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新疆壁畫殘片，主要由斯坦因在1906至1908年間的第二次中亞探險時所獲。其中的一組壁畫殘片是來源于焉耆的錫格芯地面寺院的裝飾帶。是斯坦因直接從一禮拜窟里獲取的，他還為此遺址以當地維吾爾語“Ming-oi”（千佛洞，明屋遺址）取名。其地點是在距離今日的克茲沙爾60公里左右的村莊北面山脊上。

1907年，考古團隊發現明屋（寺院）遺址（左圖）。2008年，同樣地點同一視角（右圖)。

這組大約在8到9世紀之間繪制的壁畫原是在禮拜窟的外墻的墻根處，是一幅近三米半長的，具有連續紋樣的裝飾畫。殘片系列展示了佛徒所從事的各種活動: 比如有的在接受傳經、有的和子弟們在一起、有的坐在石窟里書寫。盡管這一系列壁畫色彩豐富，但比起在同一禮拜窟里發現的另兩幅大型壁畫仍有遜色。這兩幅壁畫現存于圣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冬宮）博物館。相比較之下，斯坦因的壁畫是位于禮拜窟的內室的后墻，其位置相對不太引人注目。雖然此畫在色彩和內容上都不太突出，但作者認為這件壁畫還是相當重要的。本文試圖重新排布斯坦因所發現的那個禮拜窟原址里的壁畫，并且從克孜爾千佛窟藝術整體性的角度探討它們之間的一些主題和景觀特點。

大英博物館所藏來自中亞的藝術及手工藝珍品聞名世界，在很多方面獨一無二。這些藏品主要來自生于匈牙利的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2），也有部分來自東方學者魯道夫·霍恩勒（Rudolph Hoernle，1841-1918）以及1922年至1924年間駐喀什的英國領事克拉蒙特· 帕西瓦爾· 斯克蘭爵士（Sir Clarmont Percival Skrine，1888-1974）。

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簡稱斯坦因。世界著名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之一。

斯坦因生于布達佩斯，先后求學于維也納、萊比錫、圖賓根、牛津以及倫敦的多所大學。1888年，他在印度被任命為拉合爾東方學院院長，而在之后的10年中，斯坦因開始醞釀他在中印兩國間那些鮮為人知之地的考古探險計劃。盡管他不懂中文，但他是一個公認的梵文及佛教古跡方面的專家。斯坦因第一次重要的中亞考察（1900-1901）去了南絲綢之路上的和田地區。幾年以后，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共同資助了他的第二次遠征（1906-1909），讓他有機會再次造訪和田。

 絲綢之路的地圖。

從那里，斯坦因繼續穿越羅布泊，到達樓蘭直至最后抵達敦煌。盡管斯坦因于甘肅敦煌千佛窟的那些發現最為著名，但其實他在今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塊地域的考察和發掘，遠遠占據了他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注意力。

斯坦因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北部邊緣一帶的發掘很有限，看起來很可能是斯坦因故意遠離龜茲及吐魯番地區的遺址，因為那里是德國和俄羅斯探險家所活躍的地方。盡管如此，斯坦因在第二次絲綢之路之旅中，還是來到了北絲綢之路上，龜茲以東的焉耆遺址。在那里一個斯坦因以當地維吾爾語“Ming-oi”（千佛洞，明屋遺址）取名的大型遺址里，他獲取了一組來源于裝飾帶的壁畫，其與克孜爾石窟寺中的壁畫有關，這也是本文想要探討的話題。

新疆的壁畫殘片

壁畫殘片是斯坦因絲綢之路沿途發現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大英博物館總共收藏了約50件來自新疆地區的小型壁畫殘片。其中大部分來自和田周圍的遺址——于闐卡達里克(Khadalik)和丹丹烏里克（Dandan-oilik）。大英博物館館藏中沒有來自甘肅敦煌的壁畫。而除了明屋遺址的壁畫外，斯坦因所發現的所有其他大型壁畫都保存在新德里的國家博物館里。

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小型壁畫殘片中有些有著同樣的坐佛母題，但它們來自于不同的遺址——和田地區的于闐卡達里克和丹丹烏里克遺址。丹丹烏里克遺址的另外三塊有著同樣坐佛圖案的殘片則被柏林國家博物館收藏。不同遺址重復出現坐佛圖案，數量巨大且借助模板繪制，證明了該母題廣為人們所歡迎，以及大乘佛教教導信徒通過大量繪制佛的形象來積累功德的理念。

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其他殘片印證了和田壁畫的高超水準。由斯克蘭領事在1920年代獲取的一幅暫且認定為公元6世紀左右的畫面中，描繪了一只菩薩的手端著一只碗。另一幅描繪了一只佛手拿著一根孔雀羽毛……孔雀是佛教中的圣鳥之一，其也出現在克孜爾壁畫中。兩幅畫中所描繪的手在風格上顯示出顯著的差異：盡管菩薩的手由淡粉色的陰影塑造襯托，而白色的高光給衣服的質地增強了觸感，但在佛手的繪畫處理上更加線性和平面，這顯示出受到了更強的中原影響。

圖為大英博物館理事會藏和田壁畫。

另一幅繪有長著翅膀的天人壁畫明顯受到了希臘文化的影響，它由斯坦因在南絲綢之路上米蘭遺址中的一個佛寺遺址中找到。長著翅膀的天人形象最初是隨著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一路東來，來到阿富汗北部和巴基斯坦，再從那里沿著絲綢之路到達中國西北。斯坦因認為米蘭壁畫繪制于約公元3世紀左右。今天，它們被新德里國家博物館收藏。在克孜爾第38號窟的天頂壁畫中同樣可看到長著翅膀的天人形象。畫面描繪的是一個“天使”，其為了抓住一個墜落的人而降臨。克孜爾第227號窟還有另一處長著翅膀的天人形象。

長著翅膀的天人形象。

除此之外，奧萊爾·斯坦因還在明屋的一處遺址中找到了一尊泥武士，這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解讀克孜爾石窟中的壁畫。克孜爾第14號窟，即所謂的“煙囪窟”描繪了一個身穿盔甲的騎士——他的頭上有一個光環——騎在一匹白馬上。這個人物造型可能表現的是悉達多離開他父王的宮殿，去尋找精神上的超越。而此處的關鍵點在于這位騎士身上的盔甲：克孜爾壁畫中描繪的這位騎士與明屋的泥武士穿著類似的盔甲。這尊泥武士被認為誕生于公元6到7世紀，它是一大批用模具翻制出的士兵雕塑之一。顏料的痕跡表明，這批雕塑一開始被刷上了亮麗的色彩。像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武士一樣，泥武士鱗甲的短上衣采用雙排縫合的樣式，以交叉的綠色條紋著色。水平的條紋、盔甲鱗片的質感（等）表明，當時的工匠和畫家的腦海中有著同樣的來自當地的原型，即一副長長的盔甲，讓人想起薩珊王朝或者說伊朗士兵的模樣。

克孜爾壁畫是明屋遺址壁畫的“前輩”

盡管大英博物館的這組壁畫與（俄羅斯探險家）謝爾蓋·奧爾登伯格(Sergey Oldenburg)1909年找到的那兩組比起來，筆觸要粗糙得多，但大英博物館的這組裝飾帶的非凡意義在于其借鑒了早先的克孜爾石窟壁畫，兩者之間有著相似的風格。比如，克孜爾壁畫中給畫面增添生氣的動物圖案往往出現在構圖的外邊緣。明屋（寺院）北墻上的一只山羊也被以同樣的方式畫在右邊的那幅壁畫上。

明屋（寺院）遺址北墻壁畫上的山羊。

明屋遺址北墻壁畫。

此外，（克孜爾壁畫與明屋遺址壁畫）描繪僧侶們受教于高僧的畫面也同樣經常有著相似的構圖。通常是一位高僧朝著一群門徒或一個學生向前或者一旁屈身，門徒或學生則尊敬地仰視高僧、雙手抬起、合十。舉例而言，可以在明屋的東墻和西墻的壁畫中以及克孜爾壁畫中看到這些構圖圖案。

明屋遺址西墻壁畫。

總之，我們已經看到克孜爾石窟是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佛教石窟建筑群（約鑿建于公元3世紀到7世紀），其壁畫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母題庫、各種構圖模式和多種多樣的風格。克孜爾石窟壁畫對之后絲綢之路壁畫及其他壁畫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和起點。克孜爾壁畫研究對理解其后中亞藝術的發展十分關鍵。最后，盡管斯坦因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和探險家總是因為他們將珍貴的考古發現從其故鄉剝離而備受指責，但斯坦因的觀察、詳細的報告和記錄卻正在提供一批無比珍貴的信息資料。這些資料關于那時一個鮮為人知而又非常危險的地域，然而那個地域在它的時代，曾經是佛教世界的中心。

（作者系英國大英博物館中國及中亞收藏部主任，本文系節選，姜岑翻譯，由中國美術學院供稿。）