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由上海大學歷史系主辦、上海大學中國史高原學科承辦的“情報戰與近代中國學術會議”在上大舉行。特別的是，楊帆之女楊小朝，涂作潮之子涂勝華，張冠夫之子張守榮（戴笠外甥）這三位情報人員的后人也做客上大。

“楊帆是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1955年‘潘楊事件’當事人之一。涂作潮是中共隱蔽戰線上的杰出人物，中共上海電臺的建立者之一。而戴笠是國民黨軍統局局長，張冠夫也是陸軍少將。”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威告訴澎湃新聞，此番會議特別邀請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情報人員的后代參加會議，分別講述他們父輩的故事。

涂作潮之子：他如何讓收音機變成無形收報機

根據英雄發報員李俠的真實故事攝制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讓不少人印象深刻：主人公李俠為什么抱著臥室內的收音機上樓去收發報？在日寇闖入時，為什么就是找不到情報戰中的“核心”收報機？

李俠真名李白。在現實中，教其機務技術的師父正是中共隱蔽戰線的技術“深喉”涂作潮。1939年冬天，涂作潮在上海威海路338號開辦了福聲無線電公司，以修理收音機作掩護，制作、維修、隱蔽中共在上海的多處秘密電臺。涂作潮的公開身份是老板兼師傅，李白的公開身份則是賬房先生兼學徒。

涂勝華為影片揭秘——因為涂作潮的發現，一根大約10厘米長、僅花費一分錢的細銅絲就成就了收音機“變身”無形收報機的秘密。

涂勝華說，收音機和收報機的相同點是它們都能接受信號，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收報機有接受等幅波的差頻振蕩器，而收音機沒有。“如果想讓收音機收報也可以，那就得在收音機中加裝差頻振蕩器。”而在1940年，涂作潮在培訓李白期間就發明了用一根10厘米長的普通細電線臨時充作差頻振蕩器。“這恐怕是全世界最廉價的間諜收報機了。”

“如果涂作潮凡是按照教科書辦事，則永遠不會有這項發明，因為教科書對于中頻再生引起的二次振蕩，或者中頻再生造成的嘯叫，自打有了超外差技術那天起就存在的中頻再生，必須消除之，絕無廢物利用或者變廢為寶的道理。”涂勝華說，但涂作潮卻逆向思維加以利用，發現了中頻再生現象可以臨時充作差頻振蕩器的秘密。

于是就有了電影中有一幕，闖進來的日寇摸著仍然散發著余熱的收音機問：半夜三更聽什么收音機？原來，在日寇闖進前的剎那，李白松開了那個竹夾子，把那根10厘米長的細電線丟在什么地方。于是，臨時的差頻振蕩器就蕩然無存了。“無形收報機”也變回普通的家用收音機了。

楊帆之女：他晚年瘋瘋癲癲，都不認得母親

對于楊帆這位父親，楊小朝感慨：“自從懂事后，我就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反革命父親。‘文革’后事情更‘明朗’了，他又被貼上了‘內奸’的標簽。我就疑惑，父親是怎么變成反革命的？”

楊小朝回憶道，1954年父親出事，家人從此失去了他的消息。直到1976年，楊小朝的一個同班同學告訴她說，楊帆可能在湖北沙洋農場。于是在1978年，楊小朝的母親帶著弟弟一路顛簸來到湖北沙洋農場，終于見到了楊帆。

“然而此時的他已經瘋瘋癲癲，都不認得母親了。”楊小朝說，“當地農場干部說他（指楊帆）來的時候化名了，而且上面交代這是個孤老頭，沒有家屬的，還要注意他的行動，不準寫東西，寄信件。”

當時楊帆全身器官衰竭，楊小朝的母親趕緊寫信到中央，要求把楊帆接回上海治療。1979年楊帆回到上海。“當時的上海領導，不排除一些對父親‘落井下石’的。但因為中央有明確指示，所以還是把父親接到上海來。”楊小朝說，父親后來住院于華山醫院，她們三個女兒化妝成護士，輪流照顧他。“盡管父親有‘帽子’，還是有人來看望。在華山醫院，父親的病一點一點調理過來了。”

“父親第一次平反是1980年前后。”一天，公安部派兩位同志來家里宣讀了楊帆的平反書。平反書說：“反革命分子”跟楊帆無關，應予平反；“內奸”問題，根本沒有的事，應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間，在潘漢年領導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錯誤是嚴重的。

“這樣‘帶尾巴’的結論，母親說不能讓父親知道。因為父親當時雙眼幾近失明，念平反書的時候就沒有把結尾念給他聽。” 楊小朝說，這是父親的第一次平反。“但這‘尾巴’直到第三次才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