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美國文化史上，畸形秀是一個十分獨特的文化現象。在中國，大多數人知道“畸形秀”是因為熱門美劇《美國恐怖故事》的第二季的主題就是“畸形秀”。而在美國，“畸形秀”家喻戶曉。

畸形秀還是怪人秀？

從美國文化史的角度看，“畸形”這個翻譯并不準確。因為在當時的“畸形秀”里，表演的人物不僅包括巨頭、侏儒、連體，這些我們今天視為疾病或體障的生理現象。在19世紀末美國醫學現代化和專業化之前，他們被一概統括為畸形。此外，畸形秀演員還包括了一些長相怪異或是其他方面怪異的人。

例如，當時有一位秀場明星叫作喬伊斯?海斯（Joice Heth），據稱她有161歲，曾經是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的保姆。如此長壽，且撫育偉人，自然能夠引起觀眾們的興趣。不過，她死后的法醫解剖表明她的歲數其實不到80，其傳奇故事也屬于經紀人的炒作。

又如，現在所稱的“異裝癖”也是畸形秀場的好題材之一。顯然這些人的特征不能簡單地概括為畸形。與此同時，“freak”或者“freaky”在19世紀英語語境中的含義，更接近于“不正常”或者“非常”。所以，筆者以為“freak show”翻譯作“怪人秀”更為恰當 。

在畸形秀的歷史上，曾有過三位（對）享譽全美的明星。

連體嬰兒暹羅兄弟

在美國畸形秀歷史上，英和常（Eng and Chang Bunker）這對連體兄弟十分著名。他們是華僑后代，成長在暹羅（今泰國），稱為暹羅兄弟（Siamese Twins）。他們在幼年時被演出組織者“買”到美國，開始表演生涯。這對連體兄弟通過賣“丑”，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

成名后，他們在北卡羅萊那購買了自己的莊園，并擁有自己的土地，成為富甲一方的大莊園主。1843年他們與一對名叫阿德萊德和薩拉（Adelaide and Sarah Yates）的白人姐妹結婚，還生下21個孩子，繁衍至今。根據美國學者愛麗斯?德雷格（Alice Dreger）的調查研究，他們的后代中并沒有出現“連體”現象，因此他們的“畸形”并未遺傳。不過，隨著內戰爆發，他們也同大多數南方奴隸主一道，失去了土地和財富。

1874年，兄弟兩人去世，他們的“畸形”的身體隨即成了醫學界關注的對象。他們的尸體在下葬前被送往費城醫學院解剖，促進了美國連體嬰兒分離方面的研究。這所學校培養了埃弗雷特?庫普（Everett Koop）等美國小兒外科方面的杰出專家。他們所共享的肝臟被放置在醫學院的穆特博物館（Mutter Museum）博物館，展覽至今。

在傳統觀點中，畸形秀在20世紀的衰落，被認為與現代醫學觀念的興起有關。但正如身心障礙學者辛西婭?吳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早在畸形秀的興盛時期，暹羅兄弟這樣的“畸形演員”的身體就引起了學者們的濃厚興趣，所以才會在死后迅速得到解剖分析。

釘子頭茲普

威廉?亨利?約翰遜（William Henry Johnson），是著名的畸形秀表演組織者巴納姆（P. T. Barnum）手下的當家明星。他的特點是頭形怪異，因此藝名叫釘子頭茲普（Zip the Pinhead）。他出生在新澤西的的非裔美國人家庭，因此是土生土長的新英格蘭人。但是在畸形秀的舞臺上，他卻被描述為未開化地區的土著。不過出于不同場合的需要，他的身份一再變換：在倫敦演出時，他被稱作加利福尼亞的野人；在紐約，他則搖身一變成為非洲從林來的土著。

按照“畸形秀”研究權威學者羅伯特?波格丹（Robert Bogdan）的觀點，畸形秀的表現模式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異域（exotic）模式，表演的內容主要是原住民的原始和野蠻特色。一類是夸張（aggrandize）模式，主要是丑化社會上層。顯然，約翰遜屬于前者。這種表演迎合了當時大眾對于其他文化的獵奇心理，以及“文明”人對于“野蠻人”的想象

拇指將軍

查爾斯?斯特拉頓（Charles Stratton）也是畸形秀歷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表演者，他的“特色”是天生個頭矮小，如同孩童一般。根據大英百科全書，他成年時的身高約40英寸。但在舞臺上，他扮演的是大拇指湯姆將軍，地位顯赫，相貌卻如孩童。他的身材和身份之間張力，構成了他本人的主要賣點，用流行的話講就是“反差萌”。

1863年，他和另一位天生矮小的畸形秀表演者拉維尼亞?沃倫（Lavinia Warre）舉行婚禮，在紐約轟動一時，成為大街小巷熱議的焦點。此后，在他的畸形秀表演中，里加入了“大拇指湯姆將軍的婚禮”這樣一個的固定環節。

很顯然，查爾斯?斯特拉頓代表了波格丹所稱的“夸張”模式。畸形秀的出現，不僅源于19世紀美國人對于“非文明”世界的好奇和想象，也源于“市場革命”以來城市化和工業化所造成的階級分化和矛盾。作為演出組織者，只是在迎合受眾的口味：這些身居高位之人在舞臺上就像“小丑”一般被戲弄，以此滿足普通人的阿Q心理。

畸形秀演員的生活

一如現在的藝人受到演藝公司的盤剝，19世紀的畸形秀演員也未能幸免。他們大多數是幼時被演出組織者看中，并花錢“買入”旗下，然后訓練成為“畸形”演員。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如同馬戲團里的獅子和老虎，只是一種供人取樂的商品。因此，不同組織者之間的交易十分常見，演員的地位實際與奴隸相近。在訓練過程中，一如中國傳統的戲班子，打罵現象也很普遍。

與此同時，畸形秀明星也面臨著雙重身份的困擾。一方面，作為演員，他們收入頗豐，至少可以過上中產以上的優沃生活；另一方面，他們終身難以走出“畸形”的陰影。例如查爾斯?斯特拉頓，雖然他的身材就像一個5歲的孩子，但他擁有成年人的正常心智。這時，曾經作為賣點的“反差”就成為了痛苦之源。

從未衰落，只是變身

進入20世紀，受作為一種表演形式的畸形秀逐漸衰落。生理上的“畸形”由“怪異”變為了病態乃至社會威脅，并被上升到國家高度。

在20世紀歷史上，我們都知道納粹德國曾經對于同性戀等“劣等”群體實行肉體消滅。這種思想乃至實踐，其實都發源于大洋彼岸的美國。優生學雖然發端于英國，但是興盛卻是在美國。20世紀初美國社會掀起了關于是否要殺死有生理缺陷的新生兒的大討論。發明電話的貝爾、本身就是體障人士的海倫?凱勒都站在了支持的一方。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畸形”不再是合適的“觀賞”對象，而成了“文明”穩定性和“種族”純潔性的大敵。但是，“畸形秀”的內核并沒有隨之衰落，而是融入到19世紀末興起的電影以及其他藝術形式中。

在好萊塢的早期黑白電影中，將身心障礙者描繪為“怪物”的現象十分普遍。例如電影史上的經典形象“科學怪人”弗蘭克斯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為普遍的“怪人”形象就是那些由于疾病造成的殘疾和各種“侏儒”。很顯然，這些形象不僅是一種外貌的奇特，還往往指向內心的扭曲和邪惡。因此電影里的“畸形”往往用于渲染恐怖氣氛，或者解釋反派人物的負面動機。在藝術表現上，“畸形”將身體上的差異推廣到了心靈上的“不健全”。

在二十世紀，“畸形秀”的另一個遺產是“電視馬拉松”（telethon）。自20年代60年代以來，美國電視屏幕上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節目：數個明顯肢體或智力障礙的男女孩，以一副楚楚可憐的形象站在臺上。一個主持人則大聲疾呼：“看看這些可憐的孩子，你只要打進電話捐款，就能改變他們的命運！”在經典美劇《老友記》和《宋飛正傳》中，喬伊和宋飛都曾經現身此類節目。由于這種節目往往持續時間極長，例如播放了40余年之久的“杰瑞?李維斯MDA勞動節電視馬拉松（The Jerry Lewis MDA Labor Day Telethon）”，每期時間就長達20多小時，故而被稱為telethon（television+ marathon）。拋開其慈善目的不談，它首先是一種“秀”，目的是博取觀眾未必廉價的同情。因此，組織者愿意讓兒童站在臺前，并盡可能地展示其悲慘命運。

但是，自1970年代興起的“身心障礙權利運動” 以來，這種將“身心障礙者”打上“可憐”、“無依無靠”和“潦倒”等標簽的做法，在學界屢受批判。作為權利運動的主要成果，美國國會頒布的《1990年身心障礙美國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簡稱ADA）則明確規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但是這種節目并沒有因此在美國消失。

與“畸形秀” 相比，這種節目似乎并沒有那么“丑惡”。但無論是“畸形秀”抑或“電視馬拉松”，都是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產物。無論以何種名義，坐在電視機面前的健全人，其實都是在用手中的金錢換取粗俗的愉悅或者虛偽的升華。這并不能改變背后的歧視心態。

“畸形秀”中的表現模式，如“異域”，則走出了純粹的藝術世界。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會上，美國展區就公開展示了一批菲律賓土著的生活。這種展覽的主觀目的是為了展現美國的強大，和殖民菲律賓的成果。從中我們可以辨認出波格丹的“異域”模式。當美國人將自己的“文明”視為正常時，土著居民的“野蠻”就成為一種怪異和新奇的存在。相較于畸形秀，世博會的展覽將這種行為上升到了國家行為。1904年正好處在美國歷史上的“進步”運動時期。各種名為進步，實為“進化”的社會運動，以各種弱勢群體（新移民、黑人、婦女、身心障礙者）為墊腳石，促進了美國的“文明”。

畸形秀表面上是塑造了“不正常”的舞臺形象，以取悅觀眾。但事實上，它塑造了觀眾的形象：觀眾席上的正常人形象構建，有賴于舞臺上下的對比。一如美國史家埃德蒙?摩根所言，內戰前美國白人的自由身份的構建，依賴于對非裔美國人的奴役。畸形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在資本主義殘酷的競爭中，總有人淪為不幸的群體。畸形秀滿足了這些人的“虛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畸形秀絕非一個特殊案例，它代表19世紀美國社會的一種風貌。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愈發明晰。在這個框架下，華人被視為不正常、婦女被視為“不正常”、黑人被視為不正常。在19世紀的排華語境中，華工被視為天生的“奴隸”，“地位低賤“、“不可規化”。就連華工喜食米飯的習慣，也被拿去和白人食肉習慣相對比，成為“低賤”的標志。至于婦女，則被視為天生在生理和心理上劣于男性。例如，當女性爭取選舉權的運動中，那些從男性立場出發的反對者，就視婦女與“白癡”、“瘋子”和“罪犯”同列，因而“不配”享有選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