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爾曼·黑塞有一句名言：“我們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價值，才會發現杰作的真正價值。”我想，固然是我在讀經典，從經典身上汲取營養；未嘗不可以說經典也常常在讀我，以檢驗我是否配得上它釋放的營養。每當我拿出一個更新的自我呈獻給經典時，經典總是饋贈給我一個更大的驚喜。經典越是有大的饋贈，我就越想有新的呈獻。仰之彌高，鉆之彌堅；高而彌仰，堅而彌鉆。在相互閱讀和無形對話中，經典潛移默化地建構了我的心智，而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復活和豐盈了經典的生命。或者說，經典通過我之閱讀而發現經典之自我，我通過閱讀經典而創造我之自我。經典就如同一件寶物，經過一代代學者和讀書人的擦拭，變得越加晶瑩剔透，精光四射；而一代代學者和讀書人在擦拭經典的同時，也通過反復的琢磨和體悟充實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也找到了自己的命運和意義。

當我第一次讀到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自得，“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豪氣，“引壺觴以自酌”的愜意，“臨清流而賦詩”的風流，我忍不住也生出隱逸的遐想，這一份神仙似的逍遙令我無比羨慕。當我進一步閱讀，得知陶淵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豪情，也有祖上的榮光需要發揚，可是他毅然聽從內心的召喚，從浮華的“塵網”中掙脫而出，這一份敢于舍得的智慧令我無限嘆賞！當我經歷了人世的浮沉，讀出陶淵明“戴月荷鋤歸”背后“晨興理荒穢”的辛酸，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的悲涼，饑來驅我去的“乞食”，還有一份家人親戚朋友的不理解，“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這一份絢爛歸于至極的平淡令我無任崇敬！這是不是類似于蔣捷的三重聽雨，或者王國維的治學三境呢。

禁不起反復鑒賞的經典就不是經典。經典是需要一再碰撞且必須一再碰撞的。真正的經典就是每一次相遇都是初識，每一次相知都是初戀，每一次相交都是初心。我昨晚看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即使對劇情我早已爛熟于胸，甚至某些唱詞我亦能脫口成誦，可是看到梁祝“樓臺會”時，我的眼淚竟奪眶而出。散場后隨著熙攘的人群走回宿舍，我不禁問自己，究竟是什么撥動了我內心深處的琴弦，讓我的情感與之共振。《孔雀東南飛》中的詩句飛出我的腦海，劉蘭芝“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焦仲卿“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祝英臺受了父親的阻撓，焦仲卿源于母親的壓迫，愛情抗爭世俗，道不屈于勢，竟要以生命為代價。相互的信任竟以死亡來報答，這已經超越情愛的悲歡離合而上升至心靈的相契相守，現時生命的否定帶來的是兩顆靈魂的永久相知，所謂知己就是另一個自己。梁山伯與祝英臺死后化作蝴蝶雙雙起舞，劉蘭芝和焦仲卿死后墳上鴛鴦夜夜相鳴。

日光底下無新事。所有的經典都是同一個經典，所有的書都是同一本書，所有的詩歌都是那唯一一首詩歌的摹本，所有的生命都是無限接近于那唯一的生命的一個努力。閱讀經典也許就是找到隱藏的自我，就是努力接近那唯一的生命——“我是誰”。希臘德爾菲神廟的誡命是：“認識你自己。”博爾赫斯說：“我在尋找世界誕生之前的我的面龐”。縱然命運漫長復雜，卻僅存于大徹大悟“我是誰”的瞬間。當帶隊追逐逃犯的警官塔德奧·伊西多羅·克魯斯突然徹悟不能殺害一個勇士時，他反戈一擊，和逃犯馬丁·費耶羅站在一起同那些追兵作戰。當賈寶玉離開賈府出家為僧，在他回望賈府的瞬間，他的命運才最終形成，他生命的意義才得以確立。當哈姆雷特慨嘆“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時，他已經注定要走向通往自我的征途，他只能往前走，無法顧及結局的好壞。“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屈原在自沉汨羅江之際找到了自己。對我來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還正在通往求索自我的漫漫長路上。

當蘇格拉底告訴雅典人，人應該拿自己的自我意識，即思維的普遍意識來代替神諭時，他不僅冒犯了神，而且冒犯了所有相信神的雅典人。“只有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他應當向自身中觀看。”[1]在一個普遍信仰神諭的時代，蘇格拉底要求雅典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思維；不是相信外在的神諭，而是相信自己內心的判斷。他是一只提前鳴叫的公雞，在神權的時代提倡人的理性，在哲學的暗夜呼喚黎明的光。他從容地喝下毒酒，為自己的哲學付出了最高貴的代價。當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時，哲學家只能“舍生而取義”。蘇格拉底之死仿佛是一個隱喻，人既然為思想而生，也應該為思想而死；人既是思想化的人，思想也是生命化的思想。哲學從來不是玄虛的邏輯推演，也不是書齋里的高談闊論，而是頭腦中的革命，現實中的超越，是超世間而即世間的。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位宋代無名氏的詩句道出了千百年來人們對孔子的高度景仰。《論語》中有兩個“孔子”，一個是言語上的“明哲保身者”，一個是行動上的“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當天的威嚴籠罩整個人的世界，是孔子第一個發現了人的價值，從天之道轉向人之道。當所有人還匍匐在天帝神巫的權威下瑟瑟發抖時，孔子作為“人”第一個站起來了。孔子以“道”解釋“天”，以“仁”替換“禮”，他不像蘇格拉底，不是以自己的話語來傳揚真理，孔子說他“述而不作”，其實他是藏“作”于“述”。他用的詞還是“天道”、“天命”，但卻偷梁換柱，置換了“天道”、“天命”的內涵，所以他的“道”雖然在當時行不通，他自己卻沒有遭受滅頂之災。這也是中西方思想演變的差異處。西方常常是斷崖式的，而東方常常是漸進式的。莊子在《人間世》中說：“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天子”不再是壟斷之特權，余英時認為這句話不僅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石破天驚，“且在‘天’‘人’關系方面也具有劃時代的涵義”[2]。可見莊子也為孔子助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孟子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然而他“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雖千萬人吾往矣”。1818年黑格爾榮膺柏林大學講席時對聽眾致辭：“人應尊敬他自己，并應自視能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精神的偉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視的。”[3]尼采說：“人是一種應該被超越的東西。”在提升人的精神和境界上，東西方哲人殊途同歸。錢鍾書說，讀書是“靈魂之冒險”，“須發心自救”。也許人要脫離禽獸的本能，并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最好的途徑即是閱讀經典，發心自救。在與古今中外的智者對話時，我們常常能聽見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聲音：“除了認識你自己，更要超越你自己。”猴群中有一些猴子對自己有要求，它們進化為人。曾參弘毅，成為曾子。孟軻養氣，成為孟子。黑格爾要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尼采要超越自己，他給西方哲學帶來顫栗。錢鍾書發心自救，成為文化昆侖。只有人才會做夢。會做夢的人才能超越眼前的現實，戰勝茍且的功利，才會尋找詩與遠方，才配得上欣賞美。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伊人”就是一個永恒的仙子，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理念，一個即使無法得到仍要不斷追尋的戀人。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伊人”，她是自己渴望追求的夢想，是百折不回亦不肯放棄的美的象征，是一個不斷走近而難以走進的遠方。然而有了這份夢想，有了這個象征，有了這個遠方，人才成其為人，在不斷追尋中，夢想才照進現實，象征才成為本體，遠方才具有詩意。東方的《詩經》如此溫潤平淡卻又飽含深情，而希伯來《舊約》中的雅歌卻濃烈堅決得令人窒息：“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強烈的愿望可以戰勝死亡，而極度的愛的專一也如同地獄一樣殘忍。這種極限的情感令人驚恐而又渴慕，誰不期待欲仙欲死的沉醉呢？誰不盼望全身心的付出而又得到全身心的回報呢？當詩與思合二為一，愛情即是信仰，詩歌即是哲學。

[1]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賀麟，王太慶譯，第96頁，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

[2]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第43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3] 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第35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