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納金，原本是一種行政“執行罰”，只能發生在國家行使公共權力的過程中，也只能由行政機關收取。但在該案中，中國銀行起訴信用卡欠費人，要求其歸還本金37.5萬元、按每日萬分之五的利率計算的利息，以及每個月高達5%的滯納金。這就相當于年利率高達78%。

根據《合同法》、《商業銀行法》，貸款利率是受法律限制的。最高人民法院也在關于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中明確：最高年利率不得超過24%，否則就算“高利貸”。中國人民銀行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發卡銀行對貸記卡持卡人未償還最低還款額的行為，應當按最低還款額未還部分的5%收取滯納金。

法官因此引述《憲法》第33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從“平等權”等多個層面，提出應對法律做系統性解釋，認為“商業銀行錯誤將相關職能部門的規定作為自身高利、高息的依據，這有違于《合同法》及《商業銀行法》的規定”，從而最終駁回了銀行有關滯納金的訴訟請求。

長期以來，憲法本身卻被有意無意地“抽象化”了，甚至“判決不引述憲法”成為一些人標榜的司法專業主義。要知道，“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要落實憲法的權威，就要讓憲法走出教科書，走出廊廟，走進司法判決中，讓公民嘗到憲法的“甜味”。

這次有關信用卡滯納金的判決，其實在一定意義上，是法院依據憲法、法律，對于中國人民銀行的“紅頭文件”做出司法審查。

“紅頭文件”理應被放在憲法、法律的尺子下量一量、看一看：文件有沒有越權？有沒有損害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