拍照去了。我攔住他們，他們說就在附近不會走遠，我就只好在車上等著。

總理乘坐的轎車呼地到了，直接停在火車門口，跨兩步就上了火車，火車嗚地就發(fā)動了。我嚇了一跳，第一次見這種場面，原來“馬上發(fā)動”是這樣分秒不差啊！而那四位日本記者——來自日本三大報紙和NHK的記者只能在車外面拼命喊，但火車已經(jīng)開走了。

總理走進會議室，發(fā)現(xiàn)記者不見了，就問是誰負責的。我后悔得不得了，只好認錯，說我沒想到您從汽車上下來走兩步就上了火車啊。還好周總理很寬容，他說：“小同志，你沒有經(jīng)驗，下次可不能再這樣了啊。”

我想我心心念念要為總理當翻譯，結(jié)果第一次就干這種糊涂事啊。

因知識儲備而被總理啟用

后來，我自己總結(jié)，是因為兩次偶然的機會受到周總理的重視，他愿意用我當翻譯。這兩次，不是因為語言，而是知識。

因為對日工作的特殊性，周總理經(jīng)常召集廖承志和“十八羅漢”、“四大金剛”開討論會，其他國家的外交事務(wù)是沒有這種體制的。我就旁聽他們的討論。有一次研究日本大選。當時日本五個政黨——自民黨、社會黨、公民黨、共產(chǎn)黨，再加上社民黨，每個黨派的參選情況都要討論。

總理說，今天只有一個半小時，是不是請哪位同志先把這次選舉的情況總體介紹一下，各個黨得票多少，占多少比例，比上一次增加、減少多少，先講個十五分鐘。然后我們再討論。

“十八羅漢”、“四大金剛”沒有一個人站出來，那怎么辦呢？總得有人出來系統(tǒng)講一下，這不能來虛的，要講很多數(shù)字。我看沒人講，就起來說：“總理，我講可以嗎？”

總理說：“當然可以，小同志。”他叫我小同志。我就看著表，15分鐘把這個比較復雜的情況，像背書一樣背出來，一個數(shù)字都不差，各個黨當席的議席數(shù)、代票數(shù)、主要特征等等。總理就表揚我：“小同志，你不錯嘛。”

還有一次，那是中蘇關(guān)系陷入僵局的時候，總理急匆匆來開會，進門就發(fā)脾氣，說你們注意到?jīng)]有！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相當于我們的副總理）到東京去參加蘇聯(lián)商品展覽會的開幕儀式，一下飛機就在記者招待會上大罵中國！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趕快通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指名道姓地寫批判文章。明天就見報！”

總理坐下來，氣稍微消一點了，說，哎呀，這小子叫什么名字？這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叫什么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了，誰想得起來？沒有人回答。又是我，我說總理，叫瓦西里·諾維科夫！他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剛過四十歲，就當上了部長會副主席，負責對外貿(mào)易。總理說：“又是你啊！”

就是這樣兩件事，讓總理記住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