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頒獎，但女科學家可能越來越少

12月22日，第十二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頒獎典禮在京舉行，9位青年女科學家獲得該獎項。在普遍熱烈的贊譽中，也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中科院之聲 在微博上發布這條新聞后，有網友評論質疑這些女科學家是靠“關系”拿獎的；也有人問，她們一天工作多長時間，有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家人？

23日，《環球時報》微博發布了“她們說：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一文，介紹了9名獲獎女科學家的簡歷，令對她們學術成就的質疑不攻自破。

獲獎的9位青年女科學家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學院教授彭新華、浙江大學神經科學中心教授胡海嵐、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研究員王玲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研究員吳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李贊、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麗華、南京農業大學農學院教授郭旺珍、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吳蓓麗、第四軍醫大學神經外科教授楊倩。她們的研究領域涉及宇宙空間的物理探索、神經細胞的基礎研究、量子計算、利用流星余跡通訊、情緒解碼以及癌癥治療等方面。

《環球時報》文章中還指出那些關心女科學家怎么“帶孩子”的提問者是“直男癌患者”，同時貼出網友“嗜睡毛球”的回復反問“男科學家一天得工作多少小時？有時間陪孩子和家人嗎？”

事實上，關心女性科研工作者能夠履行好家庭義務這類性別偏見，不僅僅在中國存在，國外也并不少見，facebook首席運營官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一書中也提到女性常被要求家庭和事業兼顧，但從來沒人這么要求男性。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社會性別偏見不僅僅存在于觀念中，更加滲透到現實層面導致了包括科研領域在內的公共領域中女性的不斷流失。柯晗發表在《城市畫報》11月刊上的“女科學家和你都在逐漸消失”一文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

柯晗在文中說到，英國平權聯盟有一個專門表彰高校院系對奮戰在科學領域的女性支持度的獎項叫做Athena SWAN，包括牛津劍橋在內的143所英國大學都是Athena SWAN契約聯盟的成員。今年她所在的大學也有一些院系獲獎，邀請的演講嘉賓是愛丁堡大學工程學院的一名女科學家，但講座中關于有關科研領域女性流失的數據卻不容樂觀。

有關數據顯示，女性對理工科的熱愛并不遜于男性，但女性的數量卻隨著研究階段的深入逐漸減少，個中原因無一指向天然偏好，全部來自社會性別壓力，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女性“應當（有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這類看法，同樣的原因也造成從博士到教授階段，女性數量驟減。另一方面，有研究顯示，同等的學術能力下，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在學術界獲得工作機會。

事實上，“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在2004年由全國婦聯、中國科協、中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和歐萊雅中國設立之初，就是有鑒于從事基礎研究、技術實踐的女性科技工作者隊伍流失現象明顯，是歐萊雅-聯合科教文組織“為投身于科學的女性”計劃在中國的發展和延伸，每年評選9位在基礎科學領域和生命科學領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45歲以下的優秀青年女科學家，其中至少有1名（不限于1名）來自西部地區，向每人頒發獎金10萬元人民幣。

正如新浪微博網友“很明顯這是一個馬甲”總結的那樣，“中國并不缺乏女科學家，缺乏的是女權的平等，有多少女性科研人員在世俗的壓力下選擇了家庭放棄了科研，能堅守科研崗位的女性，必定有堅強的意志和一個支持包容她的家庭環境。”希望社會各界在對本次獲獎的9位女科學家表達祝賀的同時，也能為更多的職場女性逐漸營造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環境。

12月12日，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通過全球氣候變化新協定，同時，由于近期國內空氣污染問題的嚴峻狀況，氣候問題成為過去一周的討論熱點。

《巴黎協定》指出，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上周，“氣候變化之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在北京大學舉行公開演講時指出，在190個國家間協商制定一個公平可行的排放上限和交易機制十分困難，他認為“《巴黎協定》沒有任何實際的解決方案，有的只是國家間的作秀：‘（表現得）我們比哥本哈根那次更加努力。’”

漢森還提到，雖然現在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化石能源使用國家，但是氣候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累積的排放。從最近的研究成果來看，在1751年到2014年間，美國和歐盟的排放總量的占比都大于四分之一，而中國和印度只占到10%和3%。但是如果平均到人口數上，中國的排放更是遠遠低于美國、歐盟、德國和其他很多發達國家。

對于籠罩在北京上空的空氣污染紅色警報，漢森指出嚴重的空氣污染可能將會削弱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發展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他為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開出的藥方有兩條，首先是開征碳排放費，所得全部用于補貼和獎勵低排放的人群，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使公眾參與到問題的解決中來；其次是推行安全、潔凈的核能。

為履行國際義務，中國仍舊面臨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時保障國內發展的巨大挑戰。《文化縱橫》公號重新刊發了文佳筠寫作于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前夕的“中國面臨的氣候危機與氣候正義的缺席”一文，再次受到廣泛關注。

作者指出，在氣候問題上，中國同時具有危害者和受害者兩重身份。促成中國碳排放量大幅增長的一大原因是中國成了“世界工廠”，發達國家一直以來非常成功地將制造型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與之相伴的，則是碳排放和其他污染被外部化到發展中國家。

文佳筠列舉了氣候變化業已在中國造成的一系列危害，例如青藏高原冰川融化、湖泊消失，華北干旱和南方洪水的頻發以及糧食安全受到威脅。而作者在分析來自市民社會和公共輿論的聲音時提到一個經常性的假設，即成長中的中產階級可以培養更多的責任心和更為開放的市民社會，并由此導向自由民主，并指出這些假設并不必然成立，并以2008年11月1773名私家車主向政府遞交申訴信，要求油價同世界接軌的事件說明精英集團的忽略態度令人沮喪。

文章最后指出，在中國人口密集的現實面前，無論是復制美國抑或斯堪的納維亞的生活方式，都將遠遠超出地球生態的負荷。目前面臨的多重危機，是因為我們組織社會的方式出現了根本性的錯誤。

自去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以“新常態”描述中國經濟以來，這一詞匯很快被社會各界尤其是經濟領域反復使用。近日，騰訊思享會刊登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關于從文化角度看“新常態”的演講，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角度。

何懷宏指出，對于企業家和商人來說這或許就是一個暴利時代的結束。只要在前一二十年買了房子，就能夠成為百萬、千萬富翁時代不再有，一個小時候從沒見過汽車火車，現在卻可以坐飛機周游世界這樣發生在一代人之間的巨大變化不會再有。而相比于經濟結構和政策的調整，他更關注這一變化中哲學的、社會學的意義。

何懷宏認為，“新常態”之前中國社會所處的狀態是“新態”，先是政治結構和社會形態上的劇變到后來經濟的高速增長，總之都是急劇變化的“新”狀態，而“常態”比起“新態”來說總是更持久的，所以經濟的放緩并不全然是壞事。

他從哲學的角度進一步指出“常態”文化中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太改變的常則，但在新時代逐漸被忘卻了，比如老子的“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并尤其強調“儉”，也就是“惜物”，還提到過去人們的經濟期望值往往不那么高，幸福觀也不局限于物質消費主義。

何懷宏強調他并不是要否定物質和經濟基礎的重要性，他追問的是“衣食足”之后是否會走向“知榮辱”？物質欲望滿足之后是否有更高精神追求？他最后指出，當前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也必須調整政治結構、法律結構、價值觀的結構，調整貧富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在“生民之義”之外追求禮儀和禮樂，通過這些陳舊的傳統智慧來達成中華文化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