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海昏侯墓發掘的消息尚未在媒體上公布時，早已在學術圈內傳開，數千枚竹簡的內容最令學人遐想，成為同道們的談資。電梯里遇到做唐代專業的C老師，他關心地問了問情況：“就是被霍光廢掉的那個昌邑王吧？”當我告訴他出了將近三千枚簡，C老師瞪大了他那本來就很大的眼睛——畢竟我們都是古文獻的同好。

伴隨史家定論為淫逸無度的劉賀下葬的，到底有什么書？J教授在餐桌上推測：按照以前所出戰國西漢簡帛書籍的大勢，《老子》很可能是有的；X博士說：這么高等級的墓，很可能有《堪輿》……隨著當地考古部門的大肆鼓吹“全面超過馬王堆”，期待值不斷飆升；不久卻又被出了一些奏折的副本、農書和保健養生書的報道弄得大失所望，后來知道，古書遺物并非僅止于此。

從業人員的心情，大概一般人也很難體會——這似乎有些類似看體育比賽的起伏，不愛好那門運動的人，對粉絲瘋狂式的呼號、沮喪決然無法共情。一般的正常問題是，出了幾塊馬蹄金、幾噸五銖錢？只消看看某度搜索你打上“海昏侯”之后跳出來的自動提示，就容易明白，這些金燦燦、明晃晃，閃耀著價值光輝的遺物，才是真正古今相通、不需任何譯釋的東西——臺北故宮翠玉白菜、肉形石前的人流永遠多過毛公鼎前，其理一也。

11月14日發現的那件稀罕的孔子事跡漆屏風，似乎是墓中溝通“雅俗”的唯一結合體。漢代以來，刻石、畫像、雕塑的先圣形象不計其數，但西漢屏風上先圣畫像，據陋見所及，似乎尚為僅見。而且漆木器上的圖畫，比起漢畫像石上的一定更加鮮明直觀，可惜所有的報道附圖，都因為種種原因，難以看清實質性的形象。據零星的信息，也足以令人引發興趣。漢代去古未遠，當時人到底怎么想像孔子？

據說，屏風上記載的孔子身高是“七尺九”，以西漢尺推算約為1.82米。這是一個普通成年男性的身高，也基本能與《荀子》說的“仲尼長”相符合，卻和《史記》給出的“九尺有六寸”（約合2.2米）相去太多。司馬遷所言，大約是當時傳說的一種，一般認為出于孔子被圣化的一種需要。其實與孟子同時、身長“九尺四寸”的曹交，說過“文王十尺、湯九尺”的話，曹交自然沒有見過文王和湯，所言當虛；值得注意的，倒是戰國時候的山東一帶，真有身高兩米出頭的巨人。可見九尺六寸的數字雖然略嫌夸張，但和屏風的七尺九相比，究竟哪個更接近孔子的真實身高，還是不能確切知曉的。《呂氏春秋》不是說孔子能舉起國門之關（門閂）么！恐怕在這種問題上，并不能以慣常的思維模式去推斷一切。

孔子像暫未看到，卻在微信的推送中看到了一張屏風文字題記的照片。和考古部門在正式報告發布之前刊發資料的慣例一樣，這張圖也是羞羞答答、半遮半蓋（也有污痕未清的緣故），難以通讀全部內容，但從我窮極目力辨出的這些很可能與實際有出入的文字里，還是可以知道屏風題記價值的極不一般：“叔梁紇”（孔子父名）、“……自齊多來學焉。孔子弟子顏回、子……”、“凡□六十三（此句似言從學弟子數），當此亡□周室□王”，“……夷吾……”，不但講到了孔子的身世、名族，也講到了他的經歷，尤其是授徒講學的故事，恐怕也有他的若干言論記載，甚或題記作者出于自身立場的敘述和評論，想來對于孔子的研究，這屏風的意義舉足輕重——雖然它晚于《史記·孔子世家》，篇幅也不可能相提并論，卻仍然是西漢人對孔子身世貫通性記載的一篇重要文章。題記墨書、墨欄，顯然是模仿簡冊樣式。根據一般的常識，這篇題記，很可能就是從簡冊上迻錄的，也許未嘗不可以看作縮略版的《孔子世家》。

據知情先生透露，海昏侯墓是出了《論語》的，可見墓主人劉賀對儒家典籍尤其是與孔子相關的著作特別重視，除了獨尊儒術的大風氣之外，個人的喜好恐怕也是重要一面。《漢書》記載郎中令龔遂曾借覆瓦下的蒼蠅屎為題，對劉賀大加勸諫，要他遠離讒佞、故舊，并引用劉賀曾經讀過的《詩經·青蠅》作譬，亦可見劉賀對儒籍的熟稔。不知劉賀讀過的這部《詩經》，今在墓中否？

屏風上現在能夠注意到的，最令人吃驚的一句話是：“魯昭公六年，孔子蓋卅（三十）矣”。這句話位于刊發照片的中部，文字最為清晰，前一句由“也”字結句，所以斷讀當沒有問題。據天文學史和年歷學權威張培瑜教授《孔子生卒的中歷和公歷日期》總結，文獻中關于孔子生年只有兩種講法，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公羊傳》《穀梁傳》）和魯襄公二十二年（《史記·孔子世家》），除此之外別無他說。張培瑜的討論結果是以《史記》記載為可信（這也是過去的主流意見），一年之差可能是歷法的原因造成，孔子的誕辰公歷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看來，孔子的誕生年，自來并沒有太嚴重的出入，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系年》甚至明確表態孔子生辰無關大局。

但屏風上的記載，實在是出入得大了一點。魯昭公六年是公元前536年，距離三種文獻記載的孔子生年，才有十五六年。一開始我看到的那張照片比較小，圖上的“卅”似乎像“廿”，所以覺得還可以用“約舉成數”來解釋（而且有個“蓋”字可以搪塞）；及至看到一張更清晰的照片，才確信一定是“卅”。難道是舊說錯了，孔子生年要提前十五年左右？還是屏風題記本身錯了，無需當真？這些斷想，大概只有當我們看到題記全文，才能有個了斷，這也是研究出土文獻的樂趣所在。不過要知道，《公羊傳》《穀梁傳》以及《史記》的寫定或著成都在西漢，在這一點上，屏風的著作時代層次基本相埒，似乎還不容小覷呢。

（本文摘自《文匯報》2015年12月13日，原題《屏風上的斷想》，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