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曉蘇，1998年房改課題組組長，保障房建設最早提議人之一。作為房改方案的設計人，其見證了第一次房改的經過以及新一輪房改的到來。

12月22日，孟曉蘇在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專訪時談到了兩次房改的不同背景，以及兩次房改的意義。

孟曉蘇回憶：1996年我們開始做的房改方案設計。到了1998年，國務院頒布了23號文，即《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提出了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自此，第一次房改拉開序幕。

孟曉蘇指出，那一次房改的作用在于明確住房商品化。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這和原有的住房制度改革是繼承和遞進關系。滿足農民工變成新市民進城居住的住房制度改革意味著新一輪房改的啟動。這是比1998年城鎮房改更加意義深遠的重大改革。

“新市民”將替代“農民工”成常用詞匯

在孟曉蘇看來，“農民工”的提法并不科學，其表示現在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再到“新市民”的節奏非常清晰，今后“新市民”也會成為政策領域的常用詞匯。

回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從三方面談到了農民工市民化。

一是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

二是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

同時，要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

“過去主要是解決城里人的住房問題，現在是要考慮到非戶籍的人口，如果這一輪房改啟動了，全體人民以及農民可以享受到政策福利。”孟曉蘇說道。

在孟曉蘇看來，此次房改惠及“農民工”，不只是允許其進城購房成為“新市民”，還應該包括對原有農宅與宅基地的處置，以制度改革解決新老住房的轉化問題。

孟曉蘇指出，早在2008年10月，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明確，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規范轉讓，與城市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如今把“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提上日程，不只是允許其進城務工，而且支持其購房居住成為市民。

廉租房制度建立拖延了12年

孟曉蘇指出，上一輪房改并沒有百舉百全。

最主要的一個方面是政府在建立廉租房方面拖延了十二年，直到2010年政府才開始重視。正是因為廉租房沒有建設，低收入者被迫去買商品房。當時采取的降房價、小戶型等非政府行為，用開發商的行為替代政府的行為，但是低收入者根本承擔不起商品房價，因此十二年的空缺是遺留下的問題。后來又出臺了一系列對商品房的調控政策。

他表示，這一輪的庫存光靠現有的城市居民消化力度明顯不夠，而城鎮化遇到的問題正是農民想進城、農民進城購房難。此次中央將鼓勵農民進城購房與化解房地產庫存相結合，有利于動員地方政府以及開發企業群策群力，“財政要補貼、企業要讓利、要讓農民群眾進城住房。”這樣一來，除了化解房地產庫存，也啟動了新一輪的住房制度改革。這一輪的房改特點就是“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

“限購早就應該取消”

對于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孟曉蘇也給出自己的見解：

“我認為限購、限貸、和對商品房戶型的限制都是過時的限制性措施”。

孟曉蘇提到，當時有這么一句話：逃離北上廣、開發三四線，“為何三四線城市的庫存大？就是因為限購攪亂了市場的信號。是錯誤調控導致了市場信號的扭曲。”

在他看來，現在出現的房地產庫存加大的問題和整個房地產投資下滑到1.3%，這些都來自于過去的打壓。孟曉蘇直言，限購、限貸可歸為“懶政”，是捆綁在中國經濟身上的繩索，它所帶來的是壓制市場需求，同時也使得“供給側”成為畸形發展的形態，既打壓了消費又打壓了生產。

“限制老百姓不買房，就不漲價了嗎？”孟曉蘇提供了記者一組數據：在十年的調控之中，前五年由于不建保障房，造成房價每年上漲8.5%，在限購之后的五年，想要打壓房價卻使房價每年上漲11%。過去十年的調控，導致的結果就是房價越調越高。

孟曉蘇稱，“當時的調控認為，抑制房價上漲，那就打壓生產、抑制需求。我把這個限購比喻為打麻藥，你可以麻醉當時的市場，但你麻醉市場的同時也麻醉了開發商，造成了很多城市的供應不足。大家去到非限購城市去開發，這也是現在三四線城市庫存大的原因之一。因此限購政策早就應該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