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中原，滿眼蒼翠。我們在洛河邊的鞏義市參觀訪問。兩天中的所見所思，恰好與我在《文化不是任性》一書中所欲表達的觀念非常接近。因此我就把在鞏義一個會議上的發言略作整理發揮，以為本書諸文作一概括。

鞏義市的文化遺產，以康百萬莊園、劉鎮華莊園和杜甫故里最為重要亦且知名。三者又分別與財富、權力與文化三者緊密相關，其中隱含著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化的問題。

“康百萬”是明清以來當地巨商康應魁家族的統稱，“康百萬莊園”是集家居、經營、生產于一體的大型傳統莊園。在400余年的漫長歲月中，康氏家族前后12代人在“康百萬莊園”生活。康家發跡始于販鹽業，其頂峰是清中葉的康應魁，此人目光敏銳，在清廷鎮壓白蓮教之時，他主動服務于官府，取得所有與布匹有關的軍需品訂單，“盡忠發財”長達十年之久。在其鼎盛時期，康家亦農、亦商、亦官，富甲豫、陜、晉三省，土地達18萬畝，被稱為“活財神”。正像古中國所有的巨富之家一樣，康家的富貴盡顯于“康百萬莊園”：背依邙山，面對洛水，靠山筑窯洞，臨街建樓房，瀕河設碼頭，據險壘寨墻。有錢可以任性，“康百萬”的任性造就了一處真正的文化遺產：其整體結構所洋溢的壯觀氣勢，其主宅區所蘊含的等級制度，其棧房區所體現的精細管理，其作坊區所反映的多樣產業，其33個庭院、571間房所擁有的牌坊、雕刻、園林、書畫、楹聯等傳統藝術，均達到北中國民間工藝/文化的極致，因此被當地譽為“豫商精神家園，中原古建典范”。在弘揚地方文化、開發古典遺產的今天，它也理所當然地成為鞏義市最重要的文化景觀。

與“康百萬”有錢有文化不同，劉鎮華莊園則是權力的衍生物。生于1883年的劉鎮華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后以“鎮嵩軍”為實力支持，從豫西起步，官至陜西督軍兼省長、安徽省主席等。1936年精神失常，1949年到臺灣，7年后在臺北去世。劉鎮華的“英雄期”在從辛亥革命到抗戰前，他東征西討，一心擴充地盤，為害豫陜兩地。“劉鎮華禍陜”（1918—1926）早已載入史冊。在陳忠實的《白鹿原》，有這樣一段描寫：“一隊士兵開進白鹿原，他們一人背一支黑不溜秋的長槍，黑鞋黑褲黑褂黑制服，小腿上打著白色裹纏布的‘白腿烏鴉兵’，這些一口河南話、自稱是‘鎮嵩軍’的士兵要所有的人都聽從他們劉軍長的命令，從此白鹿原再也不得安寧了。”這段話說的是1926年，劉鎮華率軍7萬攻打西安，與當時的守軍楊虎城部對打了大半年，不允許城中居民逃難，以迫使守城軍隊投降，最終導致數萬西安市民活活餓死，一度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在現代中國軍閥中，劉鎮華實力不強，只能屬于二等軍閥，也正因此，他依違于各大軍閥之間，以翻云覆雨，沒有政治操守著稱，先后投靠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最后歸附于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亂世梟雄，劉鎮華是陜軍政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當然也是鞏義的歷史名人。劉鎮華莊園依神都山而建，坐北朝南，前為花園，后為主宅，上下三層6個院落，計有石砌窯洞30孔、樓房 210間、平房30間，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兩側設寨門。整體建筑風格中西合壁，有傳統風水也有西式設施，尤其因其規模宏大且保存完好而被列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憾遺的只是，現在所看到的主要是整體性的建筑而沒有內部設施。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劉鎮華是一個清官、一個愛民如子的將軍，那么他的莊園就不會像現在留下來的那樣浩大。因為他到處爭地盤、爭利益，所以才能用搜括來的錢財置業建房，才給我們留下一處有中國北方的窯洞、也有西式樓房的莊園。實際上，各個時代留下來的官員府第，基本上都是民脂民膏的結晶。當我們欣賞甚至驚嘆于這些“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的宏偉建筑時，當我們領略“畫棟朝飛南浦云，珠簾暮卷西山雨”的設計藝術時，我們不難想到這一切的背后，是多少的血淚和苦難。

因此，看過品味不俗的康百萬莊園和宏大開朗的劉鎮華壯園，再走進杜甫故里，我們只能為文人悲哀了。詩人的故里已無當年的遺留，除了傳說中詩人出生的一孔寒窯外，其余的所有建筑都是市政府在2007年投資1.5億元新建的。其實，以一個貧窮的詩人，不但身后，即使生前，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一說的物質文化可言。富商巨賈留下至今仍氣勢逼人的莊園，縱橫多年的軍閥亦有確具文物價值的故居，惟偉大的詩人除了姓名和詩作外別無所留。雖說杜甫的名篇佳什至今仍在哺育著無數中國的青少年，但要到鞏義旅游，游人更想去看的恐怕兩個莊園而不是故里。這讓我們說什么才好？

要說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康百萬也好，劉督軍也好，統統不能和杜甫相比。不過這樣說似乎也只能是狹隘的文人立場。對今人來說，“康百萬莊園”的文化不只表現在它的建筑、園林、雕刻和楹聯，更在于康家所體現的明清中國商人倫理。我們也許無法證實康家世代經商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商人通病，但就其莊園所表現的文化來說，康家至少在理論上是秉持誠信、勤儉、中庸、留余這些儒家倫理和中國人的處世原則的。比如“克慎厥猷”、“知所止”、“書忍字”、“曠世懷”、“敬直義方”等院名，“博學仁風”、“愛人以德”、“情深施濟”、“德橘行芳”等匾額，“拜師求藝”、“尊老愛幼”、“立志成才”等雕刻圖案，“船行六河須防不世風浪，耜耕三省當思創業維艱”、“志欲光前惟是讀書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儉持家”、“儉能養家兼能養德，文可會友亦可輔仁”等楹聯，所有這些雖是儒學的老生常談，但如此認真的把這些教訓寫在家中、刻在房上，不但表明康家并非今日之“土豪”，也表明康家的成功良有以也。“士人如何運用他們從儒家教育中所得來的知識以治理國家，商人便運用同樣的知識來經營他們的商業。”宋代以降，中國富商巨賈多如過江之鯽，但大多“富不過三代”，康家能延續12代、400多年，非有過人的智慧、嚴格的規范不能臻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的繁榮一直延續到民國時代，這就是說，這個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現代轉折。中外學者都曾討論過“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問題。德國思想家韋伯、海上學者余英時都曾以專著討論過這個問題，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更具體研究了明清時代兩淮鹽商的生產、銷售、組織、利潤和財富等情況，其結論是全部兩淮鹽商年均總利潤約5,000,000兩白銀，18世紀后半葉總利不少于250,000,000兩，遠遠超過廣州十三行的總利潤。兩淮鹽商之家必有資產超過千萬上者，資產數百者亦有數十家。那么，何以這個資財雄厚的商團不能產生資本主義？何先生認為，首先是兩淮鹽商與其他社會的“新富”往往犯有“炫耀式消費”的心理情結，其次是鹽商子弟中中試成為進士、舉人、生、貢的人數越來越多，家族成員中經商的比率越來越小，巨富之家財很少能保持到四、五代之上。再次，“傳統中國社會里最不利于資本積累的基本因素——兩千年來無論貴族或平民，財產繼承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習慣。”相比于兩淮鹽商，康家更具生命力。其奧秘何在，值得今人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康百萬莊園”作為文化遺產，是名副其實的。

甚至劉鎮華，在文化上似乎也可能有另一種評價。像許多舊軍閥一樣，劉鎮華也有尊師重教、造福桑梓的一面。在陜西，他大力支持創辦西北大學，前來講學的魯迅等人受到他的熱情款待。在家鄉，他也做過一些善事。我們在參觀中，當地人還介紹說，劉鎮華每次回家都老遠就下車，步行回家。五弟劉茂恩是在劉鎮華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在追隨劉鎮華多年后，率部參加過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中條山戰役等，以身許國，有功于民族。

我們不能在狹隘的民粹立場上評論康百萬莊園、劉鎮華莊園。它們都是文化遺產，有其超越其主人營造動機和當時實用功能的文化價值。它們的存在，提示著我們注意財富、權力在參與文化創造方面的重要作用。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應當看到，在財富、權力創造的文化之外，還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世界。而這個世界，卻一直沒有得到財富和權力的切實支持。以杜甫為例，其一生盡可以用窮困寂寞來形容。“……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這就是詩人的一生。早期在長安，循慣例的科學應試失敗了，向權貴們投贈干謁的努力也沒有達到效果。十載長安，杜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艱難困苦、顛沛流離固然造就了杜甫的悲憫博愛的人道精神和深郁頓挫的卓越詩風，但以一代詩圣而如此受苦受難，世道和人心也過于殘酷了。宋人歐陽修有云：“……生焉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茍可垂后，士無羞賤貧。”（《子美畫像》）那么在杜甫之后，人們是否就不再“羞賤貧”呢？

讓我們再回到康百萬。余英時的研究表明，從朱熹到王陽明的三百年間，中國社會結構和價值系統發生了重要變化，其基本特征是商人階層的崛起，形成一個具有近代性格的“早期現代”。在此期間，儒家和商人都在重估商人階層的腐價值。儒家倫理重視個人道德的物質基礎，不再毫無區分地對商人抱鄙視態度。“治生”如果不是比“讀書”更重要的話，那至少也與之并列而為儒者所學之事。而迅速崛起的商人群體也逐步確立一個相對“自足”的世界觀，以“良賈何負閎儒”、“賈何后于士哉”的自負和傲慢來表現其存在，且向社會、政治、文化方面擴張，取代了一大部分此前屬于“士大夫”的功能。“棄儒就賈”、士商合流蔚成風氣，以至于士/商界限日益模糊，商人不但在傳統“士農工商”的等級序列中晉身“老二”，甚至還有超過“士”的氣焰。清代即有士不如商的說法。余著引清中葉的洪亮吉《又書三友遺事》一文記述他與汪中在揚州的故事：

甲午（1774），余館揚州榷署，以貧故，肆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騎一俊猊，談徐海東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肆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

故事的后半段是：汪中見狀甚為憤激，折辱了這位大商人。余英時發揮說：“像汪中、洪亮吉這樣的士人恐怕是少數，那個肆業生倒是有代表性。這豈不是18世紀士商關系一幅絕妙的白描圖嗎？不用說，商人的‘三品章報’當然是捐納得來的。”既然有錢有官，商人當然可以不把窮書生當回事。

就中國社會來說，明清商人的崛起有其重要的意義，只有因為他們畢竟沒有最終突破傳統走向現代，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作用長期未獲充分評價。在中國現代化全面展開、商業和財富已經得到全面肯定、甚或受到追捧、崇拜的今天，我們當然要對類如康百萬之類的傳統商人表示尊重。但這絕不是商人就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更不是說與商業無關、無財富可言的文人就該受窮挨餓。鄙薄商人的積習已成過去，而輕視文人的風氣卻幾近形成。這種現象似乎是傳統價值觀的顛倒，實也是中國現代性還未完成的表現。套用傳統術語，士、農、工、商皆為現代社會所需要，他們各有所能、各有其位，其間不存在等級差異。詩人白居易在感嘆嘆李白、杜甫的遭遇時說：“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讀杜詩因題卷后》）“人間要好詩”，能夠寫出好詩的只能是李、杜等詩人而不是康百萬、劉鎮華之類。

康百萬、劉鎮華都已成為歷史，但由參觀其莊園而生的聯想卻并非發思古之情。近十多年來在發展文化產業、開發地方遺產的潮流中，各地都把老家底翻出來，似乎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開發、值得重建的。一個并非隱晦的現象是，以秦始皇為符號的官場文化和權力崇拜，以西門慶為代表的腐朽文化和奢侈作派，也在當代文化生活中沉渣泛起，“五四”新文化的一些基本價值觀，似乎已經被我們遺忘。我們的文化建設還是非常嚴重地受到財富和權力的擠壓。把發展文化當時髦，有條件沒有條件一起上。只問政績，不問需求；只重生產，忽視消費。注重大項目大企業，而忽視民營企業。“一言堂”仍可決定一個文化項目、一件文化產品的命運，書畫作品的價格依賴于作者地位的高低。再如把文化當作經濟的附庸，不尊重文化生產的特殊規律，大量的文化空間實則是地產開發區；同時忽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忽視政府部門的職責。競走于富豪之門，謀一些項目經費，落一點杜甫當年就深以為悲的“殘杯冷炙”，卻欣欣然、陶陶然地以“建構型知識分子”自居。這不是一部分文化人的生命/精神狀態嗎？

中國社會仍在演變之中。當代中國不但不是五代、宋末、明季，也不是民國。康百萬莊園、劉鎮華莊園固然是需要珍視的文物，杜甫的詩也同樣被更多的人所賞愛。在此多元文化景觀的中，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也不會認為富商和軍閥的莊園在文化價值上超過杜詩，我也期待，“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悲劇不會重演。但所有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我們的文化如何才不為權力和金錢所役使。某些不受限制的權力，免不了它的張狂；金錢，即使是參與文化建設的金錢，也免不了它的放肆和計較。當權力和金錢任性、自戀時，我們需要信念、道德、審美來抵抗和平衡。不是圈一塊地建幾幢樓就是文化園區，不是花巨資找名星就能拍電影電視，不是茶余飯后涂幾筆就能成為書法家，不是在KTV包房唱幾晚就能成為音樂家，不是把自己的字印成書就是作家，不是跟著領導做幾個項目、有錢出幾本書就可以成為學者。文化是價值而不是工具，創意是生活而不是商品；文化表達自我而又塑造自我，文化是自由也是對自由的約束，總之，文化不是任性，它自有其規范、價值和標準。當代文化中太多的任性之舉，不是表明我們的文化是多么的自由和活躍，而是說明我們文化的一部分還停留在為權力和金錢所役使的階段。改變這一現象、走出這一階段，不是文化自身的事情，也不能在文化領域本身解決。我們反感不受監督的權力和金錢，卻始終無法擺脫它們，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日益文明化的中國公民，不會容忍權力和金錢的任性而為。如果說，經濟發展應以人為本等作為一種理念已經得到確認的話，那么，中國文化能否健康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權力和金錢能否為文化所用，而不是相反。

（根據作者2015年5月21日在“鞏義市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為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單世聯新著《文化不是任性》一書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