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

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出現在清末民初，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幾千年來所積淀的自負和驕傲，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這種壓力既來自外部，也來自于內部，既包含著一個古老民族對于西方列強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強勢壓迫的自然反抗，也有著當時學人從學術傳統、研究范式、價值取向、材料方法等深層次的理性思考。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陳寅恪先生因主張“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著稱于世，傅斯年先生也因倡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聲名顯赫。其實，傅斯年先生的這句名言的出處在是他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當中，在講這句話的前面，他還有很長的一段話比較了當時中西學術發展出現的差距，并且指出了學術發展的三項標準：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能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能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的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辯，所以關于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辯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卻有些地方比我們范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可波羅游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已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做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餮笕俗鰧W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找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范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民國十七年十月。）

他這里所強調的材料的擴充、方法的進步，尤其舉出研究中國“四裔問題”上西方學術界的重視與所獲成績的例子，實際上都暗含著兩層意思在內：其一，是倡導重視除文獻材料之外地下材料的出土，號召學人不讀死書，而要“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才有可能拓展學術空間，“隨時擴大舊范圍”，西方學者古書遠遠不如中國人讀得好，卻能夠不斷拓展新領域，取得新成績，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其二，是主張將研究空間從傳統的中原地區向著邊疆地區（亦即舊籍中的“四裔”）拓展，認為這將是中國學術未來發展的方向。他尤其提到的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都是國人重視不足，但“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的新問題。直到今天看來，傅斯年先生所倡導的這個方向，也仍然具有深遠的戰略眼光。民國時期學術所受海外漢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對于中國邊疆、民族和中外文化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也為時人所重視，都與這個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

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包括被國人視為“東洋”的日本學者在內）的一批學術著作陸續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成為當時國人了解西方并從而反觀自身的一面鏡子。其中，被選入本套《近代海外漢學經典叢刊》的許多名家著作，堪稱其代表之作。這當中，有對中國古代民族史進行深入研究的白鳥庫吉著《康居粟特考》、《東胡民族考》，E.H.Parker所著《匈奴史》、《韃靼千年史》，津田左右吉著《渤海史考》等名著，也有涉及到中國古代民族制度文化史的箭內亙所著《元朝制度考》、《元代經略東北考》、《元代色目蒙漢待遇考》等系列研究專著。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和關系史方面，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著《中國古代南海交通考》（上、中、下三卷本）、桑原騭藏著《唐宋貿易港研究》、石田干之助著《中西文化之交流》、木宮泰彥著《中日交通史》（七卷本）等著作，都開啟了這個領域的研究先河，影響甚為深遠。

這批海外漢學經典的學術特點非常突出，一方面，它們大都充分利用了豐富的中國古代歷史文獻進行精深的文本分析，體現出作者的漢學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獻根基；但另一方面，從總體的研究方法上卻與傳統的中國學術大相徑庭，作者已經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樣仍舊站在中原王朝正統史觀的立場來觀察所謂“四裔”，進行粗線條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對研究對象從歷史語言、地理環境、社會組織結構、人群遷移流動、對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層面和角度加以剖析，從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學術新格局。在這批著作中，還有一部分屬于作者實地考察的行記，如鳥居龍藏所著《東北亞洲搜訪記》（上、下卷）、瓦特所著《西康之神秘水道記》等，無論其學術水平如何參差不齊，但都體現出西方學術界重視田野工作、擴大和豐富新材料的研究取向，也和當時西方學者大規模進入我國邊疆地區開展所謂“考察”、“探險”活動的歷史背景相互呼應，由此對中國學人所產生的激烈震蕩和隨之而來“敦煌學”、“西夏學”、“蒙古學”、“藏學”等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應當說都與之不無關系。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這批海外漢學經典叢書中，日本學者的述著頗為豐弘，這個特點也反映出近現代學術史上“東洋”與“西洋”之關系。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以“脫亞入歐”為國家目標，不僅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努力以西方為效仿和追趕對象，在文化上也與傳統的“以中國文化為師”的模式拉開距離，出現了學術文化上的明顯轉型。在向西方學術學習借鑒方面，日本人的確走在了中國人的前頭，甚至在更多的時候承擔了向中國“轉手”輸入西方文化的“中間人”的角色。在中國的邊疆、民族、中西交通史等方面，日本學術界和西方學術界聯系緊密，將其對中國傳統史籍的精深理解和西方研究范式的具體實踐有效加以結果，產生出一批重量級的學術成果，這也是清末民初投射在中國學術史背景上的一個濃重剪影。

當然也無須諱言，由于時代的局限，這套叢書所能夠借參考、使用的實物史料隨著地上地下考古文物的不斷發現，已經顯得落后。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在邊疆考古領域取得了重要的成績，尤其是在新疆、西藏、內蒙內、東北各地的田野工作為匈奴、鮮卑、粟特、吐蕃、突厥等若干古代民族問題的研究都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提出了不少新問題。但是我們不能苛求前人，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來看，叢書作者所顯現的問題意識、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至今也仍然是具有借鑒作用的。

最后我們還應注意到，這批海外漢學著作的譯者有些是國人知曉的史學名家，如向達先生、趙敏求先生、方壯猷先生等，他們均具有深厚的傳統國學根底，也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其中如向達先生曾游學歐洲多國，在敦煌學、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建樹卓越。但是，也還有更多的編譯者今天已經不再為人知曉，這反而證明了一個事實：在清末民初這個中國近現代學術史轉型時期，西方學術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不僅僅波及到少數學術精英，而且也深刻地震蕩著社會各個階層，中國人強烈的希望向西方學習從而變革求新、救亡圖存的愿望，可以說是這些譯著當年問世時最為直接的“催生劑”。今天，在中華民族為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和“中國夢”的美好愿景而努力奮斗的新時代，重讀這套叢書，“溫故而知新”，可以說是意味深長。

（作者系四川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