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6日，上海日本研究中心、上海市日本學會共同舉辦“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特別演講會”，邀請曾經擔任周總理翻譯人員的周斌先生講述“在總理身邊的日子”。

周斌195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部日語專業，先后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外交部新聞司、東京大學等單位任職，為多位中國領導人擔任過日語口譯。他曾見證中日外交談判的關鍵時刻，親歷中日關系的蜜月時期。

在演講會上，周斌回憶了在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完成的兩次最重要的翻譯，都與中日建交有關，一次是民間交往，一次是政府談判。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整理部分口述內容與讀者分享。

民間外交：與日本乒乓球隊員的情誼

1964年10月，日本乒乓球著名女將松崎君代到北京參加邀請賽，周總理特別邀請她到家里做客，一同受邀的還有日本乒乓男隊主將荻村伊智朗、領隊長谷川喜代太郎、民間大使西園寺公一，以及中國乒乓球、體育界人士，加上作為翻譯的我共11人。

當時松崎君代已經退役，她是周總理特別喜歡的乒乓球選手。早在1961年于北京舉行的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松崎偶然失利，敗給匈牙利選手高基安，但她仍微笑與對方握手、與兩旁觀眾握手，總理說她“小小年紀、大將風度，勝不驕、敗不餒”，非常欣賞。

外賓來后，總理親自上前去迎接。一落座，鄧穎超媽媽就問：松崎小姐，交男朋友了嗎？那時松崎君代26歲，臉刷地就紅了。她沒有回答，只是笑。鄧媽媽就說，大概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好意思談自己的心上人，我放棄這個提問，我們自在些。

接著鄧媽媽從抽屜里拿出兩塊大紅被面，說這是我事先送給你的禮物，大紅意味著吉祥、幸福，我祝愿你將來有一天能作為嫁妝使用。

總理又拿出一瓶茅臺酒，對松崎說：“松崎小姐，我聽說你是四國小島上的農村人家出身，你父親在農村的酒廠里忙碌了一輩子，現在退休了。請你把這中國第一美酒帶給他嘗嘗，請他將來有機會來中國看看。你們日本的清酒十七八度，我們這種酒將近六十度，但這種酒不傷腦子。”

這時松崎已經感動得流淚，她說：“總理，總理夫人，謝謝你們，我是農村里長大的無名小卒，即便是為日本拿過5次世界冠軍，日本首相也只是和我們握握手，說一聲辛苦啦。可您是外國總理啊，不但關心我，還關心我的家庭，關心我的婚事。”

當時連我這個當翻譯的也被感動了——做翻譯是最忌諱動感情的，是要影響工作的嘛。日本乒乓男隊主將狄村伊智朗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他就站出來調節氣氛。狄村說：“總理，記得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隊打敗了我們，您為了安慰我們給我們每人送了一瓶茅臺酒。這酒我放在家里，來了重要的客人我就向他們介紹，結果有一次，幾個人爭著要喝，打翻了這茅臺，正好灑在我的球拍上！可惜啊，但我后來拿著這個球拍參加比賽，一到關鍵時刻就聞聞拍子上的酒味，仿佛是總理您在跟我說‘狄村加油’！我就常常反敗為勝啊！”

周總理就回過頭來小聲問我：“小周，是不是26屆世錦賽結束以后你們或者體委用我的名義給他們送過酒？”我說這事我從來沒做過，體委的人要做的話也得通過我這個翻譯啊，也沒聽說。

總理聽了，沒提這事，回頭對狄村伊智朗說：“狄村先生啊，你不但球打得好，而且外交才能也好！你不要急，另外一瓶茅臺酒已經準備好了，待會就送給你。但是呢，希望你別再打破酒瓶了，不要再把酒灑在球拍上。要是這樣就可以常常反敗為勝哪，我們中國的乒乓球就不用練啦，小將們的球拍上都灑點酒就行了！”

周總理說得沒錯，狄村確實是外交人才，后來當了世界乒聯的主席，而且還在關鍵時刻幫過中國隊的忙。

1971年第三十一屆世乒賽在名古屋舉行，就是搞乒乓外交的那一次。男隊決賽，又是中日相搏，我也在現場。我們派出的第一個選手是廣西出來的梁戈亮，19歲。日本的主裁判說梁戈亮的發球違反規則，要求改正，否則不能開始比賽。原來梁戈亮發球時有一個跺腳的動作，裁判認為這個聲音會干擾對方，但梁戈亮說：“我從小就是這樣練的，現在要改不是強人所難嗎？”

其實我偷偷問過梁戈亮：“到底是為了干擾對方還是真的從小就這樣練的？”他說了句大實話：“兼而有之。”

正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作為副總裁判長的荻村在詢問情況了：“比賽怎么還不開始？”

我想荻村是老朋友，就對他說：“您認識梁戈亮，您來證明吧，他一直是這樣發球的啊。”只見狄村找來日本裁判說：“這小伙子，他10歲的時候我就看他這樣練球的！比賽開始！”

我想，朋友派上用場了吧，這是那瓶茅臺管事了。

總理事事考慮周全，那天家宴結束時他還對日乒領隊長谷川喜代太郎說：“長谷川先生啊，今天松崎小姐是主賓，疏忽了您，您有什么要對我說的嗎？”長谷川也是個倔老頭，他說總理啊，我非常替松崎感謝您，感謝您對日本乒乓球的關心，關心世界乒乓球運動的發展。中國人民有你這樣的總理真是太幸福了。至于我，我還是重復三年半前，26屆世乒賽時我和你說的話，一定要打翻身仗，不打敗中國隊，拿回世界冠軍，我死不瞑目。周總理稱贊他，說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應該有這口氣，不甘落后、不甘失敗。

那天真是把民間外交、結交朋友的工作做到家了。最后送走客人之前，周總理特別向松崎交代，說今天你們到家里來做客，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不發消息。第一，因為現在在北京有十幾個國家的乒乓球隊，為什么你中國總理只見日本人，不見其他人呢？我不好交代。第二，更重要的是，現在日本國內還有許多反華勢力，報道出來可能對你將來的工作、婚姻帶來不便，這是為你考慮啊。最后，你以后再想來，給我直接寫信也可以，給體委的負責人寫信也可以，我隨時歡迎你。我不但歡迎你，也歡迎你未來的丈夫。周總理說到做到，后來他在繁忙的事務中還專程把松崎夫婦請來做客。

中日建交談判僵局

1972年是中日關系的轉折點，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相大平正芳來華訪問，相關事宜完全是周總理一手操辦。

周總理最早注意到田中角榮這個人，還是在佐藤內閣時期，田中角榮以通商產業大臣身份出訪拉美時，曾經在講話中提到，說如果將來執政，一定要妥善解決和中國的關系。我們搞日本工作的人都沒有注意到的細節，總理注意到了。他馬上召集我們，要求重視起來，隨即對田中的講話表示歡迎。這就釋放了積極的信號，田中知道中國是歡迎他的，就做了一系列準備。

其中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上海芭蕾舞團訪問日本，唐家璇帶隊。《人民日報》刊發頭版新聞——東京首演成功，長文報道了前去觀看演出的幾十個友好人士，最后附了一句，說日本政府的文化廳也派人來了。周總理就火了，說這幾十個老朋友，你不報道，他也不會有意見，但文化廳是代表日本政府來的，說明政府打算和中國接觸了，這是個新形勢啊，你們為什么不報道？懂不懂得中央的決策！連夜把《人民日報》編輯叫來開會。

后來又有一次，為了田中角榮來華前的準備工作，新華社駐東京的記者寫來一份內部報告《田中角榮其人》，大約三四千字，介紹他頗有話題的私生活。總理看后大為光火！他說，我今年七十幾歲了，東京來的東西我一定要看，但這些內容，田中有幾個小老婆，和我們接待他訪華有什么關系啊！幸好我還看過，沒有直接送到主席那里去！

到了真正建交談判的時候，波折更多。

田中角榮在我們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說：“我代表日本政府，對多年來給中國人民添的麻煩表示歉意。”多少年的侵略，用“添了麻煩”一語帶過，會場上原本熱烈的氣氛一下變了，在場的中方人員覺得難以接受。

周總理當時只是對田中角榮講，我們都關心歷史問題，這幾十年的歷史究竟怎么回事，明天我們詳述。

第二天首腦談判，周總理講了一個多小時。我們中國人民接受不了日本方面輕飄飄的態度。會談便進入了僵局。

次日的日程是游覽萬里長城，準備了三輛車：第一輛車上是外交部長姬鵬飛陪同田中角榮，第二輛是北京市委—革委會主任吳德陪同大平正芳，第三輛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和日方發言人二階堂進。當時到八達嶺都是難走的山路，要40分鐘時間。大平正芳就提出，要和姬鵬飛外長在車上交換意見，希望換車位。于是大平正芳、姬鵬飛、一個警衛員和作為中方翻譯人員的我，四個人就坐上了一輛車。我平時有暈車的毛病，但那天因為高度緊張，完全沒感覺。

后來許多電視臺采訪過我，到底這次起扭轉作用的會談是如何進行的？我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一字不漏地把我記得的內容告訴你們：

大平正芳說，姬部長，我們同歲，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我是日本的外務大臣，我們兩個人都是在為自己的國家奮斗，爭吵不休。但我想來想去，覺得這次會談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中日歷史問題如何表達。我個人完全贊成中國的意見。我從一橋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日本大藏省（財政部），我曾經受大藏省委托到河北張家口考察過三次，正是日中戰爭最激烈的18個月的那段時間。就我所見，這場戰爭明明白白的是日本侵略，不存在辯解的余地。其實那時田中角榮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國的牡丹江。但是他沒有拿過槍，只是在步軍醫院服役。他對這場戰爭性質的認識和我是一樣的。但是今天我們代表的是日本國家，考慮到日本今天的處境，考慮到日本和臺灣的關系、日本和美國的關系，我們很難完全按照中國的要求來表述。請你轉告周恩來總理，只能找個折衷的辦法，否則我們只能打道回府了。

姬部長回來以后便去向周總理匯報，當然具體如何匯報我不得而知。

第二天外長會談，討論《聯合聲明》的文本，29日上午10點就要簽署。但是對于歷史問題如何表示，直到29日凌晨一點鐘還沒有達成一致。外文印刷廠的排版工人已經在等，一旦確定文本就印刷。

這時大平正芳從口袋里掏出一張字條：“姬部長，這是我方最后的方案。如果中方不能接受，我們只能打包行李回去了。”日方翻譯人員就翻。姬鵬飛外長又把大平的原稿要來給我看，我說，姬部長，翻譯完全正確，就是這個意思。

上面怎么寫的呢？就是現在《聯合聲明》的文本：日本方面痛感日本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就這么二十來個字，一個字不差。我印象太深刻了。

姬部長有個特點，平時不太喜歡說話，這時就沉默。我想你得表態啊，人家說不行就要打道回府了，我著急，心想這怎么辦呢？我又不能催你。我就想起周總理的教導來了——最好的翻譯，還要當好參謀。因為戰爭是打仗，外交也是打仗，好翻譯必定是好參謀。想起這個教導，我就輕輕地說了一句：“姬部長，我看可以的。”

沒想到姬部長反應空前激烈，非常嚴厲：“你說什么！少廢話！”

我嚇壞了，馬上承認錯誤：“我說的不算數不算數，只是供您參考。”

但是三分鐘過去了，中方還是沒有回答。這時大平外相建議：休會十分鐘。他說，我提出來給你的這個稿子啊，老爺子還沒看——他指的是田中角榮。在日本政界和經濟界，管自己的領導叫老爺子。其實田中是全權交給他處理的。

這時姬外長出門了，我沒跟著去。十分鐘后他回來，宣布：中方決定同意大平先生的提議，就這樣寫進《聯合聲明》。

現場沒有香檳，大家就拿咖啡碰杯慶祝，都灑出來了。那天會談到深夜，大家都靠咖啡提神，我記得當時已經上了第三次咖啡。

第二天早晨七點吃早飯，姬鵬飛也住在釣魚臺國賓館，我就找到他鞠個躬，說：“姬部長，昨晚太冒失了，您批評我少廢話，我記住了。”

他問我：“小周啊，你到外交部幾年了？“我說，已經第十三年了。他說：“十三年了你都不懂外交的基本規矩啊？連我這個外交部長都無權決定的事，你說可以！這可是要載入史冊的！你這也太過分了，哪里像是在外交部工作過十三四年的？”

我想，哎，以后絕對不再犯，認了錯就準備出門。大概他老人家看我們這些小孩覺得可愛，又把我叫回去。我心想，還要訓啊。姬部長說：“實事求是地講啊，你這個意見本身是對的，但錯就錯在，你說了你不該說的話。這就是教訓。”

后來我才知道，他出去十分鐘，是向在另一棟別墅里的周總理匯報。決定權在周總理那里。當時我不知道啊。其實事后，外交部有同志認為日方的表述里“戰爭”前沒有加“侵略”二字，不能同意。最后是周總理說：“既然他們承認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他們也痛感責任，他們要深刻反省，這不就是承認‘侵略戰爭’嗎？為什么一定要加這幾個字呢？現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們有困難，我們不應該為難這些準備解決問題的朋友們。”

所以整個中日建交的過程，沒有周總理不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