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習近平8月17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會議提出，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從世界范圍來看，收入分配結構主要有四種形態，一是扁平型，二是啞鈴型，三是金字塔型，四是橄欖型。

世界銀行公開數據顯示：對于發達國家，英、德、法、日、韓等，其收入分配結構可均視為橄欖型，美國的收入分配結構則呈現為扁啞鈴型；對于發展中國家，印度、巴西等，其收入分配特點均是非富即窮，結構呈現為啞鈴型。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和財產存量水平很低且分配極為平均，呈現扁平型格局，但這樣的格局實際上反映了宏觀經濟整體運行的無效率。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宏觀經濟進入黃金增長期，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呈現由扁平型向金字塔型轉變的軌跡。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我國現已步入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短期視角下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和長期視角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挑戰，都反映了現階段應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訴求。

第一點：是否有空間？仍有較大空間

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其中等收入群體都占總人口數量的絕大多數，美國更是達到總人口的80%左右，歐洲地區雖然中等收入群體的占比較低，但普遍也在60%以上，英國這一數值為65%左右。

20世紀以來，通過引領兩次產業革命，美國首先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化的全部進程，緊接著又完成了從工業化向第三產業的成功轉型，其中等收入群體的崛起始于二戰結束時期，結束于里根時代，中等收入群體成員絕大多數都以公司職員為職業特征，是專業技術人員。步入后危機時代以后，隨著經濟發展進入以大數據和云計算為基礎的共享經濟時代，美國許多學者開始反思本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職業等因素的變化，但中等收入群體無疑還是在美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群體。

而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我國2010年中等收入者的絕對收入范圍是8萬-40萬元，城鎮中等收入家庭數量占城鎮居民家庭總數量的比重僅為20.1%，農村中等收入家庭數量占農村居民家庭總數量的比重更是低至1.8%，全國中等收入家庭比重僅為11.2%。

2015年，國家統計局按照兩種方法綜合界定中等收入者：一是在家庭收入中位數的50%-150%區間內，二是基于穩定享有較高生活質量指標計算出的標準區間。按照兩個標準的核定，我國中等收入者的絕對收入范圍2015年為9萬-45萬元。雖然水平有所提升，但比重變化不大，且一方面絕對收入的上下限差距仍相對較大，而就現階段物價而言，年收入9萬元與年收入45萬元生活水平應有顯著差距，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體總體占比較低?？傊c發達國家相對比，我國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空間還很大。

第二點：從哪里著力？人群，收入構成

任何經濟體在高速工業化進程中都有可能出現的社會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盡管拉美社會收入差距的內部特殊性和階段特殊性，但是我國還是應當特別注意在經濟高速發展中面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且民粹主義日漸抬頭的現階段，堅持經濟趕超的同時，尋求向橄欖型轉變的著力點，達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目標。

首先，從人群來看。我國金字塔型結構的頂層是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中間主要是較發達地區行政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專業技術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國有企業或大中型企業一般經營管理人員，小微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底層主要是欠發達地區行政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專業技術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小微企業從業人員，普通工人、農民，下崗失業人群及特困人群，這部分人占比最重，甚至達到60%左右。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據估算，這其中，有大約3億人左右處于中低收入之間的夾心層，也就是家庭收入在5萬-7萬元之間的群體，包括以發達地區的農民和農業生產經營大戶為主要組成部分的農業人口，及以專業技術人員、新型農民工、欠發達地區的公務人員、應屆高校和職業學校畢業生、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小企業創業人員等為代表的城鎮人口。下一步從金字塔型轉為橄欖型，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點在夾心層。解決好這一群體的收入分配問題，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推動我國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

其次，從收入構成看。按照統計口徑，我國居民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經營性凈收入、財產性凈收入和轉移性凈收入構成，從二次分配后的平均值來看，工資性收入是主要收入來源（占80％以上），經營性凈收入是重要收入來源（占10%左右），財產性凈收入占比較低（占4%左右），轉移性凈收入比重最低（占1%左右）。

基于二次分配后的家庭收入，我國中高等收入者與其他的收入差距首要來自于財產性凈收入，統計數據顯示中高等收入者財產性凈收入明顯偏高；緊接著來自于工資性收入，中高等收入者工資性收入明顯偏高。下一步從金字塔型轉為橄欖型，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重點在于多渠道增加財產性凈收入，促進提高居民工資性收入。

第三點：面臨哪些挑戰？隱形差距，城鄉差距，長期措施

第一，財產性收入統計口徑可能會忽略隱形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的統計中，財產性收入統計是作為我國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的四部分之一納入統計范疇的，其他三項還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然而，隨著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價格不斷飆升，現行財產性收入的統計標準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收入差距擴大的事實，使得這部分隱形收入差距在數據上未能正常表現出來。

以國家統計局可查詢的最新數據為基礎，201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為26959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僅為707元，僅占人均總收入的2.6%，這一比重按照現階段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情況而言，顯然存在低估的情況。究其原因，實際上是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統計方面存在著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目前的財產性收入統計中所包括的實物資產性收入中只包含房屋租金收入、房屋轉讓收益，而所包括的金融資產行收入中則只包括儲蓄、國債和小部分股票投資收益，而且房屋轉讓收益一直以來都存在為避稅而低報的情況。

其次，基金、股票等短線投資非常頻繁，在計算年度收益時非常難以確認，基本都沒有計入財產性收入的統計范疇內。這些統計上的問題掩蓋了財產性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加之我國目前尚未對財產性收入征收相關資本利得稅等累進稅率，這使得這部分隱形收入差距還不在稅收調控范圍之內。如何認清財產性收入的占比以及財產性收入所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如何在此基礎上形成真正的削高補低，縮小兩極收入分配差距而推動實現橄欖型社會，實際上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挑戰。

第二，城鄉差距是提升中等收入群體在總人口中比重的難題。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城鄉差距曾一度呈現不斷縮小的趨勢，以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作為基礎數據，具體而言，1978年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6倍，而發展至1985年這一數值縮小到了1.86倍，農村家庭責任承包制大大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且適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開放農村集市等措施也使農民的收入切實提升。

但自1985年以后，城鄉居民差距就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2009年達到3.3倍之高，而截至國家統計局有數據可考證的2012年，這一數值也維持在3.1倍的高水平。相關學術研討中曾有學者提出這一統計數據中存在著統計口徑方面的不合理之處，因其將沒有戶籍的農民工也作為城鎮居民家庭進行了收入統計，而不是將他們歸入農村居民家庭，這導致了一種現實與數據的悖論，即農村剩余勞動力越往城鎮轉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面對調整后的收入差距也在2.5倍左右高點的事實，即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無論在未調整的統計口徑下，還是在調整之后的統計口徑下，都揭示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事實。而從總人口的分布來看，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達到71182萬人，而鄉村人口也達到64222萬人，這勢必意味著如果鄉村人口的收入總是處于低水平，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很難突破大比率的關口。

第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政策取向基礎上，還應注重長期可持續措施的配套。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短期有效措施，而非長期可持續措施，只有繼續工業化進程與推進新型城鎮化，才是最終得以步入高收入群體的有效路徑。雖然美國、英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過中產階級的培育階段，而日本等新興發達國家也經歷過收入倍增的階段，但歸根結底這些措施能夠產生效果的原因還在于實體經濟的繁榮發展。中國目前正處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現階段當然有其至關重要的意義，但與此同時，必須堅持經濟趕超戰略，在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以宏觀經濟的騰飛和發展作為基礎，才是提升全民人均收入的長期有效路徑。

（作者蘇京春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共生態經濟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對外經貿大學開放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著有《論中等收入階段的收入分配》《行為公共政策》等，譯著有《通往衰敗之路》《經濟奇點》《經濟學家時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